在華東野戰軍中，葉飛、陶勇、王必成，并稱為“葉王陶”。不了解的人，還以為這是一個人的名字，實際上是華野三大戰将。
新中國成立後，他們當中葉飛被評為正兵團級，授予上将；陶勇、王必成分别評為副兵團級，授予中将。對于王必成“鬧軍銜”，事實果真如此嗎？
葉飛、陶勇、王必成在抗戰時期，就直接在粟裕的直接上司下打仗，解放戰争時期更是如此。
1947年1月，山東山野戰軍與華中野戰軍合并後，葉飛繼續擔任1縱司令，陶勇擔任4縱司令，王必成擔任6縱司令。
在抗戰結束到華野成立的一年多時間裡，葉飛指揮縱隊隸屬于山東野戰軍，而陶勇、王必成屬于華中野戰軍。原本葉飛縱隊要北上東北作戰，抵達山東後，因為形勢變化而留在山東，編入山東野戰軍。
相比在華中打仗，葉飛縱隊在山東打得不順手，第一部隊都是南方人，飲食習慣有差異，作戰方面雖然陳老總一直是自己老上司，實際上他更多在粟裕直接上司下打仗更多，南方部隊與山東部隊在一起打仗還因為生活習慣不同，鬧過不團結。
不過，得知山東老百姓把最好的糧食給縱隊後，大家在思想上也是有不小轉變，而且增加更多了解，從不團結走向團結。作戰方面，打消耗戰、擊潰戰多，殲滅戰少，而且有傷亡補充不及時。是以華野成立後，從中原突圍出來的皮定均部一直配屬1縱作戰。
說到王必成在華中打仗很硬，尤其在抗戰勝利後，多次與國民黨軍精銳較量，參加淮陰保衛戰、漣水保衛戰等。由于打了很多硬仗，部隊損失不小，在後來的戰争中補充了不少俘虜兵。像在萊蕪戰役中，有一個很明顯的戰績，6縱俘虜的敵人最多，
俘虜成為解放戰士，雖然有戰鬥經驗，但紀律性差，打紅了眼就不太講究戰術。為此，陳粟首長将魯南軍區副司令郭化若調去擔任副司令，在紀律方面和戰術訓練方面多下功夫。當時縱隊已經有副司令，他就是皮定均。一個縱隊安排兩位副司令，在當時所有縱隊中也是少見的現象。
盡管紀律差一點，這并非主官能力不行，一支部隊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解放戰士，就是放到哪支部隊也需時間來改造和整訓。責任并不能怪在王必成身上，軍事幹部負責打仗，政治紀律工作等都是政委來負責。當時的政委額是江渭清，在軍隊時間不長，上級調郭化若更多負責軍政工作。
6縱在孟良崮戰役、豫東戰役、淮海戰役中發揮的作用很大。
1949年，部隊改編後，他被提拔為兵團副司令。新中國成立後，兩次進軍事學院學習，擔任志願軍兵團副司令、代司令等職。1955年，接替郭化若擔任上級警備區司令。1960年調任南京軍區任副司令，再次接替郭化若負責軍事訓練工作。
1952年，他被評為副兵團級，根據他的資曆和戰績，絲毫不遜色其他将領。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有人說他鬧軍銜，甚至找老首長譚震林等。對于事情真僞，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就是，王必成是一個少言寡語的将領。
跟他接觸過的人，都了解這一點。他心裡有戰友，但表面不熱情。葉飛曾經說過一件事，他邀請粟裕、葉飛、陶勇合影，而且把相片洗出來，弄上相框給大家。最重要的一點是，葉飛說他居功不自傲，打仗不太理想，反而有些抑郁，如漣水保衛戰。
這樣一位能征慣戰的将領，怎麼也不可能與“鬧軍銜”沾邊。
軍銜的評定，不僅僅考慮資曆、職務、軍功、品德，還有“山頭”。追根溯源，王必成、陶勇都是紅四方面軍出身的将領。考慮到“山頭”平衡，上将名額有限。10位紅四方面軍的将領被授予上将，如許世友、王宏坤、陳再道、王建安、洪學智、謝富治、王新亭、傅鐘、周全純、陳錫聯。
他們10位中，隻有陳錫聯在紅軍時期擔任過師職，其他都是軍級，如軍政治部主任、軍長等。陳錫聯之是以被授予上将，人家在二野擔任兵團司令，戰績斐然，而且各方面條件也是達标的。
如果說王必成符合上将标準，陶勇也不差，二野王近山的戰績更突出了，他們都是紅四方面軍出身。不得不說四方面軍戰将太多，如果隻按職務、戰功來授予軍銜，相信上将裡都是紅1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将領。
新中國成立後，他的職務也是出類拔萃的，1971年擔任昆明軍區司令，1979年擔任武漢軍區司令，後因身體因為退居擔任軍科院副院長，到八十年代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