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日落之後将三百塊大洋送到西土地廟香爐底下，錢到人歸！”。
1933年3月的一個深夜，山東乳山市牟平縣徐家鎮黃疃村大地主劉岐峰遭人綁架，家人在院中發現一封劫匪留下的信。
看完信的劉家人是驚慌不已，深怕一個不慎，惹怒了綁匪，自己老爺被撕票，他們立馬想方設法籌錢。
當他們按照綁匪的要求，把300大洋放到土地廟後，綁匪真的把人給放了回來。
就在大家驚喜綁匪講誠信時，有人又在過道裡發現了一封信，這封信，是劉岐峰的兒子劉經三所寫。
在信中，他自稱“不孝男”，并言明這300大洋，是他向父親“暫借”，還說若将來事業有成，必加倍奉還。
看到信，劉家的衆人很憤怒，兒子綁架老子？哪有這樣的道理？都是一家人，需要用錢，為什麼不明說？
然而，劉岐峰看完信，卻是哈哈大笑，他絲毫不介意兒子的作為，反而多次在朋友面前誇獎他，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兒子，拿着這筆錢，幹什麼去了！
劉經三，本名劉炳禮，經三是他的字。
劉家在牟平縣，是名門望族，其父劉岐峰，是晚清秀才，而且醫術了得，家裡開着藥鋪和缫絲廠，雖不能說大富大貴，但在縣裡，也是排得上号的大财主。
更為難得的是，劉岐峰此人懸壺濟世，樂善好施，在鄉間名望極高，還曾被鄉民們推舉，擔任鄉長一職。
劉經三是劉岐峰的長子，從小被父親給予厚望，在錦衣玉食中長大，然而，他卻跟别的富家子不同。
他從來沒有看不起窮苦人家的孩子，反而經常跟他們一起玩，若是有人欺負窮苦小孩，他也總是站出來替他們抱不平，也是是以，劉經三成了村裡的孩子王。
1922年，劉經三離開村子，前往濟南育英中學讀書，在這裡，他參加過學生運動，也接觸到了一些革命思想，雖未是以走上革命之路，但對他的觸動卻極大。
從濟南回來後，劉經三投身教育行業，曾出任牟平縣教育委員、瑞泉中學校董等職，後來，他又跟着父親經商、經營藥鋪，還“子承父業”，也當上了鄉長。
1929年春，劉經三參加牟平縣各鄉鄉長會議，會議之上，縣長郭培武極力為濫殺無辜、橫征暴斂的部下開脫，這讓劉經三憤慨不已。
他絲毫沒給這個縣長面子，當面怒怼道：“縣長大人，好賤的人命啊，如果你被打死了，賠償1000行不行?”。
此言一出，全場嘩然，郭培武更是面紅耳赤，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因為怒怼縣長一事，郭培武在牟平縣出了名，也是是以，他被懷恨在心的郭培武安了“三條罪名”，要把他法辦，無奈，劉經三隻能背井離鄉，逃到關東避難！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短短3個月，東三省便落入日寇之手，這讓郭培武痛心疾首，回到家鄉後，他開始關注時事，并跟當地的共産黨人有了接觸。
1932年秋，24歲的劉經三，加入了共産黨，開始為革命事業奮鬥，因為表現出色，1933年1月，牟平縣委成立時，他被任命為第一任縣委書記。
上任後，劉經三多次發動和上司膠東南部沿海一帶的農、漁、鹽民同官府進行鬥争，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2個月後，膠東特委成立，劉經三被任命為組織委員，他與特委書記張靜源，在霄龍寺開辦了一家“雞鴨公司”，一方面賺錢為組織提供經費，一方面以此做掩護，來印刷宣傳資料，密藏、轉運槍支彈藥等等。
膠東特委初建之時，困頓至極，雖說“雞鴨公司”能提供一部分經費，但依舊杯水車薪，無奈，劉經三隻能一次次從家裡拿錢，支援革命。
可即便如此，膠東特委還是經費奇缺，怎麼辦？思來想去，他把主意打到了自己父親劉岐峰的頭上！
作為劉岐峰的兒子，家裡的情況，劉經三自然知曉，他知道父親手裡有一筆積蓄，這筆錢是用來防備不時之需的。
雖說老爺子開明，但劉經三也清楚，這是全家人的保命錢，自己明着要，老爺子一定不給，于是，他便開始謀劃“綁票”。
當他跟同志們說出自己的想法，在場的所有人都表示反對，因為他為了革命，已經犧牲太多了，可劉經三執意如此做，同志們隻能聽命行事。
1933年3月的一個晚上，劉經三帶着兩名同志來到自己家門口，讓他們去敲門，自己則躲了起來。
果然，聽見敲門聲，老父親劉岐峰便出來開門了，兩名同志用刀抵着老爺子，然後給他套上麻袋扛走，“綁票”成功！
緊接着，便發生了文章開頭，家人在院子裡撿到“綁匪”勒索300大洋的信。
在拿到這筆錢後，劉經三對老父是愧疚不已，這才寫信說明“綁架”緣由，好在老父親是知道他的，并未是以怪罪。
有了這300大洋，膠東特委迅速發展壯大，可惜好景不長，1933年7月，霄龍寺秘密聯絡站暴露，作為“老闆”的劉經三，也遭到了通緝，不得不轉入地下。
1933年10月，又發生了一件令劉經三痛徹心扉的事情，他的親密戰友張靜源，被混進黨組織的投機分子暗殺，犧牲時年僅32歲。
懷着滿腔憤恨，劉經三親自帶着“打狗隊”，懲治了這名叛徒，但可惜，他的戰友永遠也活不過來了。
更令劉經三着急的是，張靜源犧牲後，膠東特委便與上級失去了聯系，在召開膠東7縣的代表會議，安排好工作後，劉經三隻身前往天津、北平尋找黨組織。
經過一個多月的奔波，劉經三終于與北方局取得了聯系，當了解到膠東特委的情況後，北方局立馬派了一位名叫常子健的同志，去膠東指導、協助劉經三等人工作。
1934年2月，膠東特委重建，劉經三又重新投入到危險緊張的地下鬥争中來。
當時，劉經三擔任宣傳委員群組織委員兩個職務，由于活動頻繁，他再次引起了國民黨特務們的注意。
1933年9月23日，劉經三與張連珠、李厚生兩位同志，在巡視黨組織的路上被逮捕。
被捕後，為“犧牲最小化”，劉經三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并宣稱不認識張連珠、李厚生二人。
最終，張連珠、李厚生被無罪釋放，他則成了反動派審訊的重點對象，甚至都驚動了當時的國民黨山東省省長韓複榘，當劉經三被押送到濟南後，韓複榘還曾親自審訊他。
面對韓複榘，劉經三表現的不卑不亢，他認為，韓複榘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對于所謂的“清除異黨”，也未必會認真執行。
為騙取韓複渠的信任，他供出了“已”離開膠東的2名同志宋心一和張一民，韓複渠果然上當，當場做出批複，說“劉經三年幼無知，是誤入歧途”，把他打發到檢討院檢討去了。
這一關，就是3年多時間，直到1936年2月，他才被放出來。
出獄後，他匆匆傳回家鄉，可回去後，卻聽到了一個讓他呆立當場的消息，由于自己的“出賣”，宋心一和張一民被捕入獄。
原來，在供出二人之前，劉經三曾給二人寫信，讓他們離開膠東，然而，他卻忽略了一點，那就是信件傳遞的速度，遠沒有沒有電話快。
在他供出二人後，濟南的反動派，立馬給牟平的國民政府打了電話，二人還未收到劉經三的信，便慘遭逮捕。
因為這件事，劉經三被同志們視為叛徒，回到老家好久，上級組織沒聯系過他，下級的同志們，也不來找他，這讓他愈加痛苦。
為了弄清楚問題，也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經過深思熟慮，劉經三在未告知家人的情況下，一個人離開牟平，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途。
經過數月的輾轉奔波，1937年2月，他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并被送進了抗大學習。
到延安後，劉經三沒有隐瞞自己的情況，而是向組織寫了報告，如實的述說了自己被捕後的事情。
對此，組織很快對他的事情定了性——即便是為了營救同志，也絕不能違反原則，在組織的教育下，他漸漸放下了包袱，全身心投入學習。
從抗大畢業後，劉經三留在了延安工作，表現也很不錯，誰料這年8月，他卻意外喪生了。
當時，天氣悶熱，酷暑難耐，因為熱的實在受不了，有不少同志，都去延河洗澡納涼。
見延河裡人多，不谙水性的劉經三也下了河，結果被湍急的水流沖進一個漩渦，等救上來時，已經溺水身亡，年僅31歲。
值得一提的是，劉家除了劉經三，還有2人參加了革命。
一個是劉經三的弟弟劉經五，他于1944年入黨，并參加了膠東的八路軍部隊。
解放戰争打響後，劉經五跟随部隊奔赴東北戰場，在攻打四平時壯烈犧牲，死時跟哥哥一樣，也是31歲。
另一個是劉經三的兒子劉喜璞，他15歲入黨，16歲參軍，參加過多場戰役戰鬥，還曾身負重傷。
1958年，劉喜璞因舊傷複發離開人世，年僅29歲。
因為劉經三曾經過檢討院，在建國後，他一度被認為是叛徒，浩劫期間，他的家人還是以遭了不少罪。
好在一點，最後事情查清了，也證明了劉經三是一名好同志，1983年，國家為劉經三頒發了烈士證書，若他泉下有知，也一定很開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