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濬，字雪竹，湖北随州人。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将。先後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省綏靖主任、軍事委員會軍法執法總監、湖北省參議會議長等職。何成濬早年追随黃興、孫中山等人從事反清反袁革命活動。因善于聯絡溝通而被孫中山倚重。1917年，孫中山前往廣州召集國會，組織護法軍政府，賦予何成濬負責聯絡各省軍隊之責，囑托其注意控長江上下遊、關天下安危之湖北省。當是時，湖北革命武力碩果僅存者，為駐荊州沙市一帶之石星川師。何成濬即前往沙市，“力加策動，獨立之旗遂以樹立”。1920年，何成濬以孫中山代表名義駐長沙，與時任湖南省督軍譚延闿接洽，并兼負聯絡四川、湖北兩省責任。1922年又奉命前往雲南遊說地方實力派唐繼堯。
何成濬與蔣介石的直接關系開始于孫中山時代，二人曾在許崇智的粵軍共事，參加過援閩工作。孫中山去世後，在國民黨内的競逐中，蔣介石逐漸崛起。1926年北伐軍興，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以何成濬為總司令部之總參議，二人成為直接的上下級。北伐時期，何成濬在閻錫山加入北伐、張學良易幟、徐源泉收編等事件上均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幫助國民政府聯絡地方實力派的主要人物，經其收編、拉攏的地方實力派較多。
1926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形式上統一中國。然其内部以擁蔣與反蔣為主要内容的派系之争不斷。在此時的政壇，尤其是在反蔣派看來，何成濬是堅定的擁蔣、助蔣者。1929年，蔣馮大戰前夕，馮玉祥對各種軍政力量的政治選擇有如下分析：
李任潮因調停大局，為蔣監禁，此後孰敢入京。蔣之此舉，無異自殺。蔣聯張漢卿以為己助，又安知張不聯他人以攻之耶。唐孟潇，蔣之勁敵也，高視闊步，志不在小，小則據有二湖，大則取之以代，顧蔣欲利用之，以濟大事，豈不等于夢想。至朱培德、缪培南等，則汪氏之心腹也。劉峙、顧祝同等，則何應欽之舊部也。雲、貴、四川諸省，則與蔣素無關系者也。是蔣氏現之所恃者，僅陳果夫、劉紀文、何成濬輩耳，何足道哉。
李任潮指李濟深，張漢卿指張學良，唐孟潇指唐生智，汪氏指汪精衛。馮玉祥立論重點在于蔣介石力量有限，擁蔣陣營派系複雜，反蔣大有可為，同時用對比方式襯托出何成濬之擁蔣。在馮玉祥看來，何成濬擁蔣甚至在劉峙、顧祝同等黃埔嫡系之上。當時馮玉祥正積極反蔣，需要知己知彼，其所言雖未必全為事實，但其分析至少是嚴肅而認真的。
1933年，《民間周報》較長的描述了何成濬的擁蔣史。其文稱：
何成濬是何等樣人？很值得介紹。他原是北洋軍閥的餘孽，小有才幹，善于觀風望勢。北伐成功後，北洋軍閥倒台，便投降老蔣搖身一變，成為蔣氏不叛之臣，與何應欽稱為蔣的左右二膀。倘若有軍事發生，老蔣又須坐鎮後方，前方的軍事，就交與二何打理。
何成濬早年即加入同盟會，追随黃興、孫中山等人從事革命活動，是國民黨内有着悠久曆史的元老級成員。1932年後的反蔣精神領袖胡漢民亦肯定何成濬“緻力革命數十年，均于本黨有深長曆史”。《民間周報》稱何成濬為“北洋軍閥的餘孽”，顯然是基于立場的諷刺，難言客觀。但稱其是蔣介石的“不叛之臣”，則有大量事實為證。
根據國民政府時期政治局勢的演進，何成濬的助蔣、擁蔣大約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1928～1931年。國民黨建立了全國性政權，蔣介石以軍事統帥而成為政權中樞。但其合法性受到國民黨内反對派之質疑，反蔣與擁蔣之争此伏彼起，成為國内鬥争的焦點。在中央軍不及馮玉祥等反蔣勢力的情勢下，何成濬長袖善舞，說動天下，聯絡統領各路雜牌軍擁蔣、助蔣，是蔣介石赢得派系之争的重要因素。
1929年，北方實力派因對蔣介石主導下的編遣裁軍不滿，暗中聯絡，密謀反蔣。何成濬奉命北上組建國民政府駐北平辦事處，成立陸海空軍北平行營，折沖樽俎于西北軍系、東北軍系、晉綏系和其他雜牌部隊之間，争取他們擁護蔣介石。3月，蔣桂戰争爆發。何成濬擔任“讨逆軍”第五路軍第九軍軍長，并與第五路軍将領聯名通電反桂擁蔣。5月11日，何成濬在北平招待報界，為蔣介石對桂系用兵辯護，聲稱讨伐桂系“是萬不得已辦法”，“近縱有軍隊違反編遣會議決案，中央亦處以寬大，決不臨之以兵，期以政治手段使之解決”。“代表中央聲明對任何方面決不緻變更和平，各集團軍非奉中央指令，不得自行調動。”
蔣桂戰争結束，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沖突趨向尖銳。蔣介石通過國民黨中央開除馮玉祥黨政職務，并開展反馮宣傳攻勢，稱馮氏“自絕于革命”“自毀其曆史”，“叛迹昭著”。何成濬迅速響應，先是同第五路軍将領唐生智、李品仙等聯名通電，“數馮十罪”，旋即單獨發表《告第五路軍第九軍将士書》，“請一緻讨伐”。1929年10月，蔣馮戰争正式開始。第五路軍第九軍徐源泉師、王金钰師是讨馮主力。蔣介石則通過何成濬駕馭、統率這些雜牌軍。
1930年初，閻錫山與蔣介石沖突激化。閻錫山積極聯絡西北軍系、桂系等實力派，結成反蔣聯盟，共同讨蔣。時任武漢行營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何成濬緻電閻錫山，勸其不要“立異鳴高，以退為進”。5月中旬，中原大戰正式爆發。蔣介石之嫡系部隊集結于津浦線北段和隴海線東段，應對閻錫山與馮玉祥的主力。何成濬的第三軍團，包括楊虎城的第十七師、蕭之楚的第四十四師、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師、徐源泉的四十八師、郝夢齡的第五十四師、劉茂恩的第六十六師，集結于平漢線，阻止馮玉祥部南下進攻武漢。由于何成濬的統籌聯絡，第三軍團堅守平漢線。蔣介石之嫡系部隊，除了第十一師一度加入平漢線右翼作戰外，沒有其他部隊到過這一戰場。
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因約法問題，軟禁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再度引發國民黨内強大的反蔣政潮。4月30日，與胡漢民同屬粵籍的鄧澤如、林森、古應芬、蕭佛成等人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名義通電彈劾蔣介石，列舉其六大罪狀，揭開了粵方反蔣的序幕。何成濬聲稱“于蔣總司令初不阿好，于鄧古（即鄧澤如、古應芬）亦無夙嫌”，自認立場公正，實則擁蔣反粵。何成濬指責鄧澤如、古應芬等人“信口雌黃”“包藏禍心”“喪心病狂”，而蔣介石“耐勞忍辱，戡亂經邦，宏濟艱難，懋著勳勳”，“舉國同深依賴，誰忍加以疑謗？” 6月2日，何成濬又與黃埔嫡系将領何應欽、劉峙聯名通電，指責參與廣東反蔣政府的孫科“不忠不孝，不敬不仁”，勸其“及早回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12月底，在粵方的強大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辭職下野，以退為進，孫科成立“看守内閣”。何成濬發起九省聯防會議相對抗，“在這時候，他不特不受政府的指揮，而且一中全會的所有決議案，他都不肯遵守，他所服從的，隻有蔣中正一人”。
第二階段，1932～1936年。1932年蔣介石下野複職後，面對日趨嚴重的民族危機，以“攘外必先安内”作為總體應對方略，遭到中共和國民黨内愛國民主人士的強烈反對。支援還是反對“攘外必先安内”突出地成為國内鬥争的重心。何成濬是這一政策公開的支援者與踐行者。他長期出任湖北省綏靖主任，主持湖北省的“剿共”。1933年底，李濟深、陳銘樞等人發動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何成濬與南京中央及蔣介石保持一緻，嚴斥李濟深、陳銘樞等人“稱亂福州”“叛亂黨國”。言及西安事變期間何成濬之表現，論者多津津樂道于其拒赴西安，并視之為何成濬與蔣介石親疏之變。實際上，何成濬曾緻電張學良嚴加诘責，責令張學良保護蔣介石的安全，送回南京，以免自取滅亡，所持仍然是一以貫之的擁蔣立場。拒赴西安冒險與擁蔣并不沖突。察言觀行，助蔣、擁蔣是何成濬最主要的政治選擇。然而，在這種公開選擇的背後，何成濬是否還有其他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