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過與以往的遊記和地理著述的比較，分析了13～14世紀阿拉伯遊記和輿地文獻在研究資料來源和著述形式、研究主旨和研究方法、研究視野和記述内容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并依據相關文獻記述，探讨了該時期阿拉伯遊記和輿地文獻的文學價值、地理學價值和史料價值，認為這些文獻對研究該時期絲綢之路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關于早期阿拉伯輿地文獻的史料價值，張廣達先生的《出土文書與穆斯林地理著作對于研究中亞曆史地理的意義》以及他為伊本·胡爾達茲比赫《道裡邦國志》中譯本所寫的“前言”做了闡述。[2]納忠等《傳承與交融：阿拉伯文化》[3]，蔡偉良編著《燦爛的阿拔斯文化》[4]，拙文《阿拉伯—伊斯蘭輿地學與曆史學》《阿拉伯—伊斯蘭輿地文獻及其研究》[5]，也對12世紀前的阿拉伯輿地文獻做了梳理和論述。13世紀，蒙古人征服了中亞、西亞，建立察合台汗國、伊利汗國，面對如旋風西來的蒙古鐵騎，阿拉伯人更為迫切想了解東方發生了什麼，世界該何去何從，思考民族沖突和宗教沖突的緣由。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阿拉伯文人、地理學家、旅行家沿絲綢之路踏上尋問之旅，在丈量大地的同時，用身體和心靈去感悟世事滄桑和宗教義理。他們既繼承了500年來的阿拉伯史地結合的傳統，又在自己撰寫的輿地文獻和遊記作品中加入哲學思考，開展純正的輿地學研究，使13～14世紀阿拉伯輿地文獻和遊記獨具特色，把阿拉伯輿地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對于這個時期的阿拉伯輿地文獻的研究，中國學者主要集中探讨《伊本·白圖泰遊記》。此外，葛鐵鷹博士的《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國——以史學著作為例》，提及雅古比《地名辭典》對中國瓷器的記載。[6]郭筠博士《中世紀阿拉伯地理學研究》《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國》[7]二書，探讨了9～15世紀阿拉伯地理學的發展，涉及13～14世紀阿拉伯地理學的特點和成就，但沒有與前一個時期的相關著述互相比較。13～14世紀的阿拉伯地理學著述有哪些變化和特點，其史料價值有哪些，這些問題仍有進一步探讨的必要。一 13～14世紀阿拉伯輿地文獻和遊記及其版本13～14世紀，出現了30部以上的阿拉伯輿地文獻和遊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1.阿蔔杜·拉提夫·巴格達迪（‘Abd al-Laṭīf al-Baghdādī，1162～1231年），生于伊拉克巴格達，卒于巴格達，在希吉來曆600年（公元1203年）完成《埃及見聞錄》（又名《阿蔔杜·拉提夫·巴格達迪埃及遊記》《巴格達迪遊記》（Riḥlatuh ‘Abd al-Laṭīf al-Baghdādīfī Miṣr），開羅埃及圖書總局，1998年出版。2.雅庫特·哈馬維（Yākūt al-Ḥamawī，1179～1229年）著有《地名辭典》《地名異同志》和《地名觀測》等，《地名辭典》完成于1224年，由法裡德·阿蔔杜·阿齊茲·朱迪校勘，貝魯特科學書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3.阿蔔杜·瓦希德·馬拉庫什（‘Abd al-Wāhid al-Marrākushī，1185～1250年），生于摩洛哥馬拉喀什，逝世地點不詳，在希吉來曆621年（公元1224年）完成《馬格裡布紀事概覽》（al-Mu‘jibfī Talkhīṣ Akhbār al-Maghrib），貝魯特現代書店，2006年出版。4.紮卡利亞·卡茲維尼（Zakarīyā al-Kazwīnī，1203～1283年）著有《各地遺迹與人類紀事》（
）、《世界奇觀與萬物珍品》（Kītāb’Adjāīb al-Makhlūkāt，完成于1280年，又譯《世界奇異物與珍品志》）和《埃及地籍》，茨韋特·泰爾（Zweiter Theil）整理了卡茲維尼的《各地遺迹與人類紀事》，以《各國建築與人文志》（Kītāb āthār al-bilād wa Akhbār al-’bilād）書名出版（哥廷根，1848年，8開本，418頁）。此後，前兩部書分别以《世界奇觀與萬物珍品》（‘Ajā’ib al-Makhlūqātwa-Gharā’ib al-Mawjūdāt，貝魯特：阿爾-阿拉米書局，2000年）和《各地遺迹與人類紀事》（Āthār al-Bilādwa-Akhbār al-‘Ibād，貝魯特：索德爾出版社，1960年）之書名重新出版。《世界奇觀與萬物珍品》一書被翻譯成波斯語、土耳其語和德語出版，有較高知名度。5.伊本·賽義德（Abū’l-Hasan’Ali Ibn Sa’id al-Maghribī，1208年或1214～1274年或1286年）著有《地理志》（Kitāb al-Jughrāfiyā）、《西方珍飾中的馬格裡布》（又名《馬格裡布書》），其中《地理志》的抄本（即原書名《對托勒密關于七個氣候區（帶）的地理書的彙集和摘要》）儲存在巴黎國立圖書館，編号2234号阿拉伯文寫本，1970年由貝魯特的商務出版社出版，後又由貝魯特的曆史出版社1980年出版。6.阿爾-阿布達雷（公元13世紀人）的《阿布達雷遊記》（
），由阿裡·易蔔拉欣·庫爾迪校勘，大馬士革薩杜丁印刷社1999年出版，共738頁。7.穆罕默德·阿布達利·哈希（Muḥammad al-‘Abdarīal-Ḥāḥī，？～約1325年），生于摩洛哥哈哈（Ḥāḥā），卒于哈哈，著有《馬格裡布遊記》（al-Riḥlatuh al-Maghribīyah，阿爾及爾：寶納研究公司，2007年）。8.山姆斯丁·迪馬斯基（Shams al-dīn Abū ’Abdallah Sūfi al-Dimashqī，希吉來曆654～727/公曆1256～1327年）的作品《陸地和海洋中的奇異精華》（Nukhbah al-Dahr fī Adjā’ib al-Barr wa al-Baḥ，又譯《陸海奇觀荟萃》），丹麥東方學家梅朗（Mehren）以《迪馬斯基的宇宙志》為題出版了該書（聖彼得堡：俄羅斯科學學院出版社，1865年）；1923年，梅朗的刊本再版，并增補了前言。9.阿蔔杜拉·提賈尼（Abd Allāh al-Tijānī，1272～1318年）的《提賈尼遊記》（Riḥlatuh al-Tijānī），如實記錄了14世紀初他自突尼西亞往返利比亞的黎波裡旅途中的所見所聞，給後人留下了該時期有關北非的豐富記載，目前較為權威的版本是利比亞的黎波裡阿拉伯書籍印書社1981年出版的。10.阿布爾·菲達（Abū al-Fidā’，希吉來曆672～732/公曆1273～1331年）著有《簡明人類通史》和《諸國志》（Taqwīm al-Buldān，又稱《各地地籍圖》《阿布爾·菲達地理志》），其中《諸國志》由貝魯特索德爾出版社影印出版，出版年不詳。11.伊本·瓦爾迪（Ibn al-Wardī，1290～1349年）的《奇迹書》（Kitāb Kharīdat al’-adjāïb wa farīdat al-gharāïb，又名《奇珍異寶》），梁道遠考證，《奇珍異寶》（他譯為《奇迹純珠與罕世獨珠》）一書不是伊本·瓦爾迪所著，而是他的孫子斯拉朱丁·瓦爾迪（Sirāj al-Dīn al-Wardī，？～1457年）所著，成書于1419年，此時伊本·瓦爾迪已去世70年。[8]12.歐麥利（ạl ‘Adawīạl-‘Umarī，約1300～1349年）的《眼曆諸國行記》（Masālik al-Abṣār fī Mamālik al-Amṣār，又譯《諸國王朝及其道裡志》），是“馬穆魯克王朝時期三大百科全書之一”，也是14世紀最大部頭的地理志類著作，目前最權威的版本是由卡米勒·薩勒曼·傑布裡—馬赫迪·尼吉姆校勘的本子，貝魯特學術書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分成27冊。13.伊本·白圖泰（Ibn Baṭūṭa，約1304～1378年[9]）之《伊本·白圖泰遊記》（原名《異域奇遊勝覽》，Tuḥfah al-Nuẓẓār fī Gharā‘ib al-Amṣārwa-‘Ajā’ib al-Asfār，中譯本名為《伊本·白圖泰遊記》），全書近50萬字，内容豐富，是研究14世紀亞非史地的重要參考書，目前最好的本子是拉巴特摩洛哥王家科學院2007年出版的5卷本。較全的中譯本是李光斌譯本，共17章、附錄21篇。[10]14.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希吉來曆732～808/公元1332～1406年）《伊本·赫勒敦遊記》（Riḥlatuh Ibn Khaldūn）與《曆史緒論》，其中《伊本·赫勒敦遊記》有貝魯特學術書籍出版社2004年版本。伊本·赫勒敦在《遊記》中記述了自己的生活和在東西方旅行中的各種遭遇，還包括一些信函和自己創作的詩歌，回憶錄結束于希吉來曆807年，即他逝世前一年。二 13～14世紀阿拉伯輿地文獻和遊記的特點與前一個時期（公元10～12世紀）相比，13～14世紀阿拉伯輿地文獻和遊記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研究資料來源和著述形式發生變化。在過去，阿拉伯地理學是從旅行家的行紀、航海家的航海記發展出來的，行紀和航海記等著述形式在阿拉伯地理學著述中占很大比例。過去的地理志的資料來源主要是希臘、印度和波斯的地理行紀、航海記，以及各種途徑得來的材料，如航海家帶來的奇聞轶事，旅行者、朝觐者的行紀，政府郵驿、稅收部門的圖籍檔案、錢谷簿書，地方驿報，長官行政報告，從商人、旅行者那兒探聽來的有關山川形勝、路線行程方面的實際知識，還收錄疆域、山川、城邑、關隘、要塞、人口、物産、稅收、風土、民俗等資料。這樣，就賦予阿拉伯古典地理學以特殊的風格。如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約9世紀上半葉人）的《道裡邦國志》（Kitab al-Masalik wal-Mamalik）、麥斯歐迪（Abu Hasan al-Ma‘sūdī，約公元912～956年，又譯馬蘇第）《黃金草原與珠玑寶藏》（中譯本作《黃金草原》）。即便是各種《地理志》《風土志》，也帶有較多的描述地理學的特征。13世紀以來，行紀、航海記之類的作品大為減少，而史地結合、探究社會變遷的地理著述大大增加。阿拉伯地理學家主要依靠前人的地理類著述來展開研究。經過200多年的阿拉伯翻譯運動（8～10世紀）以及近400年（9～12世紀）的阿拉伯輿地學積累，阿拉伯輿地學有了深厚的文化積澱。到13世紀，阿拉伯旅行家和輿地學家得以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開展研究和著述。在他們的作品中，針對某一地方的記述，往往羅列多位前人的著述，以往的奇聞轶事類的資料被摒棄。當阿拉伯地理學家獲得新的、當代的地理資訊與托勒密地理學知識和前人的記述互相抵牾時，他們不再試圖融合，而是給出自己的見解。例如，阿布爾·菲達在研究時就引用了花剌子密的（Mūsā al-Khuwārīzmī，780～849年）《天文表》、麥斯歐迪《黃金草原與珠玑寶藏》、雅古比（al-Yakūbī，卒于897年）《諸國志》、比魯尼（al-Bīrūnī，973～1048年）《麥斯歐迪天文學和占星學原理》、伊德裡斯（al-Edrīsī，1099～1155年後）的《雲遊者的娛樂》、雅庫特《地名詞典》、伊本·賽義德的地理學著作，并增加了自己所掌握的世界各地的地理位置、物産等各種資訊。卡茲維尼的《世界奇異物與珍品志》在記述各地地理、奇珍和奇聞轶事時，往往摘引幾位阿拉伯地理學家的記述，如紮卡裡雅·拉齊（Zakariyā ar-Razī）、伊本·法基赫（Ibn al-Fakīh）、亞希亞·本·哈坎（Yahyā bin Khākān）、馬罕·本·巴赫爾（Māhān bin Bahr）等人的記述，互為補充、印證，使讀者盡可能多地了解當地奇特的動植物和風情。[11]2.研究主旨和研究方法發生變化。在10世紀中葉以前，許多地理文獻作者本身就是旅行家，其寫作和研究目的或是為了征稅、郵驿，或是為了探知和獵奇，其目的更多的是告訴人們“世界是怎樣的”，讓讀者了解各地之間的地理距離，各地的方位，各地居民的種族、語言、宗教信仰、生活狀況等，這使阿拉伯地理學著述和遊記充滿獵奇和探險趣味。他們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以實地考察為主要研究手段，依靠經驗和地圖而開展以實地考察為目的的旅行，把觀察資料綜合到托勒密地理學體系中。他們通過實地考察所寫出的遊記發展出描述地理學。例如，花剌子密的《地形學》、雅古比《諸國志》、伊本·胡爾達茲比赫《道裡邦國志》等。他們著作中所包含的曆史、人文社會資訊，需要讀者和研究者自己去篩選、判斷真僞；在這些著作中，很少有對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也缺乏史學理論的探究。是以，我們不能把它們當作純粹的史學著作來利用。在麥斯歐迪生活的時代（10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和旅行家已不滿足于觀察和記錄，而試圖辨識資料的真僞，探求人文社會差異和變化的原因，開始出現地理學與曆史學結合的趨勢。比魯尼花了約40年時間，數次到印度考察旅行，終成《印度志》，但這本書并非是狹義上的地理著作，它首先是一部講述印度思想文化的著作，全書80章中僅有很少一部分是純粹的地理學知識，因而它更應歸屬于思想研究專論而非地理學著作。通過比魯尼的努力，真正意義上的輿地學形成了。到13世紀，由麥斯歐迪、比魯尼開啟的這種史地融合趨勢發展成為主流。許多地理學家同時也是史學家，他們研究主旨更多是探求知識的真實性和各地社會的差異，探讨社會的變化及其原因。為達此目的，他們的研究方法也發生改變，實地考察與文獻研究結合更為緊密，通過比對和綜合前人的衆多資料，把文獻記述與旅行考察所得資料互證，糾正前人訛誤，并引入史學研究方法，注重探讨物質和文化交流、自然物産的社會價值和各地社會、曆史的變化，開展純正的學術研究。13～14世紀，不少阿拉伯地理學家和曆史學家同時也是大旅行家，他們把考察旅行作為搜集科研素材的主要手段，并把考察所得資訊與前人文獻記述互相質證。例如，雅庫特曾從伊拉克的摩蘇爾去叙利亞和埃及，并向東旅行，橫穿亞洲，抵達呼羅珊，遊曆木鹿（謀夫）、希瓦和巴爾赫，并花兩年時間翻閱了木鹿圖書館所有藏書。伊本·賽義德曾到麥加朝聖，遊曆埃及、巴格達、阿勒頗、大馬士革、亞美尼亞等地。他參觀了巴格達36家圖書館，并摘抄了許多筆記，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在相當長的時期，雅庫特的《地名辭典》是研究東方的中亞、西亞學者、旅行家能使用的唯一地理辭典。[12]在這部著述中，雅庫特除了描繪地球及其所擁有的山脈、海洋、島嶼、氣候、城市、各地的物産、人民之外，特别注重講述各國的社會面貌和社會現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口遷移現象及其原因和影響。他還全面回顧了阿拉伯半島内外阿拉伯部落的活動，記錄了各國的文化狀況，介紹了其中的學者、詩人和作家以及當時各國的主要文化機構，如清真寺和圖書館等及其對伊斯蘭文明的影響，還介紹了各國的主要古迹，講述了與這些古迹相關的故事和神話。阿布爾·菲達在《諸國志》（《阿布爾·菲達地理志》）中讨論某地的方位時，他往往羅列出幾位地理學家的記述，并增加了自己所掌握的地球各地的地理位置、物産等各種資訊，讓讀者了解相關的資訊和前人的訛誤，修正了過去地理學家的記述，尤其是地理坐标方面。他曾經準确地記述了中國泉州的經緯度。[13]這反映了阿拉伯旅行家、地理學家對絲綢之路的最新認識。3.研究視野和記述内容發生較大變化。與過去的旅行家、地理學家主要關注伊斯蘭世界和奇珍異寶、風土人情不同，這個時期他們的研究視野更為廣闊，研究範圍更多地關注伊斯蘭以外的世界，研究領域涉及地理學、曆史學、天文學以外的諸多學科，往往把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曆史和文化結合在一起關注絲路沿線的民族、物質和文化交流。例如，突尼西亞的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1332～1406年）在其《伊本·赫勒敦遊記》中，運用自己的曆史哲學理論，對經曆的事件進行剖析。在《曆史緒論》（中譯本《曆史概論》）中，他還對阿拉伯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特性進行剖析，并直言阿拉伯民族有尚武好戰，強勝專制，役使他族、視其為牛馬，無國家觀念等特性。[14]他被譽為阿拉伯“社會曆史哲學的創始者”。歐麥利的《眼曆諸國行記》是一部曆史、地理學百科全書，内容極為豐富，涉及地球、人類、人物、動物、山脈、河流、海洋、島嶼、建築等，在其他著作很難找到如此豐富的内容。作者探讨了地理學、天文學、海洋學、建築學、曆史學、文學、語言學、哲學、法學、音樂學等多學科知識，該書第二部分又以伊斯蘭教誕生分成前後兩個部分，主要讨論各地不同的民族及其曆史，反映了作者深受伊斯蘭教影響的曆史觀。這個時期多數旅行家、輿地學家盡管沒有踏入中東以東的地區，但仍然關注東南亞、中國的物産和風土人情。如伊本·瓦爾迪幾乎沒有遠足，但在其《奇迹書》中大量記述東南亞、中國海的情形。[15]阿布爾·菲達不是一名專職的旅行家，遊曆的區域主要在埃及、大部分沙姆地區以及小亞細亞東部部分地區，但他的遊記記錄了印度、伊朗、呼羅珊、中國、印尼群島、中國海等地的情況。三 13～14世紀阿拉伯輿地文獻和遊記的價值1.阿拉伯遊記作品的文學價值這個時期阿拉伯遊記作品大多采用叙述、對話、描繪等形式，最常見的是叙述式，其文學價值就展現在這種叙述式寫作風格中。許多遊記作品類似畫家筆下的素描，力圖簡潔明快、開門見山，不追求辭藻華麗。阿拉伯遊記文學吸收了小說、詩歌、戲劇等文學形式的風格，但又不受制于這些文學形式的标準與尺度，它内容豐富，融文學、傳說、神話于一體，時而科學化，時而通俗化，時而現實，時而傳奇，亦諧亦莊，相映成趣，獨具自己的文學特色，因而在中古阿拉伯—伊斯蘭文學史發展長河中有獨到的地位。11世紀後，盡管一些文學作品尤其是一些曆史書仍提供作者親眼目睹的地理知識，但純地理學著作越來越傾向于将前人的材料進行文學化整理，使地理志增加了文學色彩。[16]這個時期阿拉伯遊記的文學特色，在《伊本·赫勒敦遊記》中有出色的表現。該遊記一方面大量引用别人的詩歌作品，另一方面也收錄了伊本·赫勒敦本人創作的許多詩歌，反映了他是一個文采很好的詩人。從12世紀初開始，旅行家遊記的“書寫”形式出現了變化，不再以人們熟知的《道裡志》的形式出現，而是以日志的形式記錄每天所見所聞的細節。這種遊記形式的創始者是教法學家伊本·阿拉比（1070～1148年），他是伊比利亞人，易巴迪亞王朝滅亡後來到阿拉伯求學，曆遊沙姆、伊拉克、希賈茲、埃及等地，後回到安達盧西亞。他把每天行程詳細記錄下來，寫下遊記作品《遊曆》（或譯《旅行安排》），遺憾的是已經散佚。伊本·阿拉比之後是伊本·朱貝爾（1145～1217年），他以高超的文學技巧使日志形式的遊記成為主流。兩個世紀後，伊本·白圖泰創造了一種新的遊記風格，進一步推動了阿拉伯遊記文學的發展。伊本·白圖泰創造的新遊記風格類似日記與故事會混合體。這不同于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等按官方交通路線逐站記述，也不同于比魯尼等人以地名詞條的形式、伊本·賽義德按氣候帶劃分逐一記述的形式。伊本·白圖泰是以旅行者所見所聞的形式記述，道裡和地理風土記載與作者見聞相結合，一個個故事有始有終，反映了當地的政治、宗教信仰、社會制度、社會管理、經濟、文化和風土人情等，并充滿作者的感受和體驗，且記且評，個人情感溢滿紙間。伊本·白圖泰所使用的詞彙并不是書面語，行文多樣，不避村言俚語，有些洗練上口，有些則佶屈聱牙。他有時對屑碎小事長篇叙述，對許多讀者想深入了解的趣事卻簡要記述。他觀察細緻，獨具慧眼，評論深刻，他善用比較的方法，對文化興衰、文明差異有獨特的觀察和體驗，并付諸筆端。由于他在旅途中丢失了日記，并在晚年通過口述方式留下遊記，是以他的回憶之錯訛和缺失在所難免。2.該時期阿拉伯遊記和地理文獻的學術價值該時期阿拉伯遊記作品不僅是文學作品，還包含了大量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知識，反映了阿拉伯旅行家對自然和社會了解的程度。阿拉伯旅行家們在旅行中接觸和觀察自然與人群，并加以記錄，在他們的遊記中記錄了大量的地理、天文、曆史、風土人情、物産、經濟等詳情，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這個時期阿拉伯地理學著述具有史地結合，研究視野和研究範圍廣闊，文獻記述與旅行考察所得資料互證，關注絲路沿線的民族、物質和文化交流等特點，這決定了它們具有不同于以往地理志記述的價值。（1）這個時期的阿拉伯—伊斯蘭地理著述，在很多方面突破了托勒密地理學體系的藩籬，糾正了一些前人的錯訛觀點，補充了大量有關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東西交通的新知識。例如，卡茲維尼對世界的看法就與前人不同。在《世界奇異物與珍品志》中，卡茲維尼根據比魯尼繪制的世界簡圖，繪制了一幅新的世界地圖，與比魯尼的有不同之處。例如，在卡茲維尼的地圖上，尼羅河把非洲劈成兩半，使非洲大陸的西部成了一個孤島；裡海被正确地畫成是一個内陸湖（亞洲内陸中的另一個小圓圈代表鹹海），但是，地中海卻被變形成一個小小的港灣，歐洲大陸的形狀被嚴重歪曲。而卡茲維尼的《世界奇異物與珍品志》又被譯成波斯語、突厥語、烏爾都語等，流傳甚廣，直到16世紀之後還在被人傳抄。[17]
比魯尼繪制的世界簡圖(上)卡茲維尼《世界奇異物與珍品志》中的世界地圖[18](下)山姆斯丁·迪馬斯基《陸海奇觀荟萃》描述了“七氣候帶”和自然節氣、海陸絲綢之路的物産和風情、部分古代遺址等，其中他把第二氣候帶（區）劃在北緯20°～27°之間，從東到西有中國的東部、提佩臘（Tibra，靠近孟加拉灣吉大港）、迦摩縷波國（今阿薩姆）、曲女城、烏賈因、信德國一部分、波斯灣等地。而花剌子密記載，第二氣候帶（區）位于北緯16°27′～24°之間，[19]二者有較大差異。從學術傳承看，伊本·賽義德屬于古典阿拉伯地理學派的“伊拉克派”，但他補充了許多新的材料和知識。例如，他補充了托勒密《地理指南》（Bast al-ard）一書的地理知識；根據伊本·法蒂瑪（Ibn Fātima）的著作，[20]他增補了各地相對準确的經緯度坐标，并按七個氣候區中的各地段讨論了各地的地理和人文狀況。他把中國劃在第二氣候區第九—十段及第三氣候區，中國“京城塔賈城（Tadja）位于第三氣候圈（區）内”，記載了泉州、廣州、西安等城，中國出産的藥材大黃及中國的造船技術。他說：“泉州港位于東經154度、北緯17度零幾分”，“那些前往中國的商人們對泉州港的情況十分熟悉。凡是來自中國海的船舶都要進入該港（泉州）……”[21]（2）摘引、保留了許多罕見的前人記述，彌足珍貴。雅庫特的《地名辭典》是一部名副其實的百科全書，不僅集當時地理學之大成，而且含有曆史學、人種志、自然科學方面許多珍貴的資料，作者引用、借鑒了塔米姆（Tamin Ibn Bahr，9世紀人）行紀、伊本·法基赫《列國志》、伊本·納迪姆《書目索引》和巴克裡《列國道裡志》，引用了陶希拉·麥格迪西對俄羅斯人生活的介紹，以及比魯尼《地理志》《印度志》《占星學原理入門》中的内容和地圖。書中關于印度、中亞河中地區和中國的記述，主要來自比魯尼的《印度志》和其他阿拉伯地理志的材料；關于中國的記述，來自阿布爾·卡西姆·紮賈基、穆法吉賈（Al-Mufadjdja’）、阿布·薩德等人的著述。[22]雅庫特的《地名辭典》引用的資料，其中一些資料已經散佚，非常珍貴。[23]例如，10世紀上半葉阿拉伯詩人兼旅行家米撒兒的《阿布·杜拉夫·米撒兒·本·麥哈黑爾行記》。該遊記記述了阿布·杜拉夫·米撒兒在10世紀40年代跟随通路薩曼王朝的中國使團從中亞出使到中國的曆程，對于研究10世紀上半葉中亞與中國的交通、薩曼王朝與中國的交往有很高的史料價值。（3）有關絲綢之路（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交通、物産、人文地理的記述非常豐富，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這個時期的阿拉伯遊記和地理文獻，除了繼續記述地球上的自然狀況和人類生活狀況外，更多的關注自然、氣候對物産和航海的影響，各地港口建設、船舶大小和航海能力、航路各港口的方位和距離、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民族和部落情況以及特殊物産等，這些記述反映了當時阿拉伯人關注的焦點從陸上絲綢之路轉移到海上絲綢之路，反映了他們對海島、港口、航海線路和海島産品的關切，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例如，早在11世紀，出生在馬格裡布休達的地理學家埃德裡奇（al-Edrīsī，1099～1155年後）在其《諸國風土志》中曾記載，孟加拉灣的迪巴賈特群島（Dībadjat，即馬爾代夫群島）種植甘蔗。[24]山姆斯丁·迪馬斯基在《海陸奇迹荟萃》中進一步記載迪巴（Dībā）島生長有甘蔗和肉桂樹，摩诃羅阇王國的漲海島有可可樹，“可可果實肥美可口，可以用來榨油、制造果汁、釀制酒和醋”。這反映了阿拉伯人最早食用的蔗糖主要是孟加拉糖，可可作為阿拉伯人的飲料可能是在13世紀初。這是阿拉伯地理學家較早提到可可及其用途。又如，《伊本·白圖泰遊記》就不厭其煩地記錄了從印度東海岸（馬拉巴爾海岸）到蘇門答臘、南海、廣州、泉州的行程。無論伊本·白圖泰是否到過中國，這些記述反映了阿拉伯商人到中國經商的航程。他還記述了喀裡古特（即漢籍所記古裡，今印度喀拉拉邦北岸卡利卡特）港内各國的商船，中國船隻的大小，東南亞香料出産的情況，穆斯林商人在中國經商的情況等等。[25]這反映了14世紀上半葉中國與東南亞貿易的盛況。他在書中如實記錄了各國的風俗習慣和各階層人物的生活。從黎民百姓、宗教人士到社會名流、知名學者、政府要人乃至帝王妃嫔等等都有出色的描寫，對他們的飲食起居、風俗習慣、民族服裝、道德風範、宗教信仰乃至朝廷禮儀、法律制度以及伊本·白圖泰逗留期間發生的戰争、弑君、暗殺事件等等都有詳盡的記錄。[26]關于《伊本·白圖泰遊記》的價值，克拉奇科夫斯基評價說：“伊本·白圖泰是他同時代人以及比他年長的馬可·波羅的強勁競争者。當然了，丹吉爾的伊本·白圖泰對世界文明有一種自身天賦的悟性，他所描繪的世界的文明情況比威尼斯的馬可·波羅所描述的要多得多，穆斯林旅行家對他的旅行路線的描述要比同時代基督教徒的描述更加可信。”[27]在這個時期，阿拉伯旅行家和輿地學家更多的關注海上絲綢之路及其與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醫藥、香料和其他物産知識和資訊，這些記述甚至是這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文獻資料，反映了新航路開辟前亞洲和非洲的物質文化交流和國家之間的交往。如伊本·巴伊塔爾（Ibn al-Baytār，1197？～1248年）的《藥物學內建》和《醫藥食品詞彙集》，集中記載了各種香藥的醫療價值，記述了來自中國本草學的烏頭（草烏）、麝香、大黃、牛黃的藥用功能，反映了中國醫藥學對阿拉伯影響的史實。迪馬斯基《海陸奇迹荟萃》記載：印度馬拉巴爾海岸附近有胡椒海岸，占婆島生長蘆荟和肉桂樹，北蘇門答臘島有樟腦樹、胡椒樹、丁香樹、肉桂樹。[28]綜上，13～14世紀阿拉伯旅行家和地理學家的資料來源和著述形式發生變化，他們的研究方法也發生改變，實地考察與文獻研究結合緊密，通過比對和綜合前人的衆多資料，以文獻記述與旅行考察所得資料互證，糾正前人訛誤，并引入史學研究方法，注重探讨物質和文化交流、自然物産的社會價值和各地社會、曆史的變化，開展純正的學術研究。他們的研究視野更為廣闊，研究範圍更多的關注伊斯蘭以外的世界，研究領域涉及地理學、天文學以外的諸多學科，如文學、曆史學、哲學、宗教學、教法學等。這個時期的阿拉伯地理著述，既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創造了新的遊記文體，又有很高的科學價值，其科學價值主要展現在突破了托勒密地理學體系的藩籬，糾正了一些前人的錯訛觀點，記載和儲存了該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物質和文化交流的史實，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注釋[1]本文為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3—14世紀‘絲路’紀行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編号：17ZDA256）階段性成果。[2]張廣達：《出土文書與穆斯林地理著作對于研究中亞曆史地理的意義》（上）、（下），《新疆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第57～64頁；第2期，第55～63頁；〔阿拉伯〕伊本·胡爾達茲比赫著；宋岘譯注：《道裡邦國志》“前言”，中華書局，1991年，第1～22頁。[3]納忠等：《傳承與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4]蔡偉良編著：《燦爛的阿拔斯文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年。[5]許序雅：《阿拉伯—伊斯蘭輿地學與曆史學》，《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4期，第82～88頁；許序雅：《阿拉伯—伊斯蘭輿地文獻及其研究》，黃時鑒主編：《東西交流論譚》，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433～456頁。[6]葛鐵鷹：《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國——以史學著作為例》，上海外國語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90頁。[7]郭筠：《中世紀阿拉伯地理學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16年；郭筠：《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國》，商務印書館，2020年。[8]〔法〕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中華書局，1989年，第451～452頁。梁道遠說，伊本·瓦爾迪生卒年為1292～1349年。參見梁道遠編著：《古代阿拉伯史學家及其著作目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514～515頁。郭筠把伊本·瓦爾迪生卒年記為1392～1457/1446年，疑誤，她可能是把這祖孫二人合為一人了。參見郭筠：《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國》，第181頁。[9]又說伊本·白圖泰出生于1300、1303年。參見〔法〕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第472頁注釋1。[10]〔摩洛哥〕伊本·白圖泰口述；〔摩洛哥〕朱甾筆錄；李光斌譯：《異境奇觀：伊本·白圖泰遊記（全譯本）》，海洋出版社，2008年。[11]〔法〕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第324～329頁。[12]〔法〕于阿爾（CI.Huart）：《阿拉伯文獻》，巴黎，1902年，第302～303頁。引自〔法〕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第219～220頁。[13]〔法〕于阿爾：《阿拉伯文獻》，第202頁。引自〔法〕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第346～347頁。[14]〔突尼西亞〕伊本·赫勒敦著；陳克禮譯：《曆史概論》，華文出版社，2017年，第102～110頁；〔埃及〕艾哈邁德·愛敏著；納忠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34～39頁。[15]〔法〕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第452～471頁。[16]李玲：《阿拉伯遊記文學概述》，《阿拉伯世界》1998年第3期，第36～38頁。[17]龔纓晏：《伊斯蘭地圖學的天才：比魯尼》，《地圖》2006年第2期，第102～104頁。[18]轉引自龔纓晏：《伊斯蘭地圖學的天才：比魯尼》，《地圖》2006年第2期，第104頁。[19]〔法〕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第673頁。[20]對于這位作家，我們一無所知，他沒有著作傳世。[21]〔法〕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第346～347、386～390頁。[22]〔法〕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第223～226頁；王有勇：《阿拉伯文獻閱讀》，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7頁；郭筠：《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國》，第179頁。[23]參見王有勇：《阿拉伯文獻閱讀》，第207頁；郭筠：《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國》，第179頁。[24]〔馬格裡布〕埃德裡奇（al-Edrīsī）：《諸國風土志》阿拉伯文本，第69～70頁，引自〔法〕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第199頁。[25]馬金鵬譯：《伊本·白圖泰遊記》，第489～493、540～558頁。[26]李光斌：《伊本·白圖泰中國紀行考》，海洋出版社，2009年，第158頁。[27]〔俄〕克拉奇科夫斯基：《阿拉伯地理學史》修訂版，伊斯蘭西方圖書社，1987年，第456頁。轉引自〔埃及〕伊菲柔（Fayrouz Ibrahim）：《早期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國文化：從〈中國印度聞見錄〉到〈伊本·白圖泰遊記〉》，浙江大學2016年碩士論文，第32頁。[28]〔叙利亞〕迪馬斯基：《海陸奇迹荟萃》阿拉伯文本，第203～206、215頁，引自〔法〕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第420～430頁。作者機關：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來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