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辟謠：周作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養起來”，并非教員批示，造謠傳謠的且打住吧！

七七事變之後，周作人繼續待在北平，他以照顧老母為借口，以及維持北京大學的事務為由，遲遲不南下。周作人将“苦茶庵”改為“苦住庵”，反複提及杜牧的詩句“忍過事堪喜”，選擇留在北京“苦住”。就連胡适，也在勸說周作人南下。但是周作人，“羽太寓”裡的周作人早就抱定安心和日本合作的态度了，這是他的主動選擇。從學術界少數人到諸多公号、短視訊，卻總有人在散播說教員曾經批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這是嚴重的謠言，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在此不得不辟謠。誠然年輕時代的教員和周公，對周作人都有一定的接觸，然而，那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周作人。

1928年9月，周作人發表《曆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殘酷的學問是曆史”，“我讀了中國曆史，對于中國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與希望。”與此同時，在上海的魯迅，卻是熱火朝天的革命歲月，經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洗禮，魯迅批判的武器更是犀利順手拈來舉重若輕。

抗日戰争即将爆發前，三弟周建人想起大哥魯迅生前說過的周作人不如南來安全的話，于是緻信周作人，懇請其來上海，但周作人未作複。抗戰期間，周作人通過日本使館，要求商務印書館直接将周建人的一半工資，彙給周作人一家。

在抗日戰争期間，即便周作人沒有直接殺害中國人的行為。然而，他依然是無可辯駁的大漢奸，其擔任的僞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是最高等級的僞職，此外他還身兼教育總署督辦、剿共委員會委員、東亞文化協定會會長、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中日文化協會理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以上均是僞職務。以周作人的知名度，他是一面負面旗幟，他是黑旗手，他是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的反面教員。

1938年2月，周作人與何其鞏、錢稻孫一同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出面召集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出席的人有僞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漢奸組織新民會副會長張燕卿等人，還包括日本占領軍的代表，此事傳出，舉國嘩然，茅盾、郁達夫、老舍、丁玲等18名文藝界知名人士聯名發表《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痛斥周的行徑。表态“民族生死關頭，個人榮辱分際，有不可不詳查熟慮，為先生告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載，幸明辨之”。艾青則在《忏悔吧周作人》中以詩的語言向周作人提出了嚴重的警告，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國的青年要向你射擊。1938年底，傳聞周作人即将擔任重要僞職。

1939年元旦，周作人果然迎來了青年的射擊。周作人主管的教育闆塊，是日本推行親日教育奴化殖民統治的重要管道。周作人于是成為戴笠組織的抗日殺奸團的目标，來自天津的自稱中日中學學生的三位刺客登門。周作人身穿臃腫的棉衣，21歲的李如鵬射出的子彈被厚棉襖裡面毛衣的金屬紐扣阻擋，當時他立即倒地紮死，是以逃了一命，僅僅腹部破皮而已。周作人曾經是李如鵬崇拜的作家，他極其憤怒其叛國行徑，這是正義的脫粉回踩，但是鑒于他第一次執行暗殺任務，失手了，尤其是沒有補槍是嚴重的經驗不足所緻。

1942年5月，僞滿洲國滿十周年，周作人作為汪精衛随員，赴僞滿通路，并谒見溥儀。周作人以督辦的身份，在各種場合發表訓詞，談“親仁善鄰”，甚至大談“治安強化運動”，協助日本調查華北資源等。這當然不能單純的說是身在其位的“應酬文章”，“既非脅迫”，這與他的“大東亞文化圈的黃色人種概念”有關，他從心底能夠接受日本人統治中國。周作人并到訪過日本，參拜靖國神社。

林語堂評價周氏兄弟“魯迅極熱，周作人極冷。”1944年，林語堂在西安遇到沈兼士，相約登華山。沈兼士說，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禦用的教育長官時，日本人将抗日青年關在北大紅樓，夜半挨打号哭之聲，慘不忍聞，周作人竟裝癡作聾，視若無睹。沈兼士邊說邊流淚，林語堂不禁感慨：“熱可怕，冷尤可怕！”

抗戰勝利之後，1945年10月6日，周作人被南京國民政府逮捕，監押于北平炮局監獄。1946年5月，周作人等人通過飛機空運押解到南京受審。挺深前後，胡适、蔣夢麟、俞平伯、沈兼士等人，為其活動。1946年7月19日，首都高等法院第一次公開庭審，特任級漢奸周作人自我辯護“學校可僞學生不僞，政府雖僞，教育不可使僞，參加僞組織之動機完全在維持教育，抵抗奴化”，并一再推辭到羽太信子蒙蔽，且說當年遇刺是日本人所為。11月9日，第三次庭審中，軍統提供證據說“周作人對母不孝”。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特種刑事判決以共同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宣判周作人14年有期徒刑，全部财産除酌留家屬生活費外沒收。周作人提起上訴，1947年12月19日，下達終審判決，因申請人“意志薄弱、變節附逆”、“僞職偏重于文化，實無重點罪行，并有協助抗住及其他有利于人民之行為”雲雲，故刑期減少到10年。

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的周作人，遭到了一些虐待，這與他的大漢奸身份必然相關，再加上他不服判決的各種折騰。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總統，南京政府決定疏散監獄在押人員，釋放所有政治犯和死刑、無期徒刑以外的犯人。1月26日，周作人被尤炳炘保釋出獄後暫時住在上海，在上海解放後，7月4日周作人給周公寫信。周作人委托自己的學生，把這封信送給董必武，請他轉交周公。《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二期釋出了這封信的副本，抄本來自馮雪峰。

信件前半部分是向新政權表達五體佩服，一是聲稱“完全擁護人民政府”，并認為“人民的政府就是自己的政府”；二是表示自己完全相信“共産主義是中國唯一的出路”，意味着他擁護共産主義等革命理論；三是誇贊人民政府的“政治作風”和解放軍的“紀律”。而後半部分則是辯解自己留在北平的原因：“北大遷移長沙，教授集議過兩次，商定去留随意，有些年老或家累的多未南下。那時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兒（女婿去西北聯大教書）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裡，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我就留下不走。”“雖然被說成離經叛道或得罪名教，但我承認自己并無背叛民族的意圖。”“與敵人合作，在中國人中間是非常罕見的。對我來說，虛與委蛇不能算真正的合作，明暗抗争更是不可能。”以上曲裡拐彎的言辭，實在是可以看出周作人文筆的高明，确實是文壇的高高手。

周作人最後扭扭捏捏的寫道：“過去思想上的别扭，行動上的錯誤，我自己承認，但是我的真意真相，也許望先生能夠了解，是以寫這一封信，本來也想寫給毛先生，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驚動，是以便請先生代表了。”對此信有深入研究的馮雪峰，評價道“你看，周作人如果還有一點自知之明，就決不會寫這樣的東西。”推測當年，此信在從業人員這個層級便決定不交給周公。

周作人有期待的對尤炳炘說：“南北通車了，我已經發出一書信給毛潤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當圖書館館員時見過面。有一次，他來八道灣看魯迅，魯迅不在家，同我談了一會。我去信問他能不能讓我回北京，還不知道給不給回音。”周作人希望在北平的逆産等受到新政權的保護，并早日回到北平，在沒有獲得回信之後，8月12日從上海自行啟程、14日回到北京，先在外居住，看看風向。10月18日，在兒子的陪同下周作人，終究回到了八道灣十一号。此時，距離大哥魯迅帶領全家購買、裝修的北京周府，已然是三十年。

1949年11月17日，北京市最高法院便傳他問話。11月28日，又來人調查房産。1951年2月，周作人再次因為這些種種原因，給教員寫了一封長信，稱自己不是漢奸，也是迫不得已。此外，周作人還給周揚寫信。周作人自覺不是漢奸的辯詞，與新文化運動時期與教員和周公都有會面，且在北平淪陷期間保護過好友李大钊的文章和兒女們有關。在送李大钊的女兒李星華、兒子李炎華離開北平前往延安時，周作人特意告訴李星華：“延安我不認識什麼人，隻認識一個毛潤之，請你給他帶好。”

許久以來，坊間有種說法傳播甚廣，傳說1949年底或1950年初，周公接到周作人的信後，立即送給教員，教員看罷說或訓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這個說辭，來自于唐弢在《關于周作人》的表述，目前來看屬于“孤證”，這封信周公本人其實并沒有看到，自然更沒有教員的所謂批示。倪默炎在所著的《苦雨齋主人周作人》裡詳細考證，尤其是引用了1951年2月24日胡喬木為周作人的事請示教員的短信，證明教員“批示”的子虛烏有。本封信末有一句話：“周總理處也談過，周作人給他的信因傳閱失查他并未看到。”周公沒有看到周作人的信，當然就無從将信轉給教員，教員也就不可能“閱信後”作出口頭或“文字”的“批示”。而教員的秘書胡喬木和周揚商量後，為周作人的來信做出意見，“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教員批示：“照辦。”後來，周作人的檢查沒有獲得通過。

直到1955年1月，在新的政策（中央考慮到文化建設的需要，起用一批老知識分子）下，胡喬木、周揚在中宣部會議上準許通過周作人可以納入。茅盾擔任部長的文化部和胡愈之擔任署長的出版總署，訓示人民文學出版社可以出版周作人的譯著，并以“預支稿費”名義每月給周作人200元，而周作人也早能夠在海外媒體發表一定的稿件，是為周作人在新中國的生活基礎。1959年12月4日，周作人給康生寫信，訴說個人生活困難。康生批給中宣部。1960年1月16日，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函告：同意每月“預支稿費”400元。1964年9月起，出版社給予的每月400元又減為200元。

1961年8月《光明日報》副刊《東風》收到了一篇稿件，文章的名字叫《元旦的刺客》，作者是周作人，在這篇文章裡周作人回憶了1939年元旦自己。被刺的事，文章以近3000字的篇幅推測了刺客的身份，認為這是日本憲兵所為，為的是不讓他再繼續過“隐居”的生活，要強迫他出來為日本人幹事，是以在遇刺之後他就開始考慮何去何從，最終怯懦占了上風，屈服成了主調。《光明日報》的編輯部認為這篇文章裡周作人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個“準烈士”，不符合實際情況，最後予以了退稿的處理，晚年的周作人，一直就是如此給自己洗地。偶爾與他人被動談起抗戰期間的落水附逆，周作人也隻是說“糟了”。

劉哲民記載，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铎、茅盾、葉聖陶（周海嬰記載為葉聖陶、胡愈之）三人試圖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調解。他們拉着周建人到八道灣做客，周作人很客氣地招待了他們，但兄弟二人卻互相不搭理對方。面對僵局，三人不知該如何勸說，隻好無功而返。周建人回憶，全國解放後不久，他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碰到周作人，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腳步。二人都老了，周作人頗為凄涼地說：“你曾寫信勸我到上海。”周建人回答：“是的。我曾經這樣希望過。”周作人頗為凄涼地說：“我豢養了他們，他們卻這樣對待我。”聽了這話，周建人覺得他還不明白，還以為自己是八道灣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實他早已是一名奴隸。這次意外相遇，成為這對兄弟的永訣。

新中國，周作人的政治身份始終是“專政對象”，沒有取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無論其如何争取。1954年1月3日，是自覺壽則多辱的周作人的七十虛歲的農曆生日，在日記中寫道：“生日照例是不幸的日子，甚為不快，不知何時得脫此苦也。”1955年，羽太信子取得中國國籍，此時距離她與周作人結婚已經46年。

1962年，羽太信子死。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