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幹部和群衆吃飯
“火化後第二天，他大女兒來到武義縣檢察院，說父親生前交代，個人不能占公家便宜，如果有什麼費用沒有交的，要她來交；機關的冷飲費發到了9月，是否應該退還1個月?瓦斯票發的是全年的，剩下的4個月是否該按比例退還……”8月（2010年）中旬以來，地處浙江省中部的武義縣武川論壇上的一篇文章迅速感動了網友。
這篇題目為《高風亮節的離休幹部薛兆祥，實在令人欽佩》的文章，講的是武義縣檢察院離休檢察長薛兆祥老人的身後事。薛兆祥是武義縣檢察院重建後的第一任檢察長，今年（2010年）8月13日病逝，享年91歲。這篇文章8月17日釋出後，至今跟帖上千條，網友們紛紛對薛兆祥表達了崇敬之情。
9月8日，武義縣委書記江躍進到武義縣檢察院調研時說，他看到薛兆祥的事迹後深受感動。武義縣檢察院能做到恢複建院至今32年無違法違紀，正是檢察前輩們打下的基礎，是他們留下的清正廉潔的寶貴精神财富在起作用。他表示，要在全縣範圍内開展學習薛兆祥同志的活動，弘揚“艱苦奮鬥、克己奉公”的老一輩共産黨人精神。
1、峥嵘歲月磨砺革命品性
1920年，薛兆祥出生在山東省沂南縣一個貧民之家。受家鄉革命環境的熏陶，他21歲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1949年2月，薛兆祥随軍南下。解放後，他出任浙江省金華縣牌塘區委書記，成了一名“南下幹部”。此後幾十年間，他先後在浙江的十多個地方工作過，武義是他最後的落腳地。1963年，他調任武義縣檢察院檢察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被安排到武義縣棉紡廠任黨委副書記。1978年檢察機關恢複重建，他再度出任武義縣檢察院檢察長，直至1981年離休。
往事随着歲月流逝而湮沒。薛兆祥早期的工作生活細節已難以考證，唯有一位叫做“農友”的網友在論壇上留下了這段評價:“薛兆祥同志是一位優秀的共産黨員，忠誠于黨和人民，工作認真負責，能堅持原則，不做違心事，不講違心話，密切聯系群衆，1960年我在永康縣農林局工作，他當時是局長，從來沒有官架子，生活艱苦樸素，能密切聯系群衆，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上司。”
2、白手起家重建檢察院
1978年5月24日，武義縣委決定，由薛兆祥、王秀龍、葉子貴負責武義縣檢察院的重建工作。同年11月5日，武義縣檢察院正式挂牌辦公。
受命于百廢待興之時，檢察長一職絲毫沒有給薛兆祥帶來“當官”的好處，而是在将近退休之時開始了艱苦創業的曆程。
今年79歲的王秀龍(曾任武義縣檢察院副檢察長)回憶道:“當年檢察院恢複重建，就老薛、我和葉子貴3個人，由于檢察機關中斷多年，一開始從警察局借了3間平房當辦公用房，還借了3個檔案櫃，桌椅都是我們3人從原機關帶過來的，這就是全部家當了。”3個人略作“分工”，薛兆祥負責向縣委争取人、财、物，檢察業務由王秀龍負責，葉子貴負責内勤、接訪，還要采購木材置辦辦公用品。
檢察機關重建，條件異常艱苦，他們一時不知從何處入手，甚至連基本的法律文書、信箋、信封都沒有。薛兆祥就派王秀龍去浙江省檢察院取經，帶回了一套資料當做樣本。次年，經過薛兆祥的争取，幾位幹部從其他機關陸續充實到檢察院。談及對老上司、老同僚的印象，王秀龍說:“老薛組織原則、黨性很強，艱苦樸素、平易近人，是個堅持民主作風、走群衆路線的好上司。”
3、嚴格執法不唯權隻唯實
檢察機關重建後不久，《刑法》《刑事訴訟法》相繼頒布實施。薛兆祥時常教育幹警要嚴格執法，正确處理罪與非罪的界限，重證據，重調查研究，注意辦案效果，保證辦案品質。他常說:“檢察機關有準許逮捕權，擔子重了，更要慎重，既不能發生冤、假、錯案，也不能放縱犯罪，要秉公執法。”
當時，武義縣發生了一起兩兄弟傷害案。這起案件本身不大，但社會影響大、案情複雜，有關上司訓示要嚴懲，一定要提起公訴。可是，根據行為人的作案動機、手段、時間、人物關系及傷害後果等綜合分析，武義縣檢察院認為兩兄弟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在向武義縣委常委會彙報時，薛兆祥據理力争，認為兩兄弟均不構成犯罪，不能提起公訴。
還有一次，武義縣委準備逮捕一名“文革”期間做過“造反派”小頭目的副局長。武義縣檢察院審查認為，這名副局長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予以釋放。薛兆祥說:“他是造反派，我在‘文革’期間也吃過他們的苦頭。有人認為我可以趁機打擊報複，對他準許逮捕，但是我不會濫用職權。相反，如果我的親友犯罪，我也不會利用職權包庇。”
4、借“大場面”給下屬恢複名譽
今年同樣79歲的黃昌喜，也是武義縣檢察院的“元老”。他1956年調入武義縣檢察院工作，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下放到南湖種子場勞動。1979年，正在招兵買馬的薛兆祥得知他曾在檢察院工作後，就向有關部門要求，把黃昌喜“要”了過來。當時，黃昌喜還戴着“右派”的帽子。他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來到武義縣檢察院報到，沒想到一來就和薛兆祥一間辦公室，而且薛兆祥鼓勵他放手工作，一開始就讓他辦理疑難案件。
當年11月，武義縣法院公開審判14名罪犯。這是“文革”後的第一次公開審判，薛兆祥讓黃昌喜出庭支援公訴，縣裡很多幹部參加了旁聽。“老薛一半是為了工作，一半也是借這樣的‘大場面’給我這個老‘右派’恢複名譽啊!”黃昌喜回憶說。後來，薛兆祥又為黃昌喜“力挺”了幾回:晉升工資，準許入黨，送省委黨校學習。
5、離休三十載仍心系檢察
時間雖然已經過去了3年多，但現任武義縣檢察院檢察長的孫偉慶對那一幕仍曆曆在目。
那是2007年初，剛到武義縣檢察院工作不久的孫偉慶參加縣裡的一個會議。剛落座，時任武義縣委書記的李一飛就對他說:“孫偉慶，你究竟用了什麼‘藥’，使了什麼‘招’，讓離休幹部為你和檢察院說話?”這讓孫偉慶一頭霧水。原來，在之前縣委召開的離退休老同志座談會上，薛兆祥說:“我希望縣委能多支援新來的檢察長，多關心檢察事業的發展，更加重視檢察幹部隊伍建設，多培養年輕人。”
在武義縣檢察院，有一個離退休幹部每月學習例會制度。對這類沒有硬性規定的活動，薛兆祥本來可以不來，但他隻要不生病，逢會必到，一直堅持到去年病重。武義縣檢察院的年輕檢察官見到這位弓腰駝背的老者，都會生出疑問:這顫顫巍巍的背影後面，是否有一份割舍不下的檢察情結?
6、時刻不忘清白做人
作為一名出生入死為黨和國家有過特殊貢獻的老同志，薛兆祥沒有躺在功勞簿上向組織伸手，而是秉持共産黨員的情懷，嚴于律己，公而忘私，清白做人。一直到去世，他始終如一。
按規定，離休幹部的醫藥費可以實報實銷，可薛兆祥十分珍惜這項特殊待遇，時時為公家着想，平時偶有小病能不上醫院就不上，藥費能省就省。
1983年，薛兆祥的一個外孫看病花了260餘元醫療費，他的女兒女婿想到離休幹部可以全額報帳醫療費，于是就将孩子看病的藥費收據開成了薛兆祥的名字。女兒給他說這件事時，他嚴肅地說:“國家給我們離休幹部的醫療待遇，隻能限于國家指定的人員享受，我有4個女兒，如果你們及你們的家人都跟着我報帳醫藥費，國家要增加多少負擔呀?”說完，他就把女兒拿來的藥費單據撕掉了，并從口袋裡掏出260元錢給了女兒。
1980年，武義縣婺劇團整頓，薛兆祥的一個女婿在調整之列。女婿想，自己有個當檢察長的嶽父，找個好一點的工作不成問題。可薛兆祥卻說:“劇團整頓，上級自然會給你安排工作，你是共産黨員，要服從組織配置設定，黨叫幹啥就幹啥。”結果女婿被配置設定到縣糧機廠當了一名勞工。
2001年9月，薛兆祥的一個在浙江省檢察院工作的近親因病在杭州去世。薛兆祥和4個女兒需趕往杭州參加追悼會。當時，女兒們提議父親請武義縣檢察院派輛車送一下，因為也是上下級關系，這樣的要求合乎情理。可薛兆祥卻說:“這是我們家的私事，我們要公私分明，更何況國家已經發給我們交通費，怎麼能叫組織派車?”
他病重住院期間，雖卧床不起，仍不忘讓女兒按時代他交黨費。彌留之際，他留下遺囑:“我走後，不開追悼會，不麻煩機關，有事情自己家裡解決。”
他對自己嚴格要求，平日裡經常教育子女“要珍惜現在的生活，要知足，要節儉”。言傳身教之下，他的晚輩自然而然承繼了他的禀性。他的遺體火化時，武義縣檢察院特意派了人和車過去，他的家人卻謝絕了:“父親交代的，不能麻煩機關，謝謝了。”過了兩天，檢察院上司到老薛家看望其家屬，出門時看到他女兒帶着重物，就想用公車送一下。她堅持不用，然後自己騎上電動自行車走了。
“薛老雖然走了，但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财富，作為人民檢察官，我們要恪守職業道德，公正廉潔執法，薛老就是一面永遠高揚的旗幟。”武義縣檢察院現任檢察長孫偉慶感慨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