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天下之中”觀念■作者簡介
盧振濤
山東大學曆史學院博士研究所學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宋史、曆史人文地理。■提要“天下之中”具有政治、地理、文化等多方面的特性，始于西周時期。宋代時存在一些别樣的“地中”觀念：北宋“開封地中”觀，由五代以來的“嶽台地中”觀念結合開封居“中區”的正統觀念構成，本質是以當時新的“四方輻辏”為“地中”；兩宋之際，宗澤以“開封地中”論證“還都開封”的合理性，李綱以襄鄧一帶為“四方輻辏”提出“襄鄧地中”；南宋時期，朱熹等人的天文思想中則反映出“嶽台地中”觀。同時，一些士人質疑以往“地中”的精神特性，轉而強調“地中”的地理特性，意圖将臨安建構為新的“四方輻辏”。宋代諸“地中”觀念突出“四方輻辏”的地理特性，凸顯了宋人思維深處的學說取向、價值選擇與政治考量。
■關鍵詞
天下之中；四方輻辏；嶽台地中；襄鄧地中
全文刊載于《中國曆史地理論叢》2024年第2輯，第57-66頁，注釋從略。
“天下之中”與“天地之中”“土中”“地中”等概念，萌生于中國古人觀測天文、探索大地與探尋天地、天人關系等實踐活動中，這些概念在最初的形成過程中各有不同的内涵與側重，卻又有相似之處。相似之處，集中展現在“中”的地理性。西周初期，圍繞新都洛邑的選址和營建，地中、土中、天下之中、中或（國）等概念逐漸混同。混同後的“天下之中”等概念成為兼具天文、地理、文化等性質的綜合性概念，并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長期居于重要地位。
潘明娟将混同後的“天下之中”總結為天文秩序、地理秩序、空間權衡的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文化秩序。不過，這五種秩序中，“居天下之中以統四方”的空間權衡的政治秩序和“四方入貢道裡均”的經濟秩序實際上與地理秩序是合而為一的；而對天文秩序的遵循及後世在都城規劃中的“法天思想”亦可視為文化秩序的延伸。職是之故，“天下之中”主要在地理與文化兩個方面對中國古代都城的選擇起到重要影響：一方面，建都“天下之中”主要考慮其“四方輻辏”的地理特性。作為天下的中心，諸侯方國納貢職道裡均等，易形成“四方輻湊”式的統治中心。另一方面，建都“天下之中”也昰看重其神聖色彩能為王朝合法性的建構提供助益。居“天下之中”可以上配皇天，可就近獲得“天保”（天命）——天命之眷顧，這是帝權神聖性、合法性和永恒性之根據。直至中古時期，“天下之中”仍以其神聖性為時人所重。
中國古代曾存在過“昆侖地中”“洛邑地中”“都廣地中”等多種“地中”觀念，在唐、五代時期，“地中”的位置依舊衆說紛纭。不過自周公蔔居洛邑後，洛邑是最為人熟知的“天下之中”。宋初開寶九年（976）趙匡胤巡幸洛陽，“愛其地形勢得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雖被李懷忠以開封有漕運之利谏止，但顯然“洛邑地中”依舊最深入人心。然而在“洛邑地中”以外，宋代還存在一些别樣的“地中”觀念。這些“地中”觀念，部分延續了唐、五代以來的“衆說紛纭”，部分源于士人在不同政治局勢下因時制宜的新诠釋。
一 北宋時期的“開封地中”觀念
《周禮·大司徒》載：“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故後世常以八尺表夏至日正午影長一尺五寸之地為“地中”。開元年間為制定《大衍曆》，唐玄宗遣使赴天下測影，開封嶽台夏至正午影長接近一尺五寸，為之後王樸選嶽台為地中打下基礎。孫英剛也指出，以開封為“天下之中”，依靠的依然是天文測量的知識，換言之，與曆法和測影相關的“嶽台地中”觀念是“開封地中”觀念的核心。
（一）“嶽台地中”觀念
嶽台，亦稱“太嶽台”，位于開封府浚儀縣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嶽台坊，是唐、五代及北宋時期測量日影的場所。後周顯德三年（956），王樸在上呈《欽天曆》的奏陳中第一次提出以嶽台為“地中”：
古之植圭于陽城者，以其近洛故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國，北距橫野軍，中得浚儀之嶽台，應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于梁。今樹圭置箭，測嶽台晷漏，以為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
王樸認為，在嶽台樹圭測影，“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天地所合、陰陽所和，滿足“天下之中”的特點。其說有着不容忽視的現實背景。唐末五代時期，開封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日益重要，取代洛陽成為“四方輻辏”。後周沿用開封為首都，太祖郭威欲于廣順四年（954）舉行新王朝的首次南郊大禮，太常奏“郊廟社稷壇位制度，請下所司修奉”，遂在開封增修了壇廟等國家禮儀設施；世宗親征淮南時，宰相王樸留守開封，“廣新城，通道路”。經過幾番大規模修整，開封的首都職能更加完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隻有文化地位稍居洛陽之後。王樸憑借嶽台在唐開元年間各測影地裡位居中央，且影長更接近“天下之中”一尺五寸的特征，将“地中”名号冠于開封之上，這是在文化層面對開封城的建設。宋代以嶽台為“地中”的做法雖時斷時續，但一直存在。部分北宋士大夫持“嶽台地中”觀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本朝依舊建都開封。北宋修《新五代史》時，将《舊五代史》中王樸上呈《欽天曆》時的奏陳原封不動地收錄。兩《五代史》文本的傳承，也呈現出北宋士人對“嶽台地中”觀念的繼承。北宋皇祐初年，仁宗诏周琮等人改制司天監圭表，并以新表測影定氣，“因而成書三卷，命曰《嶽台晷景新書》”。皇祐四年（1052），翰林學士範鎮奉诏作序，即《嶽台表影新書序》（下稱“《序》”），其稱：
測景之法見于《周官》與《詩》，是以求地之中，以建王國而阜安萬民者也。然必驗之數術，考之中星，參之氣朔，校之刻漏，而後為得。······周公蔔洛，以為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世傳陽城是其地，而今登封故台在焉。唐開元中，擇河南平地，始于滑州之白馬，南至于汴之浚儀，得嶽台；又南至于扶溝，又南至于上蔡之武津，至嶽台為适中也。今天子都汴，皇祐元年，宋興九十年矣，始诏有司即嶽台故處，用崇天曆測候一年，以考正焉。
影長“一尺五寸”不再是确定“地中”的唯一标準，還須“驗之數術”“考之中星”“參之氣朔”“校之刻漏”等。這一改從前“地中”位置固定的情況，為“嶽台地中”說鋪墊。《序》繼而認為，周公蔔洛得“洛邑地中”；唐開元年間各測影地，嶽台恰好為“中”。顯而易見，《序》雖然認可“洛邑地中”，卻仍沿用“嶽台地中”觀念。需要說明的是，《序》以唐代影表為依據，雖然運用的是曆法知識，但其指出嶽台在各影表間“居中”，仍然出于地理方面的考量，與王樸的說法相似。
關于範鎮，《宋史·範鎮傳》記載：“鎮于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音律與曆法曆來相通，範鎮對曆法應相當精通，不僅受命撰寫《序》文，也參與了仁宗嘉祐年間（1056—1063）曆法的監修和考訂。作為士大夫群體中的重要一員，範鎮肯定也受到由中唐以來疑經思潮所彙成的北宋中期儒學複興運動的強烈影響。一方面，他對經典應更熟識；另一方面，他敢于懷疑經典本身及先儒注解，并做出獨到的闡釋。韋兵指出，宋代士人對曆法問題的關注和修養以及在此領域達到的高度都是唐代士人所不具有的，能深刻認識到曆法中的雅俗分歧。可以斷定，範鎮以嶽台“适中”，不僅是對曆法方面“嶽台地中”觀念的沿用，更出于其自身對曆法中正朔觀念的深刻認識，而其奉诏作《序》，又将個人觀念轉化為官方的表述。
（二）“中區”“中夏”與“開封地中”觀念
“嶽台地中”之外，“中區”“中夏”等極具正統色彩的概念構成了“開封地中”的外緣。
前述宋太祖巡幸洛陽時與李懷忠的對話另有一個版本。北宋文瑩所撰《玉壺清話》記載，針對太祖遷都洛陽之意，李懷忠谏曰：“京師正得皇居之中”，以開封居“中”，勸太祖留都開封。兩版對話難辨孰是孰非，但《玉壺清話》中有所記載，至少說明“開封地中”觀念在北宋是客觀存在的。
“開封地中”觀念尤其在北宋“德運之議”中得到充分的展現。“五運”學說在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極為重要。秦漢以降，曆代都會确立本朝德運以示應天受命。北宋雍熙元年（984）四月，布衣趙垂慶上書稱，宋朝應越過五代、上承唐統為金德，建國初年許多符瑞都是“金德之應”。趙垂慶上書拉開了宋代“德運之議”的序幕。在這場“德運之議”中，以徐铉為首的部分官員認為，“後唐以下，奄宅中區，合該正統······今國家封禅有日，宜從定制，上答天休，伏乞聖宋永為火德”，後唐以下的晉、漢、周政權宅居“中區”，可為正統，不應上繼唐統。這遭到主張承繼唐統者的诘難。天禧四年（1020），光祿寺丞謝绛上言，五代國祚短促不應入正統，而大宋“四海給足，嘉生蕃衍，迩年京師甘露下，泰山醴泉湧，作甘之兆，斯亦見矣。矧靈木異卉，資生于土，千品萬類，不可勝道，非土德之驗乎”，尤其首都開封，是“萬國之中區”，正符合五行中土行居中的位置，這是“土德之驗”，故國家德運應紹繼唐代之地統與土德。謝绛将“中”與五行、德運等學說相關聯，充實了德運理論和王朝正統觀；他以開封為“萬國之中區”——顯然有“天下之中”的意味，從地理角度解讀“中”，雖與徐铉立場不同，但與其“奄宅中區”的取徑卻不謀而合。
大理寺卿董行父則回顧上古至宋朝的德運傳承，形成泰皇—神農—黃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堯—虞舜—夏—商—周—漢—唐—宋的德運譜系，國祚短促的秦、三國、晉、南北朝、五代等都不被他視作正統。對此，以宋朝為火德者反駁道：“則晉漢洎周，鹹帝中夏，太祖實受終于周，而陟元後，豈可弗遵傳繼之序，續于遐邈之統”，五代皆稱帝于“中夏”，不應被忽視；且本朝太祖受後周禅，若遠紹唐統，将失去政權合法性的直接來源。
“德運之議”以确立宋朝為火德而告終。各方在辯論中，都以“中區”“中夏”等概念為理論依據，與華夏正統觀念相結合；尤其謝绛徑稱開封為“萬國之中”，可見其觀念内在“中區”“中夏”的範圍中，開封的政治地位顯然已有相當程度的提升。
圖1 北宋部分士人“地中”觀念示意
“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經濟和文化觀念引導了衆多王朝都城選址洛陽的取向，構成建都洛陽的獨特理路的基礎和其背後神聖性、合理性的依據。唐末五代時期，開封在地理上成為新興的“四方輻辏”，且五代後期以至北宋，開封城的政治中心地位确立，但文化方面較洛陽還有所不及。在這種情況下，部分士人憑借唐、五代的曆法與測影知識所産生的“嶽台地中”觀念，結合“中區”“中夏”等正統觀念，賦予開封“天下之中”的名号，以其自古以來的神聖色彩對首都開封進行文化上的建構。這樣，以曆法上的“嶽台地中”觀念為核心，以“中區”“中夏”等正統觀念為外緣的“開封地中”觀念逐漸形成，并被宋代部分士人接受和表達。
二 兩宋之際遷都之争背景下的“地中”觀念
靖康之變後，開封城陷落，金軍縱兵四掠，“東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陳、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以開封為核心的大河南北皆殘破不堪。其後金軍挾徽欽二帝北遷，留屯河上的金軍距開封亦不過200裡。是以，趙構政權于南京應天府建立後，遷都避敵迫在眉睫，但究竟遷都何處，朝臣間争論不休。黃潛善主張遷都金陵，趙構在搖擺不定中也傾向金陵；主戰派李綱則根據戰略形勢建議暫遷襄陽一帶，宗澤更是執意請趙構回銮開封。圍繞“遷都之議”，主戰派官員們提出了不同的“地中”說，并依托不同“地中”拟采取不同的應戰政策。
（一）“還都開封”與“開封地中”說
“還都開封”最先由尚書兵部員外郎張所發起。建炎元年（1127）五月，趙構即位不久，張所就對行朝滞留南京提出異議，他指責大臣不勸聖駕回銮開封是“意在南渡”，放棄開封是欲棄兩河、欲棄天下之根本。不久黃潛善便以“恐害新政”為由将張所引去。
宗澤是“還都開封”最堅定的倡導者。自趙構稱帝後，宗澤就不斷上疏請趙構回銮開封，他多次将開封描述為“天下之中”——“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為天下中”。宗澤以為，開封是祖宗應天受命之地，是足以傳之萬世的寶貴政治财富；趙構隻有立于“天下之中”，才能“定四海之民”、四方來王；隻有回到開封，才能“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還都位于“天下之中”的開封城是人心所向、衆望所歸。他稱中原是“天下之中”，“京師”又是“中原之中”，這與北宋“德運之議”時謝绛稱開封為“萬國之中”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突出開封在中原地區的核心地理位置。此外，宗澤對還都開封後若作戰失利的退路也思慮周全——遷都長安。
實際上，宗澤力主趙構回銮不隻為了“天下之中”在文化層面上的意義。首先，回銮開封有穩定軍心、民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宗澤長期統兵河上，處在對金戰争的前線，目睹河北各路義軍據城固守、各自為戰的困境，若聖駕繼續駐跸南京，中央政權與地方抗金勢力缺乏統一指揮和部署，必将持續分裂和削弱，會被金軍各個擊破，最終将導緻兩河、中原盡棄。而還都開封不僅便于加強與河北各地義軍的聯系，更可繼承趙宋祖宗傳承下來的都城等物質遺産和涉及正統合法性的政治文化遺産，進而實作政治秩序的重建。
同樣以開封為“中”的還有尚書祠部員外郎喻汝砺。靖康之變後，金軍欲擄徽欽二帝北遷，立張邦昌為帝。喻汝砺“扪其膝曰：‘不能為賊臣屈。’遂挂冠去”，以守臣節聞名。他從開封出走後前往趙構處，再任尚書祠部員外郎。在“遷都之議”中，喻汝砺稱“汴都者天下之根本也，若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于敵矣”，以開封位于中州之地、是天下根本，主張回銮開封，反對遷都金陵。這與黃潛善之意大忤，“黃潛善以汝砺附李綱不遷都之論，惡之”。
（二）李綱“襄鄧地中”說
相較于“洛陽地中”及“開封地中”，主戰派李綱的“地中”觀念格外不同。李綱起初主張回銮開封，後對遷都的态度發生變化。建炎元年七月李綱上書稱，即使不能如宗澤所請入關中定都，“猶當适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這是李綱首次提出遷都襄鄧。趙構下诏明确表态，将與群臣、将士留在中原，暫駐南京隻是“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跸近甸，号召軍馬”，近期可防金人秋高氣寒之時再來犯界，等到朝廷勢力漸強，再“歸宅故都，迎還二聖”。
但不久後，在黃潛善、汪伯彥的鼓動下，趙構“诏幸東南，來春還阙”。李綱當即上書勸阻，以天下形勝“無出襄陽之右者”，力勸其遷都襄鄧，“駐跸南陽，據天下之中以号令四方”。他認為襄鄧一帶是四方通衢、“天下之中”，“西鄰川、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财，東連江、淮，可以運谷粟”，遷都于此，可以充分調用各方資源積極備戰，而南渡吳越是置大局于不顧的危險行為。遺憾的是，駐跸襄鄧或僅适用于李綱的戰略構想，整個北宋時期，南陽盆地及其鄰近地區的農業生産始終不夠興盛，不具備足夠的經濟生産能力，而且襄鄧地區也并不具有将東南地區的經濟物資順利輸送到當地的交通條件。在趙構取巡幸東南的避敵之策後，李綱依靠襄鄧之地以守備戰的施政路線自然瓦解。
圖2 宗澤“開封地中”與李綱“襄鄧地中”示意
說明：據李昌憲《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宋西夏卷》第224頁“宣和五年（1123）京畿路和京西路圖”改繪。
李綱“襄鄧地中”觀念中的襄鄧一帶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北宋襄州與鄧州。李綱所撰《文鄉記》稱文鄉“其土居天地之中，得陰陽之和氣”，其“文鄉地中”說與其“襄鄧地中”說并不沖突。文鄉位于今湖北棗陽一帶，北宋為随州治下，與襄州、鄧州在太平興國年間同屬山南東道，鹹平四年（1001）、天禧四年（1020）、元豐八年（1085）以至宣和五年（1123）同屬京西路，宣和五年後同屬京西南路。縱覽襄、鄧、随等州在北宋時期的區劃沿革，它們在道、路級行政區域内始終保持為一個整體。除此之外，兩漢時期鄧、随等州同屬于南陽郡，南郡襄陽城（今襄陽市襄城區）則緊鄰南陽郡。故李綱所說“駐跸南陽，據天下之中以号令四方”中的南陽，并非指北宋鄧州南陽，而是範圍大緻相當于兩漢時期南陽郡的古義上的南陽。且南陽、棗陽與襄、鄧等州都位于南襄盆地之内，地勢上三面環山，是北宋末年京西南路的核心地區，而京西南路又是北宋疆域版圖的中心地區。這一區域西鄰川陝，北近京畿，南通巴蜀，東連江淮，真可謂是“四方輻辏”。古義上的南陽與毗鄰的襄陽，一同構成了李綱觀念裡“襄鄧地中”的版圖。
綜上所述，兩宋之際“遷都之争”中的“地中”觀念，除了延續“開封地中”外，也有因金人南進壓縮宋朝疆域空間而随之興起的“襄鄧地中”觀念，兩種“地中”觀念分别展現了主戰派“堅守中原”與“退守襄鄧”的不同軍事、政治政策。宗澤“回銮開封”的主張圍繞開封城對政權合法性的影響展開，其“開封地中”說雖突出開封在中原地區的核心地理位置，但更側重政治意義；軍事政策則比較籠統，大緻是經營兩河，守禦河北。而李綱對整個戰局有更好的把握，他認識到當下不可立即回都開封：“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修葺未備”，而“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回銮開封與遷都建康都不利于重組軍事防禦體系。而襄鄧一帶，既有“四方之中”的區位優勢，又是“回銮開封”與“東幸建康”兩種遷都計劃的折中選擇；既便于當時形勢下的軍政排程，也可調和争執不休的朝議。當然，遷都襄鄧并不意味着放棄中原，在李綱的計劃中，駐跸南陽隻是等待戰局扭轉的權宜之計。
三 南宋時期的“地中”觀念
南宋偏居一隅，時移世易，但仍不乏持“洛陽地中”觀念之士。紹興三十一年（1161）正月，和州進士何廷英上書言：
臣聞京師者諸夏之根本也，天子之所居也，昔周家是以建都洛邑者，以其得天地之中華也；項羽是以失關中不能王者，以其失天下之沖要也。嗚呼！中華沖要之地，反不為朝廷所居耶！
何廷英認為，京師開封是華夏根本、天子所居，周朝之是以建都洛邑，是因為洛邑得“天地之中華”。但趙構偏安一隅，難以“居中以禦外”。對中原之地陷于敵手，何廷英深感痛惜。他将開封稱為“諸夏之根本”，亦可見以“中區”“中夏”概念為外緣的“開封地中”觀念的身影。
“洛邑地中”觀念之外，南宋時期還存在其他兩種“地中”觀念。
一為“湖湘地中”觀念，出自胡宏的個人認知。胡宏于衡山建立文定書堂，在《文定書堂上梁文》中，他盛贊衡山地理形勝：“岩谷萦回，奄有荊、衡之勝；江、湖衿帶，旁連漢、沔之雄。既居天地之中，宜占山川之秀。”其時宋金戰事漸入僵持，南宋疆域逐漸穩定。國土面積的急劇收縮也使從前的“天下之中”淪為邊境（襄、鄧），甚至已在域外（汴、洛）。胡宏以南嶽為“天地之中”，既是國家現實局勢的反映，也與其對鄉邦的熱愛密不可分。
二為“嶽台地中”觀念，主要存在于朱熹及其後學的天文曆法思想中。與北宋“嶽台地中”說服務于建構開封地位與王朝正統合法性的目的不同，朱熹的“嶽台地中”觀念主要與其學術思想相關。《朱子語類》載：
夏至後立表······若表影恰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晷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本朝嶽台是地之中，嶽台在浚儀，屬開封府。已自差許多。問：“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運有差，地随天轉而差。”
朱熹指出，“地中”自古以來一直在變動，漢朝在陽城，宋朝在開封府浚儀縣嶽台。對于這種變動，他認為原因在于“天運有差，地随天轉而差”，即不同時代的天（包括日、月、星等天體）運作有别，而大地随天運轉，是以才出現不同的“地中”。
朱熹的“嶽台地中”觀念，既受到其自身天文知識的影響，同時也源于五代宋初以來曆法與測影知識中的“嶽台地中”觀念，“浚儀”二字可為此推斷提供旁證。嶽台所在的浚儀縣為開封府屬縣，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浚儀縣改名“祥符縣”，但朱熹隻言“浚儀嶽台”，卻不曾說“祥符嶽台”，也沒有提及祥符與舊名浚儀的關系。或許時隔太遠，加之開封已淪為金朝國土，朱熹忽略了浚儀縣名的變遷；抑或是朱熹尊重前人的“原創”，而不擅改“浚儀嶽台”。不論如何，朱熹稱“浚儀嶽台”，說明他從五代、北宋的文獻中汲取了“嶽台地中”觀念，而且很可能源自王樸及《欽天曆》，因為朱熹曾對《欽天曆》作出如下評價：“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樸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樸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可知他對《欽天曆》有過深入研究。
朱子門人受朱子思想的影響，同樣關注并探讨天學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問題，朱熹的“嶽台地中”觀念也深刻影響到以其學為宗的後世理學家。金履祥從學于何基，何基師從朱熹高足黃榦。金履祥所撰《通鑒前編》雲：“然天有歲差，故古今日景（影）亦自微差尺有五寸之景，周在洛陽，漢在陽城，唐在浚儀，宋在嶽台”，其“嶽台地中”“天有歲差”等見解，顯然來自朱子之說。但金履祥認為地中“唐在浚儀，宋在嶽台”，忽略了嶽台本就位于開封府浚儀縣，可見他對朱子“嶽台地中”觀念的了解有一定偏差。
與金履祥大緻同一時代的王應麟亦宗朱學，其《困學紀聞》也稍及“嶽台地中”：
王樸曰：“陽城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得浚儀之嶽台，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司馬公《日景圖》雲：“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随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颍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
王應麟憑借“司馬光日景圖”中所謂“日行黃道每有差”——即太陽在黃道上的運作軌迹會出現變動，推斷“地中”也随之轉移，進而認為“地中”周在洛邑、漢在陽城、唐在嶽台的這種變動是有理可依的。顯然，王應麟的“地中”随“天運”而變的觀點與朱熹所說大同小異，其“嶽台地中”觀念也不出朱熹的論證架構。另外，作為朱學後人，王應麟直接引用王樸的“嶽台地中”說并進行闡釋，也從側面反映了朱熹“嶽台地中”觀念源于前人著述。
四 南宋時期對“洛邑地中”的質疑
北宋時即不乏對“洛邑地中”的質疑，歐陽修就曾提出，洛陽雖在西周疆域内距四方“道裡均”，但就疆域之外、天地之間的廣大區域而言卻并非居“中”，天地間的“和氣”應遍布四方，而不會僅存于“天地之中”。歐陽修的闡述，是在北宋中期儒學複興運動背景下對經典的懷疑與新诠釋。類似的觀點，南宋時期仍然存在，但目的卻不在探讨經典本身。
在偏安一隅的南宋時期，以中原地區的洛陽與開封為“地中”已顯得另類，或許更容易刺痛士人的敏感神經。部分士人不僅質疑“洛陽地中”，甚至對周公為建都洛邑而測影求“地中”的真實性及“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的特性也有所懷疑。
在質疑者看來，“成王未嘗都洛也，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至平王避犬戎，乃都于洛”，洛陽直到東周才作為都城，故西周以洛陽為“地中”與建王國、王畿無關，而是如《史記》所說“洛陽僅道裡均”，便于周王在此受諸侯朝聘貢賦，遂成“周家故事”；且《毛詩序》稱：“宣王······後會諸侯于東都”，宣王會諸侯時必居洛邑，正印證《史記》中朝聘貢賦之說。
《山堂考索》記載了南宋章如愚對“洛陽地中”的逐條駁斥：《周禮》載“周人求地中以建國”，鄭玄以為，周公以土圭測影求得“地中”在洛陽，欲使成王居于此。但章氏以為，成王并未遷都于洛，直至平王東遷，洛陽始為都城，此前皆不足以稱為王畿。再者，測影求“地中”的建國之法，僅見于《周禮》中《大司徒》及《典瑞》，而不見于其他經典，鄭玄之說恐缺少依憑。還有，王者并不一定求得“地中”才能建都，而是取其“便于時爾”。堯都平陽，舜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居鎬，都不在“地中”，但堯舜能行文武之治，遂使政教遍布天下。不施仁政，徒居“地中”也不能天下大治。另外，以“地中”會“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也是片面之詞。風雨之會、陰陽之和，在于人君是否施仁政、順天意，不在于是否建都“地中”，政通人和自然會風調雨順。最後，所謂“天下之中”，是指洛陽在九州之内居于中央，也是四方入貢道裡所均之地。章如愚的觀點可謂集諸家之所成，并對鄭玄等先儒之說做進一步檢讨。
南宋時期質疑“洛陽地中”的各種聲音中，程珌《代作三賢堂記》顯露了動機：
凡曰帝王之邑，必于天地之中，理固宜然，勢常異是。自三皇之曲阜暨五季之大梁，其間疊遷曾不一數，或據冀河之勝，或都太華之奇，或因瀍澗之濱，或取崤函之險。天啟我宋，古汴作京。代無定都，地大則一，······商邑翼翼，四方所觀，彼豈不知力莫能逮。炎圖再造，駐跸錢塘。睠言吳越之中，宿号東南之盛。
程珌對汴、洛孰為“地中”不置可否，僅憑“非古是今”的基調論述都城遷移的合理性。他承認“帝王之邑，必于天地之中”，王朝理應建都“地中”，但“理固宜然，勢常異是”，世勢并不遂人願。自上古到宋初，都城屢遷，曆代既無固定都城，也多不在“地中”建都。此說表面言之成理，但内涵不止于此，結合後文對趙構于商邑即位、紹繼宋祚、再造炎宋的歌頌，及對南宋臨安城繁華景象的描繪和“東南之盛”的誇贊，可知他所謂擇都不必于“地中”的深意在于打造臨安可堪建都的地位。這是在中原與故都不可複得及與金國相争不占優勢的窘境下，士人為重塑國家信心和正統合法性，因時而動的創新闡述。程珌言語間的沖突之處在于，他以曆代不常在“地中”建都，來否定建都“地中”的必要性，卻稱錢塘為吳越之“中”、東南之“盛”，即南宋統治核心區域的中心，歸根結底仍是利用“地中”的地理特性，為行在臨安升為新都城造勢。
南宋時期對“洛陽地中”的諸多質疑，認可洛陽是“四方道裡均”和“天下之中”的“四方輻辏”的地理特性是他們的共識，從經典本身入手也是其相同的着力點。在這些質疑聲中，主要是對“地中”“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的特性及相關的經典進行重新檢讨；再者勸施仁政，認為仁義不施者，即使建都“地中”也是徒然。在此基礎上，他們主張擇都不必在“地中”，為定都江南做聲援。這反映出部分南宋士人滿足于偏安一隅的心态。
五 結語
西周營建洛邑并以之為“地中”後，洛陽兼具“四方輻辏”的地理特性及神聖色彩的文化特性，也吸引了後世定都洛陽。五代時期，開封成為“四方輻辏”，王樸提出“嶽台地中”說。北宋時期，以“嶽台地中”為核心形成“開封地中”觀，兩種觀念本質上都是“都城地中”，即以“地中”的神聖色彩提升都城的地位，進而實作對王朝合法性的建構。然而在“嶽台地中”和“開封地中”的形成過程中，“地中”的地理特性顯然更受青睐，并被試圖用來帶動“地中”的文化特性在城市間轉移。到了兩宋之際，士大夫立足于不同的“四方輻辏”，在各種語境中诠釋“地中”的政治、文化内涵，作為“遷都之争”中不同戰略的理論依據。“地中”地理特性在此時的突顯也導緻其神聖色彩減弱。“地中”的地理特性與文化特性，在北宋時期對開封城的相關論述中仍能兼顧；但兩宋之際以至南宋，面對版圖縮減、都城南遷的局面，部分士人對經典中“地中”的神聖性産生懷疑，使“地中”的文化特性進一步消解。時人根據所面臨的不同形勢，集中于挖掘新的“四方輻辏”，并與“地中”相關聯。
兩宋時期新興的“地中”觀念中，尤以“嶽台地中”史料最多、論述最廣，甚至出現在官方表述中（如《嶽台表影新書序》）。故有研究認為“從五代末年至北宋末大都以嶽台為地中，而不在陽城或洛陽”。但從宋初趙匡胤巡幸洛陽時所言，到紹興三十一年何廷英的上書，可見終有宋一朝，以洛陽為“地中”者仍不乏其人。而且從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自中晚唐以來的疑經思潮，至北宋中期形成影響深遠的儒學複興運動，更多儒士對儒家經典的關注重心從章句注疏轉向義理之學，這就要求宋代士人比以往更深入地重審經典，出自經典的“洛陽地中”肯定更為人所熟知。在此背景下，個體間對“地中”的認知仍堅守差異，對新興“地中”觀念的闡釋極具實用性，對傳統“洛邑地中”的質疑亦充滿現實關切，凸顯了宋代士人思維深處的學說取向、價值選擇與政治考量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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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任 秦 王鳳瓊
審校 | 李 鵬 王國睿
稽核 | 張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