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國首任女監察部長，守寡一生，被譽為“女包公”。她為了反抗父母包辦婚姻，不惜割喉自殘，被譽為“四爺”。她在獄中公開絕食，決心為自己洗刷冤屈。她為了革命事業，與家人分隔兩地。面對權貴，她毫不畏懼，周總理稱其為“女包公”。她就是新中國首任監察部部長錢瑛。
1954年9月，國務院監察部成立，錢瑛任首任監察部部長。這樣，錢瑛成為繼史良之後第二位女部長。錢瑛不僅是位婦女幹部，而且敢于堅持真理，實事求是，鐵面無私，在黨内威望極高。
早期的錢瑛
錢瑛（1903—1973），1903年5月14日生于湖北鹹甯縣馬橋鎮肖橋村。錢瑛出生時，錢家人财興旺，在當地是有名望的人家。錢瑛幼年随哥哥讀過四書五經和不少唐詩宋詞，她寫的詩詞在家鄉廣為傳頌，有“才女”錢六姐之稱。
1903年5月14日，湖南省鹹甯縣的一戶錢姓人家迎來了一位千金。這位女嬰天生麗質，是以被父母命名為錢瑛。
錢家家族世代經商，家底殷實，在當地也是有名望的家族。是以，錢瑛自小便接受了優質的教育。錢家育有一子三女，錢瑛排行老四。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錢瑛是女兒身，但她卻享有與男子相同的待遇，是以大家都親切地稱呼她為“四爺”。錢瑛的家庭十分傳統，可以看作是清朝舊物的遺存。
與之相反，她的姐姐們持有舊社會的思想，但錢瑛卻與衆不同。
或是在骨子裡流淌着自由的血液，她拒絕被舊思想束縛。自小，錢瑛便表現出對封建傳統的反抗。8歲那年，父母把她送到私塾學習。
在那裡，她掌握了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甚至常常寫出讓人稱贊的詩詞。但随着父親長期在外經商，錢瑛接觸到了各種新鮮事物，她渴望探索更多知識，對舊禮教深感厭惡。
在新思想的熏陶下，她更加堅定地反對封建主義。按照舊禮制，女性應該纏足，但錢瑛渴望獨立，拒絕任何形式的束縛。
錢瑛聰明好學，1922年因其優秀的成績留校任教。然而，錢家因錢父經商失敗，家道中落，錢瑛也到了适婚年齡。
傳統婚姻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錢瑛父母為她選了一戶大戶人家，并收下聘禮。然而，追求新思想的錢瑛不願接受包辦婚姻，她想起同學朋友因包辦婚姻痛苦不堪，又想到婚約會斷送自己的求學之路，是以堅決反對。
錢瑛的堅決卻未能改變父母的決定，反而使得婚姻籌備加速。在母親的守護下，她以死相逼，但在生與死的掙紮中，母親選擇了保護她的生命。
雖然她是以留下了一條深深的傷疤，但是她知道這個家已經不再适合她。最終，她孤身一人前往武漢求學，并成功考入了湖北女子師範大學。
她的決心和勇氣，讓她的故事成為了一個關于自我救贖和追求自由的啟示。
湖北女子師範，這所傳承着光榮革命傳統的學府，曾經見證了女師學潮的壯烈。錢瑛明白，這一切來之不易。在校園裡，她勤奮學習，各科成績始終名列前茅。
課餘時間，她常常閱讀書籍，陶冶情操。她對男女平等的社會充滿向往，默默地立志改變現狀。1927年3月，在吳瑞芝的引薦下，錢瑛加入了中國共青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
自此，曾經反對封建主義的叛逆少女，已經成長為一位為了革命事業而奮鬥的革命者。湖北女子師範畢業後，錢瑛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前往廣州工作。
然而，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駭人聽聞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形勢急轉直下。
盡管南昌起義失敗的消息傳入錢瑛耳中，但她并未是以而退縮。她毅然決然地前往廣州參加起義，即使這可能會讓她身處險境。
然而，廣州起義也以失敗告終，我黨大量人士慘遭殺害，廣州陷入白色恐怖。無奈之下，錢瑛隻能暫時離開廣州，踏上尋找黨組織的艱難之路。
然而，她的旅程并非一帆風順。國民黨官兵在各地設立了哨口，阻止革命人士的行動。為了避開這些哨口，錢瑛決定選擇走水路。
在江邊，她幸運地發現了一艘民船停靠在岸邊。她迫切地想要找到組織，是以毫不猶豫地上了船。 然而，事情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樣順利。
船的老闆對錢瑛表現出異常的熱情，一開始，錢瑛還以為自己遇到了好人。但當她進入船的内部，才發現這艘船全部都是女人。
這讓錢瑛立即警覺起來。
那個時代的女性外出機會極為罕見，更不用說集體外出。錢瑛謹慎地向身邊的女人詢問情況，但對方隻是沉默着，表情憂慮。
錢瑛又用喝水的借口向一個年輕女孩詢問，女孩猶豫了一下，說：“家裡人告訴我們這艘船能帶我們出去找工作。”
錢瑛立刻意識到這艘船上的人可能被家中販賣，不知将被送往何處，但肯定不是什麼好地方。為了避免悲劇的發生，錢瑛開始設法逃離。
最後，她趁船員不注意，一個翻身跳入珠江。珠江水勢湍急，很快就把錢瑛沖走了。
錢瑛在珠江差點溺水，被一位熱心的漁翁救起。之後，她不敢耽擱，匆忙上路。在客棧休息時，她被兩個男子心生歹意，但她敏銳地察覺到自己可能被色狼盯上，于是早早回到房間，緊鎖房門，避免了危險。
為了未雨綢缪，錢瑛在她的手帕上寫下一首詩。詩的大意是：她是一位孤獨的女子，與父親一起外出旅行，卻遭到了匪徒的襲擊，父親不幸被打死，她經曆了重重困難才得以逃脫。
第二天清晨，錢瑛便出發前往火車站。然而，那兩個惡人并未放棄，而是跟着她來到了火車站。錢瑛别無選擇，隻能跳上火車。
然而，由于沒有車票，她被從業人員發現了。随後，警察對她進行了搜查，發現了那首寫有詩的手帕。局長看到後深感痛心，對她的遭遇表示同情，于是讓她免費乘坐了火車。
經曆了種種困難，錢瑛終于在1928年7月，來到了香港找到了組織。受黨組織的安排，她來到了上海擔任全國總工會秘書。
當時，她的直接負責人是名叫譚壽林的上司。
譚壽林，這位經曆過多次共産黨上司的農民起義、有着豐富革命經驗和淵博見識的大哥，1921年考入北京大學。
廣州起義，他也在其中，盡管行動失敗，被捕入獄，但他沒有向敵人透露半個字，最終因缺乏直接證據而獲釋，轉到上海繼續革命工作。
工作上的頻繁接觸，讓錢瑛對這位嚴謹、有堅定信仰的上司産生了感情。他們的志同道合，讓他們迅速陷入了熱戀。
短短兩個月後，他們便結為夫妻。 然而，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早已做出了舍小家為大家的決定。新婚不過百日，錢瑛便接到組織指令，前往蘇聯學習。
譚壽林在國外求學期間，他每周都會給妻子錢瑛寫一封家信，從未間斷。在信中，他表達了對妻子的思念，也用他的鼓勵為她加油打氣。
他還會提及國内的局勢和自己的工作，希望妻子能跟上黨的步伐。 在蘇聯學習期間，錢瑛發現自己懷孕了，這對他們來說既是驚喜又是擔憂。
他們不知道應該如何安置這個孩子，但最終決定将孩子寄養在蘇聯的育兒所。 兩年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錢瑛的學習生活即将結束。
在1931年的春天，她踏上了回國的旅程。在回國的最後一天，她和孩子待了一整夜，但她已經數不清自己偷偷抹了多少次眼淚。
然而，使命在身，她隻能忍住眼淚。 令人痛心的是，多年後，錢瑛來尋找孩子消息的時候，被告知孩子已經早夭折了。
錢瑛不顧一切回到祖國，與日思夜想的丈夫重逢。在組織的安排下，他們一起前往洪湖開展工作。
然而，命運的轉折令他們分離。錢瑛不得不先去洪湖，而她的丈夫因為上海工會的迫害，臨時決定留在那裡處理事務。
那個時刻，沒有人能預知到，他們的這次分别，竟成為永别。1931年4月23日，一個讓人無法接受的消息傳來，錢瑛的丈夫再次被捕，被關入了“重犯”牢房。
聽到這個消息，錢瑛的心如同刀絞，她無法忘記她的丈夫，也無法從他的安危中解脫出來。 為了不幹擾工作，錢瑛白天仍然堅定地完成黨組織交給她的任務。
然而，到了晚上，她卻無法入睡，因為她一直在擔心她的丈夫。這就是錢瑛，一個深深愛着丈夫，為了革命事業無私奉獻的女性。
譚壽林在獄中從未向國民黨低頭，但他最終在雨花台英勇犧牲，年僅35歲。盡管他與錢瑛的夫妻關系隻有短短百日，甚至沒有一張合照，但聽到丈夫犧牲的消息後，錢瑛仍然堅持工作，繼續丈夫未完成的革命事業，誓要讓丈夫的犧牲有價值，讓敵人付出代價。
譚壽林是錢瑛生命中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深愛的人。在之後的歲月裡，錢瑛忠誠地為譚壽林守寡，堅守了一生。
面對别人的介紹和愛慕者的追求，錢瑛總是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有丈夫，他在這裡。”并用手指向自己的胸口。1933年，錢瑛被黨組織派往江蘇婦委工作，期間不幸被捕，化名彭友姑。
盡管敵人沒有直接證據，但她始終堅守黨的秘密，沒有承認自己的身份。她甚至是以上司了好幾次絕食鬥争，并取得了勝利。
當時，何寶珍和錢瑛是獄友，也是劉少奇的妻子。有一次，外面有人送來吃食，按照規定，隻要檢查通過，監獄就沒有權利拒絕。
然而，獄方卻一意孤行将其退了回去。
何寶珍錢瑛對這種情況感到非常憤怒，決定采取行動。恰好，監獄的科長前來巡視。錢瑛便質問道：“你們不是答應可以送給我們嗎？
為什麼要把它拿回去？”科長被問得啞口無言，接着竟然對何寶珍動起手來，對她進行毒打。看到這一幕，錢瑛立刻大聲疾呼：“政治犯不受侮辱！”
全監獄的人都随着她一起高喊起來。最終，監獄長被迫離開了。然而，由于有人背叛，何寶珍的身份最終被暴露。她在1934年英勇犧牲于雨花台，年僅32歲。
而錢瑛則在1936年被轉移到首都檢討院。
錢瑛，一位英勇的革命者，始終堅定地帶領獄友們進行反抗，即使被關進小黑屋，她也沒有動搖過。周恩來為她的堅定所感動，點名要求放了她。
經過國民黨的壓力，她終于被釋放。4年零5個月後，她來到北京工作，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部長。在這個職位上，她勤勤懇懇，盡職盡責，始終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盡管身居高位，但她每年至少有一半時間在基層，與百姓同吃同住，聽取他們的意見，整頓當地的官僚作風。她是一位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上的上司人。
1923年，錢瑛說服母親同意她報考湖北女師。在武昌，她找到了時任武昌高師附小教導主任、武昌中華大學博物教員的堂叔錢亦石。錢亦石對才華橫溢、富有反抗精神的侄女錢瑛非常喜愛和器重，他熱情鼓勵錢瑛報考這所學校，并為錢瑛提供了食宿、補習條件。在錢亦石的幫助下，錢瑛通過了考試，但校方以身體素質為由将她拒之門外。不公正的結果，使錢瑛既失望又焦急，她一時處于極度的困苦之中。錢亦石三番五次與校方進行交涉，多方奔走，最終錢瑛如願以償跨進了湖北女師的大門。湖北女子師範學校是中國共産黨傳播革命思想的基地，共産黨早期上司人李漢俊等人曾在該校任教。同時，在進步思想引導下，尤其是恽代英主辦的《中國青年》半月刊流傳到女子師範學校後，錢瑛如饑似渴每期必讀。除此之外，錢瑛還閱讀了大量的革命文章，思想逐漸傾向革命。1927年3月，24歲的錢瑛在湖北女師經吳瑞芝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産黨員。
大革命失敗後，錢瑛接受黨的派遣，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兼交通員。在工作中，她結識了全國海員工會秘書長譚壽林，兩人産生了感情。譚壽林是廣西貴縣三塘鄉譚嶺村人，1896年出生，長錢瑛7歲。他1921年考入北京大學文學系，在上大學期間，和其他進步學生一起創辦進步刊物《桂光》。1923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後回廣西擔任梧州特委書記，上司農民革命運動。1926年，譚壽林被反動軍閥逮捕。出獄後，他出席了在武漢召開的全國第四次勞動代表大會。不久，譚壽林再次離鄉，前往廣東參加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他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由于敵人未查出他的真實身份，譚壽林在1928年獲釋，輾轉到上海繼續從事革命工作。
1928年10月，譚壽林、錢瑛在上海結婚。1929年初，新婚未滿百日，錢瑛被黨組織安排前往蘇聯學習。在莫斯科中國共産主義勞動大學學習一段時間後，錢瑛驚喜地發現自己懷孕了，這是她與譚壽林愛情的結晶。孩子生下來以後，錢瑛把女兒送進了一家保育院代為撫養。緊張的學習，使她幾乎沒有時間去看望女兒。1931年春，在蘇聯留學結束後，錢瑛就要回國工作了。此時，國内鬥争的形勢異常嚴峻和殘酷，譚壽林整日為革命奔波，沒有時間照顧幼小的女兒。想到回國後等待着自己的大量工作，錢瑛決定隻身回國，把女兒留在蘇聯。當她臨行前最後一次去保育院看望女兒時，抱着女兒久久舍不得放下。
1931年春，錢瑛從蘇聯回國後，湖北洪湖地區急需幹部，黨組織決定派他們夫婦去洪湖工作。正欲啟程時，上海工會組織遭到敵人破壞，譚壽林主動留下來做善後工作，錢瑛先去洪湖。不料，這次分别竟成了永訣。1931年4月22日，因叛徒出賣，譚壽林被捕。在獄中，敵人對他施以各種酷刑，譚壽林始終堅貞不屈，沒有洩露黨的任何機密。5月23日，他被作為“要犯”押往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看守所，特務再度對他威逼利誘，嚴刑拷打，但仍一無所獲。他那“殺頭當作風吹帽，坐監也要闖上天”的氣勢讓敵人膽寒。5月30日，譚壽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時年35歲。
聽到丈夫被害的噩耗，錢瑛悲痛欲絕，她決心不再考慮個人婚姻問題，從此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鬥争中。
洪湖蘇區的女英雄
1931年，錢瑛奉命來到洪湖蘇區，擔任潛江縣委書記，組建遊擊大隊。她很快拉起一支幾百人的遊擊隊，打擊了當地的地主武裝白極會，配合紅軍作戰。錢瑛和洪湖遊擊隊遠近聞名，人們紛紛傳說她是賀龍的妹妹，傳誦着這位女英雄的故事。
1932年5月，正當我紅三軍向襄河北岸行動時，川軍範紹增部一個旅占領了老龍口，企圖向新溝嘴、周老口、瞿家灣等洪湖中心地區進犯。當時我軍隻有一個警衛團留守根據地，為了在敵衆我寡的形勢下擊退敵人，保衛蘇區，錢瑛臨危授命，率領一支遊擊隊繞到敵後，給敵人以突然襲擊，打亂了敵人的部署。敵軍不明我軍虛實，不敢貿然進犯，停止了前進。錢瑛的行動阻滞了敵人進攻，為我軍赢得了時間，紅三軍主力緊急馳援，擊潰了敵人。錢瑛在洪湖蘇區上司農民鬧革命，打得敵人膽戰心驚，敵人懸賞數千銀元要買她的人頭。
1932年秋，洪湖蘇區在敵人的強大進攻和“肅反”擴大化影響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最後大部失守。中共湘鄂西分局書記夏曦和湘鄂西省委書記楊光華決定派錢瑛去沔陽沙湖區，上司恢複該地的革命工作。錢瑛星夜趕到該區時，沙湖區委也正準備撤退。錢瑛來不及多想，隻能随同區委一起撤退和轉移。途中，穿過了敵人幾道封鎖線。一路同行的人大都走散了，錢瑛最後孤身一人，終被白軍抓住。為了不讓敵人看出破綻，錢瑛以上廁所為由，悄悄将譚壽林送給她的那塊懷表扔進草叢裡。
在審訊中，錢瑛堅持說自己是由漢口來此地投親，遇上打仗，與親戚走散了。敵人死死追問，錢瑛便自稱陳秀英，姐姐在漢口居住，姐夫是一家藥店老闆，其它一概不知。敵人沒有得到一點口供和實據，最後隻好把錢瑛放了。錢瑛脫險後，化裝成一個跛足的中年婦女，一路乞讨到漢口，找到了二姐家。在姐姐家休息幾天後，一心要與黨組織取得聯系并彙報工作的錢瑛又風塵仆仆趕往上海，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婦委秘書。
錢瑛曾在觀看歌劇《洪湖赤衛隊》後寫下這樣一首詩，回顧這段時期的革命經曆：“回首濱湖三十秋，幾番風雨幾多愁。狂飙蔣匪同為敵，魚米家園兩不留。殺敵抗洪雙苦戰，紅軍義士血争流。英雄智勇貫今古，一曲名揚震五洲。”
1933年初，由于叛徒出賣，錢瑛不幸被捕入獄，被關進了南京國民黨模範監獄，和帥孟奇、夏之栩、何寶珍等人一起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英勇的鬥争。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國共兩黨進行第二次合作。錢瑛在周恩來的過問下才獲釋，結束了四年多的牢獄生活。此後，錢瑛長期在國統區做地下工作，擔任中共南方局、重慶局、南京局、上海局組織部長。
敢于查處高官的親戚
1949年夏武漢解放後，錢瑛擔任中共華中局（後改稱中南局）常委、組織部部長，并兼任中南婦委書記、婦聯主任、中南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人事部部長等職。武漢解放時，人民政府取締娼妓、大煙館、賭場等毒瘤。錢瑛的侄子錢念之當時在中南軍政大學總校學習。一次，錢念之聽人說在查封煙館時遇到了阻力，煙館女老闆公開宣稱，她的煙土館是接管武漢市的解放軍第十四兵團副司令員黃永勝開的，許多群衆對此感到義憤填膺。錢念之把此事告訴了錢瑛。鐵面無私的錢瑛決心查個水落石出。盡管黃永勝是一位進階将領，且與錢瑛是湖北老鄉，兩人很熟悉，錢瑛還是對錢念之說：“你寫份材料向中南局舉報。”錢念之有些擔心地說：“我是他招收的新戰士，他是一個老司令，能不報複我嗎？”錢瑛說：“你反映的這一情況極為重要，它涉及我黨進階幹部進入大城市的表現，涉及黨在新區的威望問題，應當查明真相，迅速予以澄清，挽回在新區群衆中的不良影響。至于你們怕什麼報複，共産黨不同于國民黨，新中國不同于舊中國，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了。”說完，她叫侄女錢輝和錢念之一起脫下軍服，穿上便服，給他們一些錢去大煙館購回一塊大煙土為證據。事後，她連同錢念之寫的材料一起交給了中南局。此案後經中南局組織部查明屬實，煙館确系黃永勝老家的親戚開的，是假借他的名義開的，黃永勝本人并不知情。結案後，中南局組織部給黃永勝以口頭批評處分。
錢瑛鐵面無私，但堅持實事求是，并不“亂咬”，她強調搞運動一定要做到穩、準，按黨的政策辦事。在“三反”運動中，一位幹部彙報案件時說他們機關抓出了一隻“大老虎”，是個A錢犯，A錢了一船鹽。錢瑛馬上問道：“他把鹽存放在什麼地方？”彙報者答不出。結果，這個案子被錢瑛否定了。對敵人、對自己隊伍的敗類刻骨仇恨，對同志、對人民深懷真摯的熱愛，并且襟懷坦白，正直無私，光明磊落，愛憎分明，敢于鬥争，這就是錢瑛。
1953年初，錢瑛調北京工作，擔任中紀委副書記兼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協助中紀委書記朱德主持中紀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人民監察委員會撤銷，成立監察部，錢瑛擔任部長、黨組書記，劉景範、潘震亞、王翰、李景膺、李世璋為副部長。在錢瑛的率領下，監察部堅持同破壞黨的紀律的不良傾向進行鬥争。
1959年4月28日，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國務院關于撤銷監察部的議案。國務院的議案認為：監察部自設立以來，在維護國家紀律、監察國家行政機關從業人員方面做了許多工作。根據幾年來的經驗，這項工作必須在各級黨委上司下，由國家機關負責，并且依靠人民群衆，才能做，是以，監察部亦無單獨設立之必要，建議撤銷監察部。監察部撤銷後，對于國家行政機關從業人員的監督工作，改為一律由各有關國家機關負責進行。錢瑛則調任内務部部長、黨組書記，并兼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
1962年，錢瑛根據中央訓示，帶領工作組到安徽、四川協助省委進行甄别工作。錢瑛堅持真理，不避風險，平反甄别了被定為“鐵案”的原省委書記李世民錯劃右派案和省委常委張凱帆“反黨反社會主義”案。對四川張西挺、劉結挺一案，錢瑛堅持原議，不準翻案。錢瑛堅持真理、實事求是、鐵面無私的精神，受到中央上司同志的稱贊，被譽為黨内“女包公”。
為民解憂的内務部長
錢瑛身居高位，不忘群衆疾苦，每年都有一半時間下基層調查研究，檢查工作。在三年困難時期，她下到基層，直接到公社、大隊和小隊，到群衆家中，訪貧問苦，調查研究，并将直接觀察和了解的情況向黨中央報告，請求調撥赈災糧款。
錢瑛擔任内務部長後，對業務、思想、作風等方面的建設都抓得很緊，充分發揮了他的上司才幹，調動了廣大幹部的積極性，推動了全國民政工作的發展。
錢瑛過去長期在白區從事秘密工作和黨的組織工作，對民政業務還是初次接觸。但她在接受任務之後，就根據黨的總任務和民政工作的實際，抓住關鍵，接連召開了兩個會議，全面推動民政工作。錢瑛剛上任兩個月，即召開了全國烈屬、軍屬和殘廢軍人、複員軍隊、榮民、轉業軍人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兩個月後，錢瑛又主持召開了第五次全國民政會議。她在會上重提了陳毅所講的“上為中央分憂，下為群衆解愁”的指導思想。
民政工作比較複雜，工作對象是有光榮曆史的人，有實際困難的人。當時有近2億人需要黨和政府的關懷和幫助。錢瑛在任期内，有不少時間下到基層，看望他們。1958年“大躍進”中，有些幹部曾産生了“救災工作已經完成曆史任務”的思想，以為可以放松救災工作。錢瑛認為，由于新中國成立十年來的建設，災害的确發生少了，但是防範氣候變化引發的天災還是長期任務。錢瑛幾次到災區視察，特别深入到因救災工作沒有跟上而出現非正常死亡的地區調查、督導。她多次聽取重災區民政廳（局）長的彙報并派出工作組下去協助工作，她總是告誡下去視察或者民政幹部來部彙報，都要如實反映情況，這是對黨和人民負責的表現。她要求把彙報材料和綜合調研及時向黨中央和國務院報告。在一份關于《春荒情況有好轉》的災情簡報上報中央後，曾得到毛主席的批示：此件轉發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請他們對這個問題，務必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過春荒，安全地接上麥收和早稻，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千萬不可大意。
孤老殘疾也是全國長期存在的一個社會問題，他們最需要黨和政府的關懷和幫助。錢瑛每到一個地方視察，總要去看看優撫事業機關和城市社會福利院、農村敬老院和五保老人，了解他們的身體狀況和精神面貌。對于聾啞學校的學習情況和将來的就業問題，錢瑛都詳細詢問。她也到假肢廠視察，看看各部件的假肢使用情況，鼓勵假肢工作者提高産品品質和服務效果，開展科研，更好地為殘障人士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