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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惡女,開始說髒話

作者:伊蝶社
語言惡女,開始說髒話

一位語言惡女決定質疑英語。

我們幾乎找不到比語言更被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但是也正因如此,它其實擁有比我們所想象的更強大有力,“我們講話的每一部分——我們的用詞、語調、句子結構——都在向别人傳遞着隐形信号,告訴他們我們是什麼樣的人、應該如何對待我們”。

阿曼達·蒙特爾,一位美國語言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女性主義者,從性别文化的角度切入對語言學的研究,并把自己的發現寫成了一本書。

今年,這本書的中文版《語言惡女》(Wordslut),經女性譯者李辛翻譯,由明室Lucida出版。

她考察的對象是英語。翻開曆史我們不難發現,從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和朱特人登上英倫三島時使用的古英語,到現代美國英語之間,這門語言的變遷受到了航海、戰争、工業革命等等重大曆史事件的影響。而這些事件的主角——“軍人、貴族、商人和勞工、印刷勞工、詞典編纂者、制造業從業者和技術人員”,大多數都是男性。

我們的語言總是下意識地以男性作為叙事的主體,而在這種情況下,女性難以避免地會被當作客體,被描述、被比喻乃至被侮辱。

但是事情并非毫無希望。接下來我們要提到蒙特爾的第二個發現。既然語言是經過建構的、可被改造的,那麼一定有一些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在蒙特爾的原著當中,她使用“reclaim/reclamation”來命名這種努力。中文版《語言惡女》的譯者李辛将蒙特爾的主張翻譯為“收複再定義”,她覺得,“收複英語”是一個很有力量的說法。

6月,南風窗聯系到譯者李辛。她在紐約大學東亞研究系執教,我們之間有12個小時的時差,但是在溝通中,有一些東西把我們同頻共振地帶到了一起。在一個向往平等和自由的世界裡,我們天涯若比鄰。

髒話的秘密

如果你讀了蒙特爾的書,會發現她是多麼徹底地違反着人們對一個學者、一個女性的期待。她自稱“wordslut”(作為書名譯為“語言惡女”;書中另出現譯法為“炫詞狂魔”),大膽破除人們對髒話和俚語的偏見,使用跳脫活潑的行文風格——幽默有趣的講述方式并不會降低内容的可信服性,這本身也是蒙特爾的主張。

跟譯者李辛的交流是在蒙特爾的影響下進行的,我們都希望這是一次平等、輕松、愉快的交談。李辛希望我稱呼她“辛兒”,于是在接下來的文章裡,我也會繼續使用這個取消了頭銜、年齡、身份的稱呼。

辛兒自稱自己是一個“野路子零散派”的女性主義理論學習者,理論看了很多也忘了很多,現實與書本之間的鴻溝常常讓她有“掉進繭房”的苦惱。在理論失效的地方,她更願意提倡一種“我本位”的感受:“每個女性在被規訓之前的嬰幼兒時期都是以‘我’為本位的,每一個女性都是天生的女性主義者,是以對抗無力感和絕望感的方法就是重新關照‘我’的感受,尊重自己的感受,尊重自己作為一個人的一切,回到被規訓前的嬰幼兒狀态,大聲大力回擊一切讓自己喪失‘我’主體性的不适言行,才能從身邊開始有所改變”。

語言惡女,開始說髒話

《重新開機人生》劇照

在采訪中,我們順着蒙特爾的論述思路,梳理了那些威脅到我們主體性的語言現象,并借助語言學的智慧尋求解決的辦法。

西爾維娅·費代裡奇在《對女性的恐懼:女巫、獵巫和婦女》當中曾經論述,“gossip”這個詞如何從一個通常被用于親密的女性朋友之間的語詞,轉變為一個表示閑聊、背後诽謗的詞。這意味着,“如果我們要了解性别壓迫是如何運作和再生産的,那麼去追溯那些經常被用于定義和貶低婦女的詞語的曆史是一個必要的步驟。”

《語言惡女》當中,蒙特爾深入推進了這個“步驟”。通過引用語言學家缪麗爾·舒爾茨的研究,她讓我們了解到詞語的兩種語義演變類型。一種是“詞義轉貶”,即一個詞最初是中性的或者褒義的,最終演變成貶義的;與此相反的過程是“詞義轉褒”。蒙特爾使用這個視角去考察“髒話”,發現絕大多數的“髒話”都是與女性、女性生殖器有關的中性詞轉貶之後的結果。

“slut”源自中世紀英語當中的“slutte”,僅僅指“不修邊幅的女人”,有時候也會用在邋遢的男性身上,而經過長期使用,它的含義轉變成“不道德的、放蕩淫亂的女人或妓女”。

“bitch”出現在英語當中的時候,僅指“動物”,後來詞義不斷縮小,從“雌性動物”到“母狗”,直到15世紀它被用來描述妓女,現在它被用來描述一個刻薄、專橫、令人厭煩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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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産姐妹》劇照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tart(果餡兒餅;騷貨)、cunt(女性生殖器)、cherry(櫻桃;處女)等詞語身上,蒙特爾發現,“當講英語的人想侮辱一個女人,他們會把她比作以下事物:食物,動物,或者性工作者”,而如果他們想罵一個男人,則會把他比作一個女人。

類似的事情也在漢語世界發生。我們使用的絕大多數髒話都與女性有關,比如“他媽的”,比如“婊子”。辛兒指出,“婊”字本義同“表”,意思是“外”,“婊子”本作“表子”,用來指代男人的外室。但後來“婊子”這個詞已經專門用來指代那些不符合男權社會賢良貞潔的女性規範、完全喪失身體自主權、被迫淪為底層性工具的女性群體。

很多并不那麼“髒”,但是包含強烈貶義的習慣用語,也往往與女性有關。在雜文中常常出現“怨婦心态”,卻不是“怨男心态”;當我們強調曆史叙事的不可信時,會說“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卻不是“任人打扮的小男孩”。這些說法從根本上展現出來的,是男性出發的叙事,而女性隻能作為被描述的一方。

除了内容,使用髒話的情況也值得讨論。

蒙特爾在書中提及,男性和女性對于“說髒話”有不同的動機,因為社會對男性有一種“他們理應說髒話”的期待,而女性則在違反這種期待的前提下使用髒話。台灣世新大學的蔡珮曾在研究中指出中文髒話的運作機制:“髒話的訓示、情感與社交功能,是透過對女性的貶抑與污名化,來達成圈内人的内聚力,區隔于外的女性在圈内人内化父權且毫無意識對它奉行不渝之下,淪落為權力關系中的最弱勢”。

我和辛兒對自己身邊的朋友使用髒話的情況進行了一個小調研,結果發現,很多女性選擇不說髒話,因為現有髒話讓她們感到非常不适;而男性使用髒話則會讓他們迅速找到同類、融入同一個社交圈。

語言惡女,開始說髒話

《髒話史》截圖

但是正像蒙特爾說的,表達強烈的情緒和侮辱别人是一種不可消弭的語言需求,很多女性同時也意識到,“現有髒話沒有考慮到他們的身體特征,也不能為他們的身體賦予力量的人,可以發明一套全新的髒話系統”。

聰明的她們主動創造出其他政策來對抗髒話。

我總結了小調研中女孩們提供的幾種辦法。其一是取消髒話裡的承受方而隻使用動詞來表達強烈感情;一種辦法是以牙還牙,轉而凝視男性;還有一種辦法是把那些表達贊揚的髒話(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語言現象)當中的男性指代更換為女性指代;另外一種辦法則是,在一種積極主動的語境當中使用包含性别貶抑的詞語或者創造新詞,扭轉詞義轉貶的過程。

這是蒙特爾這本書的書名的其中一層用意。通過把slut冠于己身,蒙特爾讓這個英文髒話呈現出一種很酷的含義,“語言惡女”不是自我貶損,而是自我賦權,這是一種“收複再定義”。

收複髒話

我采訪到的一個女孩提供了一個對抗詞義轉貶的有力案例。

她曾經曆過“婦科發炎上臉”這樣稀奇而惡劣的辱罵,她的反抗方式是逼問對方:“你說的婦科發炎是什麼呀?有哪些表現啊?你是怎麼知道的呀?我搜一下,原來你這麼了解啊?那怎麼辦呢?你是婦女之友嗎?”

這種反抗恰好就是“語義轉貶”的反作用過程,通過一步步拆解、反問,讓“轉貶”的荒謬之處暴露出來:婦科發炎隻是一個正常的生理現象,你憑什麼拿它罵我?

這個令人激賞的例子,讓我和辛兒的眼前浮現出了一個吃癟的男人——他們慣常使用的貶損女性的語言方式,将要迎來必然的失效時刻。

語言惡女,開始說髒話

《黑暗榮耀》劇照

接下來我們整理了更多令人振奮的,收複髒話的例子。

“女拳”是對“女權”的污名化,最開始是男性網民對女性發聲的嘲諷,已經演變成對常見的對女性的攻擊。我們收複它的方式是重賦這個詞語以正面含義,使用方法如:“姐妹打得一手好拳!”

“婦”這個字出現在日常用語當中含義大多不好,要麼有強烈的性暗示,如“少婦”;要麼有貶低女性的意味,如“怨婦”。我們收複它的方式是對字義進行新解,“女性推倒大山”;或者積極使用這個字進行自稱,尤其在婦女節的時候,我們能看到越來越多的女性網友會強調,“我就是婦女,不是少女也不是女神”。

“媛”這個字在很短的時間裡經曆了天翻地覆的含義變化,這個字本來的含義是“美好的女性”,但是經由“佛媛”“病媛”“學術媛”等網絡輿論現象,它成了一個令很多女性避之不及的字尾。很多女性網友正在進行把這個字奪回來的努力,比如自稱“程式媛”,或者創造正面積極的新成語“媛媛不斷”,意思是girls help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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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她的她》劇照

“婊”這個字與它在英語裡的對應詞“bitch”經曆了相似的收複過程。尤其以歐美嘻哈音樂界的女性為主導者,“bitch”在流行文化當中的含義被一定程度上改寫成一種親昵的自稱,或者是對自信張揚的女性的誇贊。

中文世界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當你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有人評論章子怡“婊氣沖天”,很大可能這不是一條“黑評”,相反,是在肯定這位曾經以倔強和野心聞名的女明星,正在重新“支棱”起來了。對“婊”字的這一用法,正在刷洗由“表”及“婊”的污名化痕迹,漫長的貶損女性的曆史,正在被網際網路、有創意的女性、更開放的語言環境改寫。

語言有一種強大的慣性,像化石一樣儲存了很多與當下時代不相符的文化陋習,在翻譯《語言惡女》的過程中,辛兒覺得,有一些用語稱得上是“語言糟粕”,也就是垃圾,而垃圾是需要處理和分類的,如果是可回收垃圾,有利用價值,就“收複再定義”;如果完全沒有必要再利用,那就應該“扔了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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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達·蒙特爾《語言惡女》

“在一些人看來,女性用髒話來塑造自己的個性或凸顯自己女性氣質的行為,似乎是不妥的;但是也有一些女性認為罵髒話有被賦權的感覺。對主流髒話的改造和對性别相關髒話的使用的研究,并不是在呼籲大家全面廢除我們現有的髒話詞彙,而是在引領我們有意識地思考,當限制級髒話從我們嘴中脫口而出的時候,我們希望向世界傳達的資訊究竟是什麼。”蒙特爾的研究反複提醒我們,語言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改變世界的手段。

“需要讓更多人了解語言垃圾分類”,語言是一個活的系統,它每時每刻都受到使用者的影響。建構新的語言習慣,能夠重塑認知和文化傳統,它需要創意、勇氣、堅持和團結——而這些都是常常出現在女性身上的特質。

微小的努力

對幾乎每個女性來說,在日常語言中感受到自己的主體性被侵犯,已經是太過常見的體驗。

辛兒對“被侮辱”這件事提出了新穎而有力的看法,“如果有人用侮辱女性的髒話罵我,隻能證明我的言行不符合他對女性刻闆印象式的期待,那說明我遵從了我自己的意志,沒有符合他的期待,這種情況他需要跟自己和解,我有什麼好生氣的?而且當你清楚知道一個人用這種髒話罵你是為了達到怎樣的貶損目的時,就一點都氣不起來,隻覺得罵你的這個人可笑——除了性别和性緣腦,他們還剩下什麼?理性的思考會消解髒話的侮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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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髒話史》截圖

相比髒話,辛兒覺得,基于性别偏見的誇贊往往潛藏着更深的貶抑和馴化,需要格外警惕。

她想起兩個例子。有男性朋友覺得自己性格大氣,就稱其“辛哥”“辛爺”,因為她“跟其他女孩不一樣”;生育之後,外界對她的誇贊增加了新的次元,諸如“賢妻良母”“女子本弱,為母則剛”,這些說法都在強調女性的自我犧牲和奉獻,“拿母職禁锢你”。

我們接着回憶了更多例子。比如,如果一個女性擅于廚藝,免不了會有人把她的特長與婚後的勞動價值捆綁在一起,“誰要是娶了你可真是享福了”。這樣的“誇贊”,實際上是對女性主體性的忽略,甚至是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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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的故事》劇照

除了語言的内容,人們使用語言的方式也被施加了不應有的偏見。蒙特爾在書中提到,氣泡音、過多的“you know”、句尾升調,都是讓說話者聽起來不自信、不成熟的語言習慣——多出現在年輕女性身上。在中文中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很多語言習慣被打上女性化的标簽,比如過多的“然後”“完了以後”、用“嗯”來延宕思考、過于禮貌、總是道歉等等。辛兒提出,女性說話聽起來不自信更多并不是女性的錯,而是因為女性被社會期待要溫柔、善解人意、不能太直接或有攻擊性。但是實際上,很多男性在需要釋放親近感和示弱的場合,也會有意識地多用語氣詞和禮貌用語。

除了侮辱和誇贊這樣情緒性的語言現象,我們還會遇到給中性行為施加性别偏見的情況。

比如“女士菜”。在東北和華北地區,這個詞用來指代那些口味偏甜的佳肴,比如糖醋裡脊、拔絲地瓜,有時候它們也被稱為“小孩菜”,但都是為了與飯桌上喝酒談事的男性所吃的“硬菜”區分開。辛兒想到了女士飲品、女士香煙,這些既沒有生理性别又沒有社會性别的非生物,僅以大和小、強和弱、烈和柔就被人為區分性别。

辛兒提到她學習繪畫的經曆,教材上和課堂中有一個分類:曲線是女性的,直線是男性的。“我問老師為什麼這樣定義?答曰:因為曲線柔美,是女性的;直線剛硬,是男性的。不知道把曲線放在電子顯微鏡下能不能發現XX染色體,在直線裡能不能發現XY染色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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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就算這份愛戀從世界上消失》劇照

20世紀初,語言學界提出薩丕爾-沃爾夫假說,它有較溫和和較激進的兩種解釋版本:語言能影響人的思考;或者語言能決定思維方式。以這個假說為母本的電影《降臨》,曾幻想一種通過掌握外星語言而掌握外星超能力的可能——如果你能改變自己的語言,你就能改變自己的世界。

以男性為主體的語言,展現為髒話、誇贊、描述性行為的方式、定義職業的方式等等表象,建構起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是以女性亟需發明一種全新的、以她們自己的世界觀為中心的語言”,而蒙特爾鼓勵我們,“女性在語言上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創新能力”。

采訪的結尾,辛兒還糾正了一個來自我的性别偏見。當我疑問,從語言這樣的小處着手來改變世界,是否也是一種“女性化”的斡旋方式,辛兒表示,“從微小日常的角度着手從小事入手,是任何人,想做成任何事情最行之有效的方式,這是一個人人适用的邏輯和方法,是中性的,普适的,沒有性别之分。”

使用怎樣的方式說話不能定義一個人,更不能定義ta的性别;而很多詞彙的形成和語言的演變并不是自然現象,它經過偏見的建構也能被個人的努力改變,積跬步才能緻千裡,辛兒稱這個過程,“ama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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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參政論者》劇照

“如果我們隻關注遠方,很容易陷入個人與龐大事物對抗時不可避免的,螳臂當車的無力感和絕望感,但是長遠的未來是由近處的未來鋪就的,大的變革是由每一個小的改變奠定的,而改變我們使用的語言,就是這樣一件每個人都能做、每個人從現在這一刻就能開始做的事。”

她琢磨出了一個“一個台階”理論。“要在你的能力範圍内、在她/他的認知範圍内,一次上一個台階的改變。對女性:幫她在這個令人窒息的環境裡喘口氣,過得稍微舒服一點。對男性:能改變其一些認知就改變其一些認知,死不悔改的男的,就讓他對你有所忌憚,知道你不好惹,收斂自己的言行,裝也得給老娘裝出個尊重的樣子出來!”

在書中,蒙特爾曾經開了一把老學究的玩笑。“頑固偏執的保守派和自命清高的迂腐學院派将被留在車站,而在語言上靈活多變、包容各種性别的一代人将乘車遠去,融入落日餘晖。”

辛兒祝願我們“自我而自由”,我們将在遠方相見,“聽說那裡會有一場盛大的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