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俞曉夫在畫室見面時，他正在打算開畫一幅人物肖像寫生。“黑長直”發型的模特穿着白色高領毛衣，配黑色外套，坐在一張紅色的沙發上——紅、白、黑，色彩非常簡單，而俞曉夫的調色闆上卻已經擠上了紅白藍綠黃等各色顔料，這不禁讓人好奇，畫家們的眼睛是不是真的能比普通人看見更缤紛多彩的世界？“畫人物不用完全真實，更重要的是突出特點，要整體考慮畫面效果。”對此，俞曉夫解釋道，這可能就是所謂的——藝術源于生活，卻高于生活吧。
“這沙發太紅了，嗯，不過也沒關系。”“皮膚裡要調點黃，這樣人物就壓得住背景了，不然沙發喧賓奪主。”“這個手的造型擺的很别緻啊，有意思。”俞曉夫邊畫邊講解，大家很快就知道了調色闆上那些複雜顔料的意義，當那些鵝黃、赭石、青綠的線條一點一點出現在原本應該是純白的毛衣上的時候，配合着濃色的紅沙發背景，這些“彩色”仿佛隐形了，你依然覺得這是一件“白”毛衣，可是衣服的褶皺、絨線的質感都從平面的畫布上躍然而出，栩栩如生，宛如一個光影的魔術。最後一筆點睛，隻見俞曉夫依然手持那支用來鋪色的大筆，隻輕巧一挑，一點極其細微的高光出現在畫中人的瞳仁上方，整個人物仿佛突然被賦予了生命，那副眼神流轉俏皮含笑的神态與模特幾乎一模一樣。
“你們在俞老師背後看不見他的表情，從我這個面對面的角度，我看到其實他一直在複制我的表情和眼神，特别有趣。”大功告成，模特輕快地加入聊天，雖然動作表情都變了，但反而與畫中人更顯相似。“一個好的畫家，最重要的不是‘畫得一模一樣’，否則與拍照片有什麼差別？在我看來，應該要能畫出人物的神韻，甚至性格，這樣才是一幅精彩的人物肖像。”在俞曉夫看來，畫家當然要畫出人物的美，但這個美并不是五官的美，而是把人物與環境通過藝術家的“整理”之後，所表現出來的最精彩的那一瞬間的定格與傳遞——至于怎麼“整理”，那就要看畫家的功法了。
穿越時空的旅行者
以神定形，這一直是俞曉夫繪畫的特色，這一點在他的一系列“曆史畫”中尤為明顯。與一些“高度還原派”不同，俞曉夫的曆史畫中常有“跨時空的穿越”，不同時代的人物同框，卻因為精神核心的相似，因為“精氣神”的契合，而讓這種“荒謬”化為“和諧”。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讓他一舉成名的《我輕輕地敲門》，到近年來陸續完成的《司馬遷回故裡》《大先生魯迅》《嘎達梅林》《塵埃》《辛亥革命宋教仁被刺》《中共二大會址》……對此也不是沒有質疑的聲音的，一直以來總有人會提出，這樣任意拼接、組合、穿越甚至有點無厘頭的表現方式還是曆史畫嗎？而俞曉夫的回答很坦蕩，“也許這已經不是曆史畫了，但我實在是毫不介意這些所謂的定義。我完全有能力去表達曆史畫的所有要素，隻是我常常在應該專注的時候，突然會感到乏味，于是就抽身出來去了另處。”在俞曉夫看來，曆史畫都是心聲，“無論什麼年代，一方面我注重氣節，崇尚古往今來的偉人，尤其是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在内心深處我又講求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對現實世界始終保持關照的态度。”與此相輔相成的，是他“大刀闊斧”的畫法。多年來，他已然形成了一種不依賴照片、模特的創作方法，他很少畫草圖、小稿，但他會認真寫生，熟熟手，翻看資料、圖冊，尋找狀态，然後翻身上馬，直接在大畫布上揮灑。這種方式，他稱之為“大寫意”或者“默寫”。俞曉夫說，這是堅持了多年的習慣，一開始這樣畫時，效果還不太好，但是畫面卻生動、很活，有畫家自主的東西，不斷成熟進步之後，慢慢就可以了。是以“默寫”是建築在長期基本功訓練上的。
俞曉夫作品《巴黎藝術大逃亡》
而這種創作觀的雛形，其實從他那幅“落選的成名作”就已經初現端倪。雖然從三歲就展露出繪畫天分，被父母送入畫室學畫，但俞曉夫真正進入專業的繪畫領域，是他24歲那年在剛恢複聯考時考入上海戲劇學院美術系的油畫專業，之後的半個世紀，他都沒有丢下過畫筆，可他的繪畫之路卻并非一帆風順。1984年，為參加第六屆全國美展，俞曉夫精心創作了一幅在他藝術生涯中極為重要的油畫——《我輕輕地敲門》。畫面中，任伯年，吳昌碩、虛谷、蒲作英四位海派畫家姿态、面容各異，卻有着相同的遺世獨立和落寞失意。他們四人以及那隻立耳扭頭的小貓，目光都投向同一個方向——敲門者是誰？可能是沒有入畫的畫家，也可能是正在觀畫的每一個人……
是誰，在輕輕敲門？
“《我輕輕地敲門——紀念海上畫家任伯年，吳昌碩、虛谷、蒲作英》畫的是我去拜訪清末的四位海上畫家。這四位畫家都是布衣，是帶有傳奇色彩的充滿自身沖突而又是極為平淡的人物。一方面他們是文人，矜持清高，孤芳自賞，書生氣十足；另一方面，他們有頗為失意，潦倒，甚至抽大煙弄壞自己的身體。他們身不由己，常常做豪門的食客，為主人們解悶，助助雅興，以換得一點碎銀……在了解這些人物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溝通。”于是，他和往常一樣，一頭紮進資料室。清朝男子服裝雖大同小異，但仔細辨認，還是各有不同的味道。“我選來選去，最後選用了其中最簡陋最不起眼的一種。我憑直覺認為這些繪畫大師穿上我選擇的服飾一定合體，并且一定會顯得寒酸而且好笑。”
俞曉夫作品《我輕輕地敲門》
在構圖上，他也頗費經營。首先，把這些人物在紙上擺來插去，讓他們一會兒站着，一會兒坐着，讓他們的情緒也一會兒高亢、一會兒低沉，上下左右，“我把他們都折騰得夠嗆。”與此同時，俞曉夫把他們的具體動作以及衣紋都努力地畫出來，把他們的高矮胖瘦、表情以及大體的光影也都盡可能地畫出來。就這樣，大約畫了十幾張構圖，然後再把這些構圖反複咀嚼，定下二至三幅，然後再把這兩三幅構圖用水粉色各自畫上一遍，看看哪幅構圖在以後的放大繪制中最不好辦。最後，定下最好辦的那幅。
接着，俞曉夫便根據構圖進行真人化妝拍照，把小構圖放大到畫布上去，用的是打格子的方法放大的。“放大後的畫面就遠不如小構圖那麼充實了。這時候，我就小心翼翼去思索，通盤地考慮問題，一點也不能着急。空的地方需要充實，充實了又不能顯得瑣碎。例如畫中那張桌子的左角，我不知畫了多少次，想破掉那裡的單調，就是沒辦法，後來我突然覺得放上一本字帖不是很好嗎？後來一畫，果然好了些，而且一本翻開的字帖給畫面平添了不少書卷氣，真可謂一舉兩得。”意外收獲的還有那隻白貓，原先俞曉夫的設計是它在任伯年的懷裡，可有一天他突然發覺這種表達太眼熟，有不少人都這麼畫，于是又改畫到現在這個地方……
如此精心打磨之後，畫作終于完成，無論是技法還是立意，俞曉夫都有自信這幅佳作會取得好成績。然而，這件作品卻在那屆美展中落選了。時隔四十年，如今的俞曉夫談起落選已經非常豁然：“我始終覺得，在改革開放的前夜，我的這幅畫是很有覺醒意識的，但也許醒得有些‘超前’了，不過它的出現、落選甚至于是以得到的關注都是很有意義的，借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詩句——于無聲處聽驚雷。”而這幅落選的畫作也确實于無聲處啟發了很多後來人，敲開了很多人的心中的門。
與“大先生”的神交
說到魯迅，這也是俞曉夫的“神交”摯友。俞曉夫喜歡畫魯迅，在他迄今為止的所有作品裡，魯迅先生的出鏡率毫無疑問是最高的。“我喜歡畫魯迅。”俞曉夫說，“我畫的魯迅不僅僅是一位充滿了戰鬥性、橫眉冷對的魯迅，也是生活中具體的魯迅。他為了招待客人每天下午出門買烤鴨，他晚上抽煙熬夜，坐着黃包車出門。”
俞曉夫作品《魯迅先生在水鄉之一》
偉大的魯迅、健康的魯迅、複雜的魯迅、平民化的魯迅、思想開放的魯迅……每次創作，俞曉夫總能找到某個跳出傳統印象的有中國氣質的魯迅先生。“我一直在思索，生活中的魯迅是什麼樣子的。難道他老人家就整天皺着眉頭抽着煙嗎？“文革”時，陳逸飛、湯小洺等都畫過魯迅，都是橫眉冷對的經典模樣，甚至再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已經有人畫過他了，木刻形象充滿了戰鬥性。但我認為，在今天的語境下，魯迅再也不能符号化和平扁化了，他應該帶有正常人的體溫和彈性。”
俞曉夫作品《耕耘》
于是，在一次國家重大曆史題材美術創作時，他選擇了魯迅。為此，專門跑到上海山陰路、紹興，甚至北京，追尋魯迅的足迹。底稿打了五六幅，最終選擇了魯迅一生中的三個片斷：一是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也就是重見潤土或重遊百草園的時期；二是在上海，上海十年，無疑是魯迅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三是魯迅與宋慶齡、蕭伯納、蔡元培、林語堂在一起的曆史鏡頭再現。三聯畫的形式，巨大的尺幅，也給了畫家很大的想象空間。中間一幅的背景就是灰調子的十裡洋場，魯迅走在中間，身旁是抱着嬰兒的許廣平，還有他的學生，甚至日本友人。昏暗的天色中醞釀着風暴，他們從哪裡來，要往何處去，皆不知道。“我想，那個時候的魯迅應該是這樣的，他很疲勞，需要休息。但是他一直走着，走在中國曆史的深處。”
其實，俞曉夫曾經想選擇一個魯迅與弟弟一起坐黃包車去看病的片段，甚至，還有畫家本人與魯迅一起在酒館裡喝酒暢談的場景——時空穿越是俞曉夫的特色。“但轉念一想，這些構思對這次主題不大适合。這次國家重大曆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作品，我是花了極大的精力來創作的，為藝術，更為曆史。現在的年輕人，在市場化和時尚的沖擊下，在西方語境的影響下，奉行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對曆史的興趣越來越淡薄，對我們民族的偉大人物也是如此，這是很悲哀的，也是讓人擔憂的。那麼用一種他們願意接受也容易接受的圖像來解說，也許能吸引年輕一代的注意和思考。比如魯迅，中學課本裡有他的文章，但簡單的說教、機械的分析可能會引起他們的反感和排斥，是以我希望魯迅能成為他們生活中的具體人物，一個看上去可親可愛，也會說說笑話、調侃一下别人，坦然享受一下物質生活的爺爺，那麼，這位爺爺内心的煩惱和憤懑，他們就願意傾聽。”
俞曉夫作品《和睦》
雖然常有老朋友調侃俞曉夫的創作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裡是哪裡，但俞曉夫自己卻認為自己是個寫實主義。“我的寫實是比較個人化的，畫一些自己想表達、帶有人文意味的曆史畫，比如中國人和畢加索在一起這樣的題材。有一次，我看照片突然有了一些感受，認為曆史畫應該是兩邊各有聲部、舞台中有内容的合唱團，兩邊的畫比較當代一點，與曆史之間有些關聯也可沒有關聯，當中的肯定和曆史有關聯。于是，我找到了表現的形式，一種三聯式的曆史畫，兩面是現代的，中間的是相對比較中國化的東西。這些曆史畫超越了原有的曆史畫的概念，不是再現曆史，而是穿越曆史，是在曆史題材、事件、人物上重建的一種意境。我覺得畫得最成功的作品有兩件，《司馬遷》和《清明上河圖》。”可以說，俞曉夫的“寫實”，是在厚重的時代基調下用“寫實”手法組合不同時期的中外經典人物，但風格表達裡全然沒有對曆史的刻闆印象，而是獨立人格主導下，以國際性視角進行兼具人文思想和精神信仰的深度對話。
“在大作品和小作品之間來回走動的雜家”
俞曉夫自稱是一個“在大作品和小作品之間來回走動的雜家”，在主題厚重的油畫之外，他還在連環畫、外國文學小說插圖、漫畫領域有所建樹，這一系列“小作品”曾經還在《新民晚報》副刊上做過連載，之後俞曉夫專門為它們辦了個展，取名《表情》——在他看來，曆史題材創作的跋涉之途好比“寫作一部長篇小說”，那麼“表情”就是舞台上來來往往人物之間的對話片斷，隻言片語，卻是一個個“小人物”短暫而深刻的驚鴻一瞥。
“表情”系列以洋人居多，這恐怕源自他油畫的“本職”和學油畫期間長期受蘇俄畫派影響的經曆，以及内心裡的一點“老克勒”情節。“無論圈内還是圈外，線上還是線下，大家對于我的繪畫風格有個一緻的觀點，即典型的上海味道，是的，我自己也是這麼認為。”俞曉夫笑侃：“嚴格來講，我應該算在上海老克勒這一檔裡，隻是外表看勿大出，一點不刻意，也沒有定點喝咖啡的紳士風度，不玩品牌，隻是閑暇時歡喜随手塗出點外國漫畫小人白相相，當然，‘媚外’那是沒有的。”他習慣用法國人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意識流寫作方式去作畫，當然還會有些幽默、靈動，“那是上海本地産的，或許是自身就有的，也許曾經被賀友直和程十發啟蒙過？說不定的。同時一定會夾雜着上海老弄堂裡散發出來的市井氣息，聰明狡黠。”俞曉夫的插畫經常從文學作品中汲取靈感，當年可以從莫泊桑的《一個兒子》一直追到阿曆克斯·赫利的《根》，甚至在五六十歲的時候，還念念不忘揀起美國作家菲茨傑拉德名著《了不起的蓋茨比》，通過連環畫的方式找到《新民晚報》，在它的副刊上進行連載，和大衆分享。“可以這麼說，我是個在大作品和小作品之間來回走動的雜家，大畫小畫互補，完全沒有井水不犯河水這一說。”
俞曉夫在瓷器上創作
事實上，比起“大作品”油畫，俞曉夫與這些“小作品”的淵源更長，恐怕能追溯到他還沒有考進上戲美術系。因為還沒有恢複聯考，高中畢業的俞曉夫就進了工廠，隻能想辦法給報刊雜志畫插圖以保持練習和補貼生計。有一次，他看見朋友處有一本前蘇聯《星火》雜志的插圖冊，如獲至寶，但朋友一開始隻答應外借兩個星期。于是，俞曉夫趕忙借來，馬上開始沒日沒夜的臨摹，兩周不夠，又軟磨硬泡多借了一個月。就在這一個半月裡，他臨摹完了全部600張插圖——平均每天臨摹二三十張，日日不間斷！在高強度的臨摹後，身心俱疲的俞曉夫直接從閣樓上摔了下來，摔得腿骨骨折、腦震蕩。“我隻記得眼前有幾個光點在亮亮地晃，慢慢的亮點散開了，我一看，原來是辦公室的窗戶啊。而當時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好慶幸我摹完了最後一張插圖。”而這番“瘋魔”之舉帶來的收獲，則是這600張“最高水準的插圖”已經深深刻在了他的腦中，“仿佛背出來了”，之後再給報刊雜志畫插圖，完全得心應手，随時可以喚出來派上用場。“這個經曆也讓我意識到，年輕人隻要肯努力，天下是真的無難事的。”
雲南大學昌新國際藝術學院俞曉夫師生雲南沙溪《油畫寫生》課程結業點評現場
如今，那個肯努力、肯攀登的年輕人已經成為業界的高峰。對于現下的年輕人和新鮮事物，俞曉夫卻絲毫沒有好為人師不肯附身的做派，相反，他依然在努力和攀登——反過來向自己的學生們學習電腦設計和AI繪畫。“我們年輕的時候看不慣老先生，現在自己成了老先生，我不想做個讓學生們看不慣的、固步自封的老古董，是以我一直在向年輕人學習。”在俞曉夫看來，向年輕人學習“不是要裝嫩”，也不是要抛開自己的過去變成全新的自己，而是不能停下求索的腳步。“我已經70多歲了，在6字頭的年紀裡，還覺得自己可以再畫幾十年，如今7字頭了，我突然感到了時光的短暫。唯有不斷求索不止前進不停畫筆，能讓我感到與時間賽跑的同時充實且安心，對于未來，我不知道還能畫多久，隻想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創作中去。”
俞曉夫，1950年生于上海，教授，擅長油畫、連環畫。上海師範大學美術學院院長，上海油畫雕塑院原院長。上海美協顧問，中國美協國家重大題材美術創作藝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油畫學會名譽理事。
文編 | 劉莉娜
美編 | Yep
攝影 | 蔡晴
欄目策劃 | 鄭中榮
視訊 | 上海浦東新區融媒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