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電影愛拿自己的不堪曆史說事。
越是不堪回首，越要頻頻回首。
沒錯。
又一部“敢拍”的電影來了：
《我的大叔》李善均遺作。
重新聚焦南韓總統遇刺案，光是制作費，就高達106億韓元。
這陣仗，怎麼能不看？
幸福的國家
행복의 나라
故事的背景耳熟能詳：
1979年10月26日，南韓總統樸正熙遭到情報部長金載圭刺殺，其後不久，全鬥煥發動政變，成為統治南韓八年的一代獨裁者。
這件在南韓現代民主程序上繞不過去的大事，被數次拍成電影。
如《南山的部長們》和《首爾之春》。
而《幸福的國家》所描述的史實，則處于上面兩部影片的時間夾縫之間。
和前兩部影片一樣的是。
影片都呈現出一個獨裁者倒下去，另一個獨裁者站起來的準政治常态。
而不同的是，前兩者關注的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政治風雲人物。
《幸福的國家》則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棋子，那些曆史大事裡不被注意的小人物。
創作者們想借此在大曆史中去打撈一個個被遺忘的小人物。
想為塵埃般的小人物樹傳立碑。
故事聚焦于一場審判：
總統樸正熙遇刺身亡後，六小時内，涉案人員，包括刺殺策劃者金英日和秘書樸泰柱等人全部緝拿歸案。
一場究竟該定性為政治叛亂，還是民主化運動的審判立刻展開。
是以，這又是場歌頌民主的法庭戲？
不。
因為庭審的兩位主角，被告樸泰柱（李善均 飾），和律師鄭仁厚（曹政奭 飾），都不是自願加入這場風波的。
樸泰柱是位軍人。
在軍人的思維模式裡，指令是不容置疑的，直屬上司讓他幹什麼，他便會幹什麼。
哪怕，是把槍口對準當今總統。
也正是如此。
被捕後他拒絕了鄭仁厚将案件轉到一般法庭的意見，選擇在軍事法庭受審，也拒絕了鄭仁厚讓他裝傻充愣的建議，即不承認自己知道要殺的就是總統。
他不怕嗎？
也怕。
有一場戲，是說樸泰柱做了一個夢，他夢見上司取消了刺殺行動。
然後舒了一口大氣。
對他來說。
所謂民主化變革，或者成為什麼鬥士，都不是他希望的。
他隻想什麼也沒發生過。
安安穩穩地，去做一個聽從指令的好士兵。
那麼，律師鄭仁厚呢？
他更不是什麼民主鬥士，甚至于，他隻不過是一個喜歡鑽法律空子的訟棍。
接下這個案子，完全是因為利益。
本來，即便這是全國轟動的事件，可依然沒有人願意幫樸泰柱辯護。
為什麼？
還是因為樸泰柱是位軍人。
在民主化思潮漸成氣候的當時來說，南韓軍人其實也就是“劊子手”的代名詞，他們統治着這個國家，站在了普羅大衆的對立面。
可鄭仁厚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
他的父親是位宅心仁厚的神父，不光周濟窮人，還為與政府對抗的進步學生提供避難之所，是以而入獄。
為了救親人，他隻好硬着頭皮接下這份辯護工作。
是以該怎麼說呢。
和我們認知的類似題材不同，《幸福的國家》的主角其實是被政治裹挾的兩個人，他們生前得不到人們的贊頌，死後也不會得到人們的紀念。
影片是在為曆史縫隙中的人物立傳。
但問題是。
這部電影做到了嗎？
抱歉，沒有。
雖然影片長達124分鐘，但最終的效果，卻依然是把這些小人物拍成了工具人。
怎麼說？
比如樸泰柱。
我們最終看到的樸泰柱，是一個置生死于度外，感情元素幾乎為零的，一架不帶丁點表情的國家機器而已。
前面說到恐懼。
可在樸泰柱入獄後，他身上那種對死亡的恐懼就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Sir甚至感受不到人之為人，最基礎不過的對生的眷念。
而鄭仁厚呢。
他的思想轉變，是在調查案件中，認識到樸泰柱是位廉潔奉公，家貧幾乎如洗的公務員。
但問題是。
鄭律師的恻隐之心這麼容易發作，那他之前，又是怎麼見錢眼開，惟利是圖的呢？
不免讓人要打一個大大的問号。
而同類影片，《辯護人》中是怎麼表現的？
宋康昊從惟利是圖的訟棍到為正義振臂高呼的律政英雄，伏筆可以說是清晰可循的。
他老早就被小飯館老闆娘的寬容所打動，人家對他多年前吃霸王餐的糗态并不介懷，相反，表示出充分的了解。
于是，宋康昊在老闆娘之子尚未被羁押之前，便通過不停地光顧那家小店，來逐漸實作他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道德信條。
人物轉變極其絲滑。
是以。
因為類似這樣在劇作上站不住腳的地方有不少，這使得整部影片的叙事推進，隻能頭重腳輕地肆意前行。
在同類題材中，也隻能落于下風了。
那麼問題來了。
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Sir還要特地來聊一篇？
其實是人在政治漩渦中的無力。
許多年來，我們總是強調人的作用，或者勇猛地力挽狂瀾，或者不失智慧地見機行事。
《幸福的國家》則是消弭了人的主觀能動性。
還記得鄭仁厚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在法庭上，不管對錯，隻分輸赢。”
這是他的不二法則。
于是他一直為了赢得官司各種努力。
并相信人可以改變局勢。
可真的如此嗎？
單看鄭仁厚與全尚鬥的兩場對手戲。
第一場發生在庭審之時。
法院内堂裡，鄭仁厚心高氣傲，熟練地應用着法條，和全尚鬥辯論着“從犯不問”的原則。
是的，那時候他還相信法律。
認為不管是什麼時候，法律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隻要政策得當，當事人就有脫罪的機會。
而全尚鬥呢，卻并不回複這些說法。
第二場則是發生在球場上。
彼時全尚鬥已然發動政變，已滿盤皆輸的鄭仁厚，全無在法庭上的高傲，而跪求全尚鬥能放樸泰柱一馬。
注意看這段戲的光影處理。
全尚鬥在高處，鄭仁厚在低處，全尚鬥一直被高光所籠罩，鄭仁厚則被黑暗所吞噬。
即使我們聽不到他們說了些什麼。
我們一看光線是如何投射在各自身上，就知道蚍蜉終究撼不動大樹。
其實說白了。
終審判決早就書寫完畢，一場又一場的唇槍舌戰，隻是互探底線的過場。
或者說，這是獨裁者給群眾奉獻的一出好戲罷了。
就好像全尚鬥一直在庭外監聽庭審過程，并随時決定庭審的風應朝哪一個方向吹。
鄭仁厚跟全尚鬥相比，他隻是有些小奸滑，而對方都不用老奸巨滑，就能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中。
人命在獨裁者眼中卑微得如蝼蟻一般。
是以該怎麼說呢。
隻能很可惜。
畢竟所有的電影，都應是從人出發，講曆史的電影，更應如此。
隻有當我們清晰地看到一個人的缺點和局限，我們才能被今日之我打敗昨日之我所震撼，才會為他冥冥中的敗局而扼腕。
而《幸福的國家》，恰恰是這一點沒做好。
但同時。
我們也的确看到它試圖走出不一樣的道路：
它少有那種口号式的激情。
反而去呈現了一個人人都被政治裹挾，并在對抗中注定失敗的冰冷現實。
而這樣的初衷。
本該讓我們意識到，正是那些追尋正義無果的敗局，會在人們心中埋下無可湮滅的種子。
就像南韓人一遍遍地講述着這次政變。
或者樸泰柱這樣的“小人物”也會被從曆史長河中打撈出來。
力量或許微不足道。
但微不足道的銘記，也好過假裝幸福的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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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助理：渝子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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