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熒像
文 | 王文正、沈國凡
摘自《我所親曆的胡風案》，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已獲出版社授權
編者按
“胡風案”是1950年代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場從文藝争論到政治審判的事件。由于胡風的文藝理論被認為偏離了毛澤東紅色文藝理論，胡風及其支援者與周揚等人的文藝争論被更新為政治批判。随着事件的發展，中共高層介入文藝争論，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指出胡風周圍存在一個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之後，全國的“胡風分子”陸續被隔離、審訊、逮捕。胡風于1955年5月16日被捕。
有一個“胡風分子”，是必須談一談的，因為他不在我們公安機關拘捕的名單中，而是自己“跳”出來的。
1955年5月25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聯席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總共七百多人。
會議由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主持。
郭沫若在大會上發表了《請依法處理胡風》的開幕詞：
……從一九四九年全國人民解放以後，有許多壞分子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受到了人民的堅決鎮壓，有些壞分子表示願意悔改，經過五年多的教育之後，已經有不少的人改造了過來。……而像胡風這樣的知識分子竟還公然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有組織地來進行内部破壞，這是怎麼也不能容忍的。
今天對于怙惡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加以鎮壓，而且鎮壓得必須比解放初期要更加嚴厲。在這樣的認識上，我完全贊成好些機構和朋友們的建議：撤銷胡風所擔任的一切公衆職務，把他作為反革命分子來依法處理。
胡風在被拘捕近十天後，作為中國文聯主席的郭沫若在這樣的大會上來講這樣極富政治色彩、同時對于全國人民都極有“指導”性的話，顯然不是一個文聯主席職權所應該說的範圍。
郭沫若的講話，明顯代表着中央上司人當時的意圖。
其實，對于胡風集團中的成員，全國性的大搜捕已經開始，很多都已锒铛入獄，這樣的講話對于胡風以及他“集團”中的成員，都已沒有意義。
郭沫若的講話，赢得了七百多人（唯獨一個人沒有鼓掌）熱烈的掌聲。
會議舉手表決，一緻（隻有一個人沒有舉手）通過決議：
我們不能容許僞裝擁護革命而實際反對革命的暗藏分子胡風繼續混在文藝隊伍裡。為此一緻決議：
一、根據“中國作家協會章程”第四條，開除胡風的中國作家協會會籍，并撤銷其所擔任的中國作家協會的理事，和《人民文學》的編委職務。
二、撤銷胡風所擔任的中國文聯的全國委員會委員的職務。
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依據憲法第三十八條的規定撤銷胡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資格。
四、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建議：對胡風的反革命罪行進行必要的處理。
五、我們警告中國作家協會及中國文聯其他幾個協會會員中的胡風集團分子，他們必須站出來揭露胡風，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後是否保留他們的會籍，将根據他們的實際行動來加以考慮。
可以說，當時參加會議的文藝界人士，除了極少數之外，很多對于胡風及其集團成員在此之前就被公安機關秘密拘捕是不太知道的，這個決定為胡風及其集團中的“骨幹”被秘密拘捕的合法化做了公衆性的說明。
此時的胡風根本不知道外面所發生的一切，他也不會想到自己現在在文藝界已成了一隻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很多文藝界的人士都怕自己被牽連進去，是以就拼命地開始打“鼠”，以此來證明自己的“立場”。這種人人自危的心理，成了以後曆次政治運動的“群衆基礎”。
決議通過之後，大會開始發言。
一貫喜歡标新立異的文藝家們都沒有了自己的“才華”，二十多名代表在發言中一再重複着的是“擁護”“贊成”之類相同的話語。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這個時候，有個既沒有鼓掌，也沒有舉手的人突然站了出來，大步地走到了發言席上——郭沫若和周揚的中間。
△
這是一個事先沒有安排的發言者，他的出現使主持會議的郭沫若感到驚愕。
他個頭不高，面容清瘦，貌不驚人。
他用手扶了扶話筒，大聲地說：“……對于胡風我認為不應該說是政治問題，而是學術問題，是文藝觀的一種争論，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
認識他的人們這才好像發現了什麼一樣，大聲地叫着：“呂熒！呂熒！”
呂熒——這個平時沉默少言的人，是一個何等不識時務的書生啊！
七百多名文藝界的精英們都為呂熒的發言驚得瞪大了眼睛。
誰也不會想到，已經到了這種時候，竟還有人敢于站出來，在這樣的大會上來說這樣的話！
沒有人能了解，沒有人願意去想這個問題，人們在驚訝之後，便發出了斥責和咒罵的聲音。
公開為“反革命分子”胡風鳴冤叫屈，這還了得！
人們開始大叫：“滾下去，叫他滾下去！”
呂熒根本不理睬，振振有詞地繼續着他的發言。
有人沖上了主席台，想一把将他拉下去。
呂熒不肯離開，手握話筒，還在不停地講。
這時又上來幾個人，一起連推帶拉将他拽了下去。
由于公安機關的“胡風分子”名單上沒有呂熒的名字，文藝機關又不能随意捕人，會議結束後，呂熒就被通知不用再去上班，被軟禁在家裡一年之久。
事情已經到了這種程度，為什麼最後沒有立刻逮捕呂熒，始終是一個謎。
可是，呂熒最終也沒有逃脫，“文化大革命”中有人重提舊事，他被作為“漏網的胡風分子”，很快就被捕入獄。
在那種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全國文藝界唯一敢于在公衆場合站出來為胡風辯護的呂熒——這個正直的作家，最後冤死獄中。
據查，呂熒早在1937年就與胡風有過信件來往，并在胡風所辦的《七月》雜志上發表過《田間與抒情詩》《論在藝術方法上的魯迅》等文章。也就是說，早在1937年呂熒就與胡風有了聯系。
令人費解的是，既然呂熒曾在胡風主辦的《七月》上面發表過作品，而胡風集團的許多成員的名單都是從胡風所辦的刊物上作者的名字所搜集的，為什麼獨獨漏掉了呂熒？
據我當時在“胡風專案”所看到的材料和了解的事實，都沒有說明這個問題。
大會辯護的事情出來後，才對呂熒進行了調查。
今天，呂熒已無法看到對于胡風冤案的平反了，他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新中國的一代知識分子，就是這樣以自己對時代、對人民的執着，對真理的頑強獻身精神，為共和國的前進鋪平着道路。
我作為曾經參與“胡風專案”的辦案人員，從内心裡對呂熒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表示深深的敬意。
國家人文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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