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王诤
“起來，被咒罵跟着的，全世界的惡人與奴隸，我們被擾亂的理性将要沸騰了，預備着去打死戰吧……”铿锵有力的《國際歌》（1920年，鄭振铎、耿濟之譯本），在電影《1921》中多次出現。
作為中國電影人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百年之際，協力推出的“種子選手”，《1921》于7月1日當天公映。據貓眼專業版實時見證，7月1日零時，電影總票房就已經破億元。
《1921》海報
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産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對于這段光輝而偉大的曆史，中國電影曆史上30年前有過《開天辟地》、10年前有了《建黨偉業》。作為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黃建新自2009年同韓三平聯合執導《建國大業》始，2011年執導《建黨偉業》，2017年監制《建軍大業》，至2019年執導《決勝時刻》，這十餘年間更是擔綱多部主旋律題材商業電影的監制。他見證了新時期主旋律電影的大發展與大繁榮，毫無疑問是此類題材領域的專家，是以此次監制、執導（聯合執導鄭大聖）慶祝建黨百年之作《1921》，可謂當仁不讓。
對于黃建新而言，過往的履曆既是經驗與資曆，某種意義而言，也是此次重新創作、呈現中國共産黨建黨偉業的“包袱”。他必須有所突破，才能不負衆望。正如他在早先接受媒體采訪時所言，“回過頭再去看《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兩部電影，覺得很像編年史，跟傳統意義上觀衆了解的那種劇情片不太一樣，是比較少見的類型。編年史電影有優點，可以當作一個曆史的參照系，讓觀衆産生進一步去探求的興趣，缺點就是人物塑造會相對較弱。電影最好還是不要按照曆史事件的編年程序，而是要以人為中心來叙事和表情達意。有了這樣的想法，就覺得新的電影可以轉換一下思路。”
這個思路觀照進《1921》成片，便是電影不再采用編年叙事，而是着力刻畫1921年，幾個月間中國共産黨籌備、成立的“曆史橫截面”，進而以劇情片，同時參鑒諜戰類型片的手法，呈現出中國共産黨的成立，不僅是中國國内風雲際會的大事件，更是國際上社會主義、共産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重要一環。
特别的，和過往同類型影片中曆史人物走馬燈般的過場式不同，此次電影中的貫穿人物令人印象深刻，更在青年觀衆群體裡引發了強烈共鳴。七一前夕，黃建新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在《1921》主創名單中，編劇之一的“黃欣”，是黃建新的筆名。此次采訪，他也願意從如何講好這個故事的角度，多聊聊自己的感悟。
導演黃建新
【對話】
做成劇情片，不再是縱向的編年史
澎湃新聞：從2011年的《建黨偉業》到2021年的《1921》，同一個題材，都是由你來拍，能否介紹下此間的疊代與變化？
黃建新：當年《建黨偉業》還是走“宏大叙事”的拍法，主要是講那一段曆史時期發生的大事，進而解釋清楚為什麼在1921年，中國共産黨誕生了。觀衆會看到從1911武昌起義到袁世凱稱帝、護國運動、張勳複辟、護法運動，五四運動，一直講到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全片近兩個多小時，真正講述“誕生”隻有19分鐘，當時的着力點在于通過講述各方勢力，實驗也好，實踐也罷，救國都失敗了，是以，中國共産黨應運而生。
而這條邏輯線在《建黨偉業》裡已經講完了，到了《1921》，我們要講的是，即使是曆史選擇了中國共産黨，為什麼是這批人在1921年建黨？進而僅僅用了28年的時間就推翻了一個舊社會，建立了新中國。思路變了，相應的拍攝手法也要變化。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在《1921》的開頭和結尾，用到了《建黨偉業》《決勝時刻》以及紀錄片《解放了的中國》等多部早年間的電影或紀錄片畫面，而且這些畫面大都處理為黑白影像的形式，呈現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大曆史”。
黃建新：這些“老電影”的畫面大部分都是我過往自己拍的（笑）。我大量選的是劇情片鏡頭，第一個鏡頭是鴉片戰争，謝晉導演拍的（《鴉片戰争》，1997年）。隻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實在找不到劇情片鏡頭，才用了三個紀錄片的鏡頭。當然，也有些鏡頭是我們這次拍的，比如故宮裡那些遺老遺少在惶惶跑動的鏡頭，從彩色變成了黑白。
考慮到題材需要，我們還是要在片中呈現出中國共産黨“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時間線索，但開頭結尾這兩段，都是用蒙太奇，或者說是心理叙事多元度的方法來展現。片頭用囚室小窗裡陳獨秀的一雙眼做回顧，五四運動後他“出教室、進囚室”，被放出來去上海，用六個時空片段，按照心理時空的排序來組建開頭。片尾則是呈現中國共産黨成立後的奮鬥與犧牲。這兩部分前面部分是帶字幕的，合計大概七八分鐘的樣子，拿掉字幕，可能也就五六分鐘做了梳理，這是避不掉的。
李晨飾演李大钊
澎湃新聞：回到《1921》這部電影，談談前期構想的故事輪廓。
黃建新：《1921》是在講述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偉大的轉折時刻，電影本身是在通過影像形态“複述”曆史。這段曆史教科書裡都講過，我們則是要通過電影自身的魅力，呈現一個個鮮活的人物。這些角色是包含了曆史真實和創作空間的集合。我還是希望電影能進入“叙事人物”的狀态，而不是單純的“客觀介紹曆史”的狀态，用生動的電影語言向觀衆展現1921年的波瀾壯闊，這些影像會同今天的觀衆達成一種心靈上的共鳴和繼承。
實際上最集中的就是1921年，在此之前電影簡要介紹了陳獨秀來到上海，毛澤東正好也在上海送湖南的朋友去法國留學，他則留了下來，在上海一邊研究學習一邊打工籌錢，之後他又回到家鄉湖南做調查研究。到這我們接着要思考的是，怎麼往下拍？而且要盡力拍成一個劇情片的質感，故事電影是需要故事線的，或者說有情節遞進，要完成情節遞進就必須要有貫穿人物，有貫穿人物的動作線和反動作線，如此才會有情節的起承轉合，有所謂的戲劇張力，進而才能講好這個故事。但我當時還不知道現有素材夠不夠支撐一個劇情片的開掘，于是又做了大量前期準備。實際上，《1921》從籌劃到今年，已經是第五個年頭了，前三年我們想的都是能不能做成一個劇情片，不要再做成縱向的編年史，或者單純就是1921年所發生事件的堆砌。
《1921》劇照
澎湃新聞：如何去邏輯串連1921年的國際、國内時局？這次《1921》相較于過往同題材電影呈現出了相當的開闊度。
黃建新：後來發現對于1921年，其實可以展開兩個次元來建立這個故事。因為1921年對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不平凡的。
首先，那一年共産國際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列甯在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認為俄國十月革命通過武裝起義完成了政權更疊後，“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的呼聲空前高漲。這個口号中有個關鍵詞就是“全世界”，這提醒了我們1921年中國共産黨的成立，不僅僅是國内孤立的事件，而是要放在國際大背景下通盤考量。從中國來講，量變的積累也到了質變的一天，通過陳獨秀、李大钊等人前期的鼓呼和介紹，以及國内勞工階級力量的發展壯大，也到了共産黨應運而生的時刻。
共産國際的任務，實際上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在全世界範圍内實作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相應的，列甯派出了很多代表到全世界各地去指導革命，荷蘭共産黨人馬林就是列甯委派到遠東地區的代表，他負責幫助那裡的共産主義者建立自己的政黨。
上世紀初，遠東的中心就是上海，上海是遠東最發達的所在。是以馬林到了上海後，日本、北韓、越南等國的共産黨人也就向上海彙集，做彙報。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我們請在日本的合作夥伴代為查閱1921年前後有無日本共産黨人來滬同共産國際代表會面的記錄，他們居然就在日本警視廳的檔案裡查到了當年的密電，内容為1921年6月30号，要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産黨，且這些代表來自長沙、武漢、上海、北京、蘇州（系日方情報錯誤）等地，日本會有代表參加。
日本政府和軍方為什麼如此關注中國是否會成立共産黨？因為這關系到他們在華的滿蒙政策，是以也會派密探來滬跟蹤。在《1921》中，日本密探這條線和共産國際代表參會的線索并行，因為日本共産黨人也要在上海同共産國際的代表做彙報，領取活動經費。
再加上我們發現法租界巡捕房，當時接到了奧地利發來的通報，告知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到了上海，要各方提高警惕。如此才會有法租界華人探長黃金榮的進入，以及派出密探“敲錯了”中共一大會議會址的房門——以前都是說偶然敲錯，導緻了一大會址臨時轉移到嘉興紅船上。
巡捕與共産國際代表的追車戲。
其實梳理下來，偶然中一定有必然的因素，租界的巡捕一直繃着根神經，監視着異動，防止社團鬧事，突然發現有多人聚集，而且還有兩個外國人進進出出，必然會引起懷疑。如此以來，幾條線索交織在一起，整個電影的故事線就支撐了起來。
完整的故事線就需要有貫穿人物
澎湃新聞：過往說老上海是國際諜戰的孤島，更多是指淞滬會戰爆發後到珍珠港事件爆發前這段時期。這次《1921》其實就給出了諜戰片，而且是國際視野下諜戰各方湧動的感覺。
黃建新：沒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歐洲乃至全球震蕩。共産國際的一舉一動都被西方列強所監視甚至破壞，從馬林在奧地利被驅逐，再到上海一直就被各方勢力所監控，這本身就有諜戰戲的感覺了。再加上尼克爾斯基，他是從蘇聯先行來到上海的，同馬林一起參加了中國一大。但實際上他曾有過特工背景，是以片中他會駕駛以及具備很多反偵察能力也就不足為奇。這樣就可以讓不少年輕觀衆，不經過太多前期的曆史知識儲備，單從故事的緊張感就可以進入到電影中去。
澎湃新聞：同《建黨偉業》群像式的人物呈現不同的是，《1921》中存在幾個貫穿人物，比如李達、王會悟夫婦，怎麼標明的呢？
黃建新：剛才說了，電影要有完整的故事線就需要有貫穿人物。我們要尋找誰1921年一直在上海貫穿始終，如此找到兩個人，一個是李漢俊，因為一大會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興業路76号），就是李漢俊兄長的寓所。從劇情片的角度，李漢俊也有許多可以開掘的點，比如他在上海同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見面時，曾有過一段非常感人的言說，大意是“我知道這個國家生了瘡，但我依然愛她，因為這是我的國”，這個橋段我們也拍了，隻是成片中沒有用，因為他的情緒沒法貫穿始終。
黃軒飾演李達
後來我們選擇了李達。首先，李達和李漢俊，是被委托來組織此次中共在上海的成立大會；第二點是一大結束的時候，李達被選進了中央局三位核心上司之一——中央局書記陳獨秀、組織委員張國焘、宣傳委員李達，從這個角度就看出他當時在黨内的影響力和重要性，是以選他作為貫穿人物是合适的。
再者，1921當年4月，李達和王會悟在上海結婚了，太太王會悟是一位知識分子特質的新女性，而且一大會議期間确實也幫了很多忙，毛澤東曾誇贊她為“會務總管”。我們需要電影在更疊文化上有新的追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實際上給我們的文化注入了新的力量，使我們的文化發生變化并催化出新生。
倪妮飾演王會悟
這兩個人物在一起，又是夫妻，很多新時代的特質都在他們身上有展現。在他們身上有着知識分子的倔強，比如李達會同國際代表據理力争。他們二人負責召集各地的代表來到上海，幫着安頓，組織會議，直到有密探破壞，還是王會悟提出将餘下會議的地點改在嘉興南湖的紅船上。
片中有一段王會悟要去向博文女校的校長借校舍，但她不會撒謊，一說謊話就臉紅，李達就給她出主意說，見到校長開口說話前先跑跑步，用上氣不接下氣來掩飾自己的緊張，這就顯示了兩人的風趣，生活化的一面。
再者，二大的會址，也是在離李達夫婦很近的地方召開的，那時候王會悟已經生了孩子，襁褓中的嬰孩和一個新生的政黨帶有一種預示和寓意，代表了未來的希望。
澎湃新聞：提到未來，其實一大代表們未來的路也不盡相同。在群像塑造中，電影實際上是做到了“顧後、瞻前”，比如周佛海、陳公博在上海的初見，已經顯露出他們未來人生取向和選擇的端倪。
黃建新：陳公博來了上海以後，沒跟别的代表住在一起，因為他比較有錢。我認為這些細節的刻畫，對人物的未來是有一些影響的。這些人按說都不缺錢，他們大都有很好的工作，或者可以預見的前途，但為了一個信仰都放棄了。
像毛澤東在兩萬五千裡長征之中吃的那種苦，能夠到了最後再堅持一下的精神，不是所有人都能具備的。是以在未來奮鬥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有些人離開的情況，同時也有一些人會堅持到底，甚至流血犧牲。如片中所見，李大钊、何叔衡、鄧恩銘、楊開慧、李漢俊等後來都犧牲了。
是以，一大開會過程中有一些小波折，跟未來的所經所曆相比可能隻是波瀾不驚，因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要把一個封建的、落後的、四分五裂的舊社會推翻，建立一個新中國，他們其實就已經把生命交托了出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提着腦袋幹革命”。
片尾我們用了一段《解放了的中國》的紀錄片鏡頭：新中國成立當天，天安門城樓上的一大代表，隻有毛澤東和董必武這兩個人了。
“心中有信仰，眼裡有光芒”
澎湃新聞：為電影掌鏡的攝影師曹郁，你同他在片場有何交流？
黃建新：曹郁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攝影師，請他來的時候我們倆談了很多，圍繞要拍一個什麼樣的電影，是一個暗淡的、壓抑的，還是一個有青春氣息、向前湧動的電影？當然我們都選擇了後者。如果說要求，就是這一次的片子主要是寫人物，我希望攝影機能一直幫着我追着戲劇點最準确那一瞬間的人物表情。
比如黃軒飾演的李達在陽台上劃火柴，講當年焚燒日貨那場戲，當時确定隻拍兩條，因為演員進入到表演狀态後，重複拍多了，他的新鮮感就會喪失，藝術創造會流于程式。曹郁就親自扛着機器，跟着演員的表演來回排程。
黃軒、倪妮在講當年焚燒日貨時，動情的哭戲。
曹郁的優點在于，懂得戲劇微妙之處見真章，并能準确地捕捉到這個瞬間。技術的布光之類，大家可以通過協調去完成，但扛着攝影機說抓就能抓到演員最精确的表演狀态，這隻能靠藝術直覺，他的攝影機就像是演員一樣在同所有的角色互動。
還有一場戲，一大代表們在讨論、争論的時候房間停電了，王會悟為大家端上了西瓜，大家圍着一盞油燈繼續讨論，這場戲是一個鏡頭完成的，我跟曹郁認為機位不能定死了，那樣演員瞬間激活的狀态就沒有了，他扛着攝影機也就拍了兩條就過了。
我一直認為好的電影是能夠激活潛意識的電影，有時候就是一句話，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一個鏡頭，就可以讓人看得熱血澎湃，淚流滿面。這個感覺很難用理論去說清，但藝術家最後追求的就是這個，能夠擊中觀衆内心最柔軟所在的那一下。
澎湃新聞：電影配樂是知名音樂人梅林茂，談談你同他的交流和要求。
黃建新：配樂上，首先定下來的是要做一個不同于美國大片配樂的感覺，配樂上我們要找一位藝術家。制片人找到梅林茂之後，他看完劇本回報來說，這是一部理想主義的電影啊！他認為，理想主義者認定的方向，才是人類進步的源動力，沒有理想主義的想象與向往，其實人是沒有方向的。
最大的問題是由于疫情原因，我們這次沒法坐下來一起工作，隻能通過網絡來進行讨論，我一邊跟他讨論，一邊還在修改重新去剪輯，是以經常會有反複，對他來講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但他一直很認真，而且真的寫得好，比方說毛澤東在上海街頭跑步的那一段音樂，我提過兩三次修改建議，最後他發過來一合，在場的從業人員一聽都激動了，音樂的韻律和跑者邁開大步的節奏簡直絲絲入扣，令人振奮。
王仁君飾演毛澤東
澎湃新聞：最後一個問題，我們知道你是位老黨員，也是共和國的同齡人，談談你在籌備電影過程中的所思所感？
黃建新：我本人就是黨員，1974年入黨，到今年47年了。在我們讀書的時候都知道，中國在清政府晚期的時候特别糟糕，簽署了《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等喪權辱國等條約，我的記憶裡大概得簽過一百多個不平等條約吧，後來團隊告訴我，竟然一共簽了1700多個賣國條約，因為有些條約下面還有小的附屬條約，加起來就是這麼多。那還用說什麼？這個國家真的到了最危急的關頭，這個時候中國共産黨應運而生，一批先進分子沖出來要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我們再看看中共一大代表的年齡，平均年齡隻有28歲，拿掉何叔衡和董必武這兩位年紀稍長的，平均年齡隻有25歲多。這些年輕人都是鮮活的生命，他們有各自的喜好，有自己的好奇心，但更有堅定的信仰！真正是“心中有信仰，眼裡有光芒”。
黃建新在《1921》片場。
責任編輯：程娛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