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 論·
編者按
近日，百花文藝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書衣文錄全編》，在讀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書衣文錄”作為孫犁先生獨創的一種寫作形式，曆來受到研究界、出版界及廣大讀者的重視和喜愛，是孫犁作品中最能展示其學識修養、思想軌迹和生活狀态的部分之一。那麼孫犁先生何以被稱為文學大師呢？今日與大家分享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孫郁老師撰寫的一篇關于孫犁先生的文章，或許可使讀者朋友獲得些許啟發。
孫 犁 的 魯 迅 遺 風
作者：孫郁
一
孫犁的熱，在其身後一直持續着，成了文壇的趣話。總結其一生，話題頗為豐富，牽連着文學史諸多神經。他早年文字清純如童子之音，晚年多了一點舊文人的痕迹，但總體不在士大夫文化和紳士文化之列，有人間的真氣。我個人常注意的是，其遺著裡揮之不去的魯迅的那些聲音，這成了他精神史的一部分。假如細讀他的作品，靈魂深處，擺脫不掉的是現代文學的一個主題。了解他思想與審美特點，不能不考慮到這個因素。
孫犁先生（1913-2002）
我讀他的全集，總能碰見其與魯迅默默對話的地方。孫犁看魯迅，有崇仰之處，但又不亦步亦趨，知道了解經典的時候也要有所擇取，要有相應的距離感。不過，在大多的時候，他是以心儀的先賢為參照，從中擷取智性的次元。他的進入魯迅的世界，恰是抗戰的時期，在地區小報發表了許多文章。四十年代出版了《少年魯迅讀本》，有美質的流動。那時候他看的資料不多，隻是據魯迅自己的文字的串聯為文，形成傳記，不免單一。但他對描述對象氣質的把握，以及心緒的點染，都有味道。魯迅的存在，在他筆下以童話般的韻律呈現出來，這在後來的魯迅傳播史裡，是極為少見的。他還出版了《魯迅，魯迅的故事》等書，透露出自己的真愛。他在延安的時候，對魯迅的認識已經形成較成熟的看法，隻是還限于小說美學層面。其創作，不都是魯迅的暗示，還有俄羅斯文學的影子。抗戰時期，他有一個夢想，就是在邊區普及魯迅的思想。他在《關于魯迅的普及工作》裡說：
邊區已經有許多同志開始魯迅的研究工作，但我想這種工作的目的，應該是使魯迅普及，普及到農村，使男女老幼對魯迅都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使他們很熟悉魯迅，像他們熟悉孔子一樣（當然魯迅不是孔子，而我們使他們熟悉魯迅，也不是叫他們像熟悉孔子那樣）。這種認識和熟悉，是要在人民中間散發一種力量，一種打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根基的力量。
是以，我們馬上就應該開始下面這幾種工作：
第一、編制通俗詳細的魯迅傳。這裡面要包括魯迅一生的事迹。學術研究，創作成績，及其人生觀，為人民鬥争的功業等等。這傳記一定要和中國近代史配合起來。
第二、改編魯迅有名的小說，成為通俗故事或短劇。如《阿Q正傳》，《故鄉》，《祝福》等。其實魯迅的作品是很大衆化的，不過有時在章法上過于嚴密，或有時用了些古典，在民間閱讀，有時還不友善。最好我們把它改編成一種朗誦小說，能随時講述朗誦，使婦孺也能懂，但不能過多損害原作的精神和藝術性。
第三、魯迅一生，對大衆文藝努力的成果很大，并且替後來者規定了方向。如對神話傳說，新文字，木刻畫。我們要把魯迅的這種精神和成果告訴大衆，使大衆自己來繼續這種工作。
我們要把魯迅的精神，廣播于華北的農村……
孫犁：《孫犁文集》（補訂版）（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
這是邊區魯迅傳播的最為恰當的辦法。他自己就着手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那前後，寫下了《人民性和戰鬥性——紀念魯迅逝世十三周年》《“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學遺産》等文。戰争期間，魯迅給他是洞穴裡的燭光般的溫暖，他對魯迅的讀解與那時候的需要有關，而進入其世界的均為魯迅明快的思想和現實情懷的部分，這些都抓的很準，其認知的深切，在那時候是極為難得的。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孫犁對魯迅的了解都放置在與文學、曆史、現實對話的層面上，所寫的專門研究文章數量可觀。但大多數散在一些批評性的文字和随筆之間。直到晚年，魯迅的話題從未中斷過。魯迅對于他，不是學術的話題，而是生命的話題，從未想做一個研究家，也不甚關心那些八股化的學術研究。我們從他的短篇文字裡，零零碎碎地可以看到一些對魯迅的議論，多有灼見，流動在文字的血液裡。現代作家，忠實于魯迅傳統的，他算最有代表性的一個。
晚年的孫犁，閱讀趣味與寫作趣味都有變化。批評性的獨幕喜劇多，且按照魯迅的書單購書，在知識結構上去貼近自己的心靈導師。文字肅殺老到，有峻急的美。但一面也帶有京派文人的趣味，隻是價值觀與其有别罷了。他最後一本書，把自己定位成戰士，恰是他的精神的寫真。魯迅的戰士形象重疊在其心緒裡，有了一種悲涼的美。
從氣象上來看，孫犁文章的規模與厚度都與魯迅不在一個層面，但形成了自己的特質。他文章的律動和情思，得先人精華之處頗多，實可看出彼此的近似之處。他們都有濟世的熱情，但一面也多孤獨的憂戚。他們都不在流行的地方出沒，而清醒裡的冷靜超越了時代。越到老年，他的文章越帶有魯夫子的痕迹，又加上了自己的經驗。遂自成一格，獨步文壇，于津門散出無量的情思。因為有了他的存在，左翼文學的豐厚性得以延續。
二
孫犁佩服魯迅多個方面。他在文章學層面把握精華，是别人所不及的。唐弢曾有過類似的感受，強調研究魯迅詞章的價值，似乎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後來的研究者，在此方面所下的功夫不多。而孫犁一生在此領域的讨論，不僅上升到學理層面，也在獨幕喜劇文的寫作裡呼應着相關的話題，以緻帶有強烈的感覺。
1939年，他在《論通訊員寫作諸問題》，把魯迅的文章看成熱的文章，是與現實交織的存在。文章不能回避問題，是作者的要義之一。他不止一次談及寫作與現實對話的價值，且從《呐喊》《彷徨》《熱風》裡找到依據。1941年，他在《文藝學習》的小冊子裡較全面展示對文章學的看法。這裡沒有士大夫的痕迹，連俄羅斯文化的八股氣也沒有。孫犁寫這一本書，對文章結構、人物、内心、語言都做了會心的闡釋。其邏輯出發點，建立在魯迅的文學觀念中。在他看來，魯迅作品以下内涵值得研究：
一是直面的精神。《文藝學習》談及魯迅精神的特質時認為，魯迅文字對于群眾的喚起，是他綱領性的存在，一切都圍繞改造社會來做的。
二是人物形象折射出社會的問題。在分析《阿Q正傳》時，看到内在的話題已經不是自我精神的表達，有群眾的意識，瞭望的是廣闊的空間。
三是語言簡約而傳神，有民間口語，有外來語，也有古語。但最終還是中土性的表達。
四是結構取舍的得當，在沒有規矩的規矩裡形成文章的脈絡。《孔乙己》“結構粗看起來沒有什麼，自然得很。但細研究一下，便知道了那藝術的嚴謹。”
孫犁在這一本小冊子裡，從文章學的筆調從容到來，以魯迅作品為例，寫得洋洋灑灑，有内在的韻味。就文章學的理路來說，是五四後新文學觀的總結。新文學的經驗在他那裡形成了一個一貫到底的氣脈。舊文人氣和書齋氣，在其文字裡是稀少的。
從他對作品的感覺看，是小說家的感覺，起點來自五四白話文的傳統，但偏于寫實的精神，除了果戈裡、契诃夫、普希金的小說作為參照外，主要得自于魯迅的小說、雜文的經驗。這顯得有些窄，不及茅盾、郁達夫談論文章時候的古今中外的駁雜。但恰是這一單純，使他直接銜接了五四的精神，把自己定位在一個鮮明的位置上了。
此後，關于魯迅的論述文字越來越多，他勾勒魯迅作品的精義時，有許多妙悟。這影響了他的文章觀念。比如，魯迅的文章特點是“新鮮”，概念來自《中國小說史略》的啟發。用到魯迅那裡，就覺得恰如其分。其二是簡約，文章不必寫得滿，要留有餘地。“寫作，要想得多一些，寫得少一些，我們的毛病是寫得多一些，想得少一些”。啟發來自魯迅的雜文。其三，駁雜，以《故事新編》為例，“就其曆史知識，文學手法，哲學思想來說，都不是輕易就可以否定，更不是輕易就可以超越的”。這種感受，有對妙不可言的審美形态的會心之處。對于文章與作品的内在性的把握，可謂十分到家。
但他對魯迅的定位，不是知識分子的話題，而是革命的話題。當學界和批評界強調魯迅的翻譯、編輯、個性主義的時候，他則側重從革命的層面了解魯迅，并且将自己從事的事業當成魯迅遺産的賜予。他說：
魯迅回憶的，寫的，是戰鬥動員的時代，我們是處在戰鬥正酣熱的時代。在魯迅的作品裡，我們常見那些被舊社會毒害的，帶傷疤的，瘋狂的，多病的人。常見寡婦孤兒。這些人輾轉在痛苦裡，生活在麻木裡。而今天，就從我們的《冀中一日》看，也有了海中波光，天空星雲一樣多的新的人群。這些人輾轉在戰鬥裡，生活在理智的歡快裡。
這就是一個飛躍。當然，其間流了先烈的血……
到了1949年，他在《人民性和戰鬥性——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裡寫道：
不能把先生的工作，局限在“思想”裡。不能把先生的工作隻羅列為創作翻譯，印書編刊物，培養青年作家和關心木刻運動。
我們應該記起：在段祺瑞的黑暗時代，他怎樣聲援了“三一八”；在蔣介石的漫長的血腥統治年代，他怎樣聲援了革命人民；他怎樣親自到德國領事館，抗議了希特勒的法西斯殘暴；他怎樣号召了人民的抗日戰争。
先生不隻是中國人民革命文化的偉大啟蒙者、思想家和作家，他是中國人民革命戰争年代堅強的旗手和嚴肅的戰士。
這是孫犁的魯迅觀的邏輯起點。文章學的美質都附在後面。思想性與藝術性高度的統一，在孫犁看來才是偉大作家應具有的品格。明乎此，我們才能對他的魯迅觀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不管後來的狀态如何變化，都沒有離開這兩個層面來思考問題。
三
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給他帶來了歡喜。但新生活并非所料的那麼順利，而自己的寫作，依然在頑強進行着。這個過程，他卻與主流文化，有着小小的偏離。
從《風雲初記》《鐵木前傳》可以看出和周圍語境的差異。小說延續了早年寫作清晰的風格，童貞般的生命感受不減，有文人本色的存在。《風雲初記》寫抗日的故事，人物是活潑的，戰争年代的不幸以及百姓反抗的意志，都逼真地跳在眼前。他回憶那段曆史，以生命之筆為之，曲直之間，大愛的情思彌漫，被撞的感覺籠罩在作品之中，那段時光對于他來說，不是誇耀的資本，而成了生命舊迹的一種回溯。但這種回溯多個體化的内省，看得出是紅色小說裡異樣的存在。
孫犁：《鐵木前傳（紀念版）》（百花文藝出版社，2012）
易代之際的文化，對于士大夫和紳士階層而言，有着痛楚的過程。勝利者是難以意料于此的。但孫犁與别人不同，革命勝利後，他的快慰之日很短。自己的趣味在審美的世界裡，對外在的利祿是不屑的。這使他沒有進入權力階層，還儲存着戰争年代業餘創作的狀态。
1956年，他因身體原因而退出文壇時間很久。他的病，使其遠離了政治漩渦，有了冷思的時間。當全國在政治運動的狂熱裡的時候，他卻在冷寂之所煎熬着自己。不久就是“文革”之變，精神仿佛進入煉獄。這使他對生活的看法有了一絲變化。《彷徨》《野草》裡的意象一再進入其世界。魯迅的另一面，不經意闖進他的世界，給了他諸多的暗示。也是以有了全面對話的機會。
從那時候留下的點滴文字來看，孫犁早期清秀、明快的調子被有憂郁的低語代替了。用自己的話說，由相信人性善，轉到人性惡的觀念裡。但依然儲存着殘夢，苦苦掙紮于灰暗之地。我們看那時候留下的《書衣文錄》，是文化蕭條時期的自我吟哦。幾乎沒有光色，一切都在黑暗裡。他在舊書的書衣上面塗塗抹抹，釋放郁悶。自己與自己對話，心緒浩茫，凄苦無邊，仿佛在地獄裡煎熬。家事、國事均系文字之間，絕望和不安以及不甘于死滅之情彌漫在文字間。那些文字，多系借書而談己身經曆，或涉瑣事，或舊事片段，古人之迹，今人之想，碎片般閃在字裡行間。“文革”文網頗廣，幾無喘息的空間。他的書寫，壓抑得不行。1975年11月22日，題在《茶香室叢鈔》上的短語頗值思量：
昨日清晨，将所養小鳥一隻，開籠釋放。彼将奮志飛去，不失方向，尋得山林同類乎；或将遭遇強暴，凍死中途乎，餘不得而知矣。總之，彼已結束一次網羅之慘禍，牢籠之悲苦矣。籠居，日有飲食，且免貓噬鷹攫等危，然彼固不願也。同群之思，山林之想，無時不萦于懷。每聞同聲，則啾唧觸籠以求之，狀至可憫。今一旦自由，雖死不反顧。餘知其必能歸至舊巢，迎日光而鳴也。
孫犁：《書衣文錄：手迹》（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
孫犁：《書衣文錄全編》（百花文藝出版社，2021）内頁
詞語間處處有埋伏，筆筆帶隐喻，其心求得解放之想，曆曆在目。同年底寫在陳老蓮《水浒葉子》書衣的文字則顯得極為感傷：
此冊系亡者伴我，于和平路古舊門市部購得。自我病後，她伴我至公園，至古董店、書店，順我之所好，期有助我病速愈。當我療養期間，她隻身數度往返小湯山、青島。她系農村家庭婦女，并不識字，幼年教養，婚後感情，有以緻之。我于她有慚德矣。鳴乎！死别已五載，偶有夢中之會，無隻字悼亡之言，情思兩竭，亡者當諒我乎！
我們在這種心緒裡，讀出在苦海裡的不幸。自此之後，文章風格為之一變。平淡裡多了沉郁之氣，古風裡的慘烈之意缭繞，令人想起《野草》的詩句。這裡是一個受難者的低語，好像進入安德烈夫式的抑郁之境。
戰争年代，他的寫作是為人民而歌，有自願的沖動和自由。“文革”則反之，思想被囚禁，惡人主導着文化。這使他意識到魯迅當年内心的灰暗與複仇意識的根由了。
“四人幫”垮台後，孫犁一度心境頗好，但不久又進入困頓之中。諸多雜音混入文壇，他多有不适，與時代的隔膜越來越多。直到九十年代，憂郁的文字不僅沒少，且不斷環繞着周身。他與人論戰時，勇氣不減，而面對自我時，悲楚的意味又暗自襲來。于是常借花鳥草蟲，尋找隐喻。對英雄的悲劇，有切身的體味。他将自己一生最濃厚的意識，歸為“殘破意識”。戰争時代的故土殘破，“文革”的精神殘破，後來的婚姻殘破、親情殘破。意識到此點時，魯迅的掙紮感和反抗理念，被其不斷召喚。既然我們在并不圓滿的世界裡生存，而尋路的過程，就是舒緩苦悶的過程，也是對美的追求的過程。意義也恰在那個漫長的、沒有終點的跋涉之中。
不擁有完美而直面殘破，恰是魯迅給他的啟示。是以，在為人之道與為文之道上，他永遠是低調的，既不去搞宏大的叙事，也非自占山頭。拒絕熱鬧，抵擋虛名，遠離世俗之樂。于是就把自己放逐到荒原裡，獨自對着沙碛、枯谷，以帶血的聲音瞭望蒼穹。而有時，我們又像聽到夜莺般的吟唱，慢慢的節奏裡，給無聊的夜以暖意。
在許多文章裡，他一直認為，離熱鬧的地方遠一些，才會另眼看世。在《我與文藝團體》一文裡，他說：
我的一生，曾提出過兩次“離得遠些”。一次是離政治遠一點，有人批這是小資産階級的論點。但我的作品，賴此，得以存活至今。這一次是說離文壇遠一點。
在話語的中心，好像不宜找到自己。魯迅如此，孫犁亦同。有人找他幫助影響茅盾文學獎的評獎，他回信說自己與人不熟，文化機構成了衙門雲雲。他不止一次批評那些圖解政治的時髦的寫作，一位不過速朽的東西。他的例子是，像蕭紅這樣的作家是以獨特，是因為與主流有一點距離，乃同路人的表達。在革命最激烈的時代，魯迅何以沒有翻譯政治色彩濃厚的小說，而是選擇了同路人的《豎琴》這些有藝術技巧，與革命略有距離的文章，孫犁的了解很獨到：
蕭紅的創作生活，開始于1933年，而其對文學發生興趣，則從1929年開始。此時，蘇聯文學中左的傾向正受批判。同路人文學，開始介紹到中國來。魯迅、曹靖華、瞿秋白等人翻譯的《豎琴》和《一天的工作》兩書，其中同路人作品占很大比重。同路人作家同情十月革命，有創作經驗，注意技巧，繼承俄國現實主義傳統。他們描寫革命的現實，首先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描述。較之當時一些黨員作家，隻注意政治内容，把文藝當作單純的宣傳手段者，感人更深，對革命也更有益……蕭紅的作品明顯受到同路人作家的影響，她一開始，就表現了深刻反映現實的才能。當然，她的道路，也可能有因為不太關心政治，缺少革命生活的實踐和鍛煉，在失去與廣大人民共同吐納的機會以後，就感到了孤寂，加深了憂郁，反映在作品中，甚至影響了她的生命。
孫犁對蕭紅的作品極為認可，認為其迷人處是赤誠，不自欺欺人；“她初期作品，雖顯幼稚，但成功之處也就在天真。她寫人物，不論貧富美醜，不落公式，着重寫他們的原始本性，是有革命的傾向的”。這些話，似乎也有點自況，心心相印的地方很多。中國文人的本色，乃在于安得寂寞，甘居邊緣，而心卻擁抱着大地。古人的經驗證明了此點，五四後的曆史，也證明了這些。
看這些感悟，無疑都牽扯着魯迅的傳統。他也是以深味魯迅之為魯迅的内在原因。
四
我個人喜歡他晚年的文字，因為閱世深者其質也真。那裡已經沒有簡單化的生命歎息，在苦味裡依稀留着舊夢。經曆了大病與離異之苦，于人于世，殊多體味，内覺之豐富，已非戰争年代可比。這些有許多留在《芸齋小說》裡。
《文慮——文事瑣談之二》說：近年來了客人，我總是先送他一本《風雲初記》，然後再送他一本《芸齋小說》。我說：“請你看看，我的生活，全在這兩本書裡，從中你可以了解我的過去和現在。包括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看到我的興衰、成敗，及其因果”。
《芸齋小說》是晚年孫犁審美意識的一次躍進，其品味依然有舊時的印記，而多了魯迅式的苦楚。魯迅小說寫了畸形的人生和失敗的文人，天地是灰色的。孫犁的《芸齋小說》寫“文革”悲劇，差不多也是這樣的題旨。他的挫折感、失敗感，以及死亡意識，那麼濃烈地彙聚于此。
許多作品都真假難辨，他與魯迅一樣，用反小說的筆法為文，别有一種味道。小說寫疾病、天災、人禍、死亡，慘烈之極。他學會了對惡人的打量，描繪了諸多畸形的人物。上至高官，下逮平民，醜惡之間，人世明暗變化，悉入筆端。
魯迅經曆了辛亥革命，失望之情多流露在《呐喊》《彷徨》間。阿Q的革命，魏連殳的遭遇，便是一個時代生活的注解。《芸齋小說》乃“文革”命運的再現，作者所寫《小D》，令人想起《阿Q正傳》，隻是内涵不及後者幽深，而意蘊暗襲其風，都是對國民劣根性的思考。“文革”來了，地痞流氓成了造反者，沉渣泛起，小D由底層從業人員一躍為革命者，掌權害人，卑劣之狀可歎雲耳。孫犁說：“過去之革命，為發揚人之優良品質；今日之革命，乃利用人之卑劣自私。反其道而行之，宜乎其為天怒人怨矣”。《小混兒》寫一個社會底層的流氓氣的人，将品性裡的貪婪、渾渾噩噩，寫的頗為傳神。魯鎮、未莊的影子飄忽其間。《羅漢松》對于一個從革命隊伍中來，在運動中左右逢源的人進行了形象的勾勒。主人公取媚權貴，随機應變，在現實裡得到實惠。但人性全變，已無純然之色。遊戲人生與遊戲政治，乃精神的堕落。孫犁歎道：“這場‘大革命’，迫使我在無數事實面前，摒棄了隻信人性善的偏頗，兼信了性惡論，對一切醜惡，采取了魯迅式的，極其蔑視的态度”。他對人間百态的泾渭分明的态度，于文字間清晰可辨。
《芸齋小說》感人的地方，是失敗感的表達。小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或可當成自傳，亦有借幻影為實意之旨。叙述者我，沒有完美的生活，妻亡，再婚而又離異。被革命者專制，幾無自由之所。《言戒》寫言多有失，自己被批鬥的苦相；《亡人逸事》有家庭變故之痛，無奈之音縷縷，是苦味的流轉；《還鄉》乃失落之行，一個革命者回到故裡，卻沒有快意的留存。“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孫犁對古意的另一種表達，深得俗世要義。《續弦》不怕家醜外漏，已身不幸，一一道來。失敗的婚姻，也隻能安之若命。不過，在一些文字裡，依然存留他早期作品的愛意，在那些昏暗的天地間，美麗的花草令人心動，給無趣的時代些許有趣。《頤和園》描繪了自己養病期間受到友人的關照，《無花果》雖說是人生際遇的一個錯位，而含的暖意是綿綿的。在無愛、無光的歲月，偶有溫情飄來，都可以喜之、記之，聊備存照。這是怎樣的無奈呢？我們于其不幸的文字間，看出那未被摧毀的愛意。《三馬》的結尾雲：
芸齋主人曰：魯迅先生有言，真正的猛士，能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餘可謂過來人矣，然絕非勇士，乃懦夫之苟且偷生耳。然終于得見國家撥亂反正，“四人幫”之受審于萬民。痛定思痛，乃悼亡者。終以彼等死于暗無天日，未得共享政治清明之福為恨事，此是以于昏眊之年，仍有芸齋小說之作也。
讀這本小書，看出命運悲劇裡的奇光。魯迅以來，有思想，有使命感的作家，一直困擾在善惡的主題之間。因善獲惡，或因惡獲善，或無辜中被假善真惡所誤，或困于真善假惡之中。孫犁在小說裡學會了以複雜之筆，寫難解之世。老到的文字，有逆世之音。在人妖混雜的地方，不阿世，去僞調，遠利祿，以絕望之筆寫希望之聲，那也是魯迅傳統的再現吧。
五
晚年的孫犁，讀書與寫作，越來越帶有京派的味道，其獨幕喜劇散文，直逼知堂，學識與詩意兼得，雜學與雜思同在，确為書林中難得之文。有人說其系左翼裡的京派，怕是不無道理。不過，讀書的趣味雖有苦雨齋的痕迹，但其調與京派諸人大有差別。倒是魯迅的讀書經驗，在他的文字間得到延續。
他按照魯迅的書單一部部購書，對野史、雜著漸生興趣。買章太炎遺書，不忘魯迅的遺訓；讀《世說新語》，引《中國小說史略》之語解之；覽《流沙墜簡》，有《熱風》裡的智慧；講《蜀碧》《蜀典》，念念不忘的是《且介亭雜文》裡的評點；閱《沈下賢集》，以《唐宋傳奇集》對之。這種讀書法，看出先賢的影響力之大，一面也多了他人所沒有的感覺。魯迅國學知識的方方面面，他都有所涉獵。自己對古書的喜愛，受到魯迅的提示很多，乃至有迷信的地步。《我的金石美術圖畫書》有這樣一段話：
我有一部用小木匣裝着的《金石索》，是石印本，共二十冊，金索石索各半。我最初不大喜歡這部書，原因是魯迅先生的書賬上，沒有它。那是我死死認為：魯迅既然不買《金石索》，而買了《金石苑》，一定是因為它的價值不高。這是很可笑的。後來知道，魯迅提到過這本書，對它又有些好感，一一給它們包裝了書皮。
由魯迅的經驗而進入傳統文化裡，這在作家中不多。孫犁的書，一部分自己所購，一部分為朋友所贈。在大量的書話裡，他對非儒家的、鄉野氣的書很是看重。比如漢代造像，為魯迅所喜，暗自揣摩，多有心得。《題<南陽漢畫像彙存>》雲：
南陽為劉秀發祥之地，貴族多，墓中多畫像，然此等像皆刻于墓内柱、梁、門、楣之上，石料粗，故刻畫亦多粗犷，不清晰。而如武梁祠堂之畫像，則作于石壁之上，石壁平整，故畫亦細而清楚。這點知識，亦得自魯迅寫給王冶秋的信中。一九三五年，王氏為“飯碗”奔走，當無意于考古，然受先生委托，不得不全力以赴，完成任務。解放後，王氏上司國家考古事業，任文物局長，其知識之源始，也應歸功于當年魯迅先生的熏陶吧？
夏中無事，翻閱漢畫，僅記一些心得如上，也是紀念魯迅先生，為學博大精深，一言一行，無不惠及後學也。
因古書而念及魯迅，又由魯迅而想起己身，遂浩歎于文。這樣的例子很多。《宋西安遺翰》雲：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九日裝。
此過去故宮博物院出版物，印刷精良，為當時先進，魯迅曾稱許之。
故園小時，朋友凋零。還鄉無日，就墓有期。哀身世之多艱，痛遭逢之匪易。隐身人海，徘徊方丈。憑窗遠望，白雲悠悠。伊人早逝，誰可告語。
我以前讀他的書話，覺得在一些地方與知堂的風格接近，雜趣和雜識均在，苦雨齋的影子是有的。但細讀其文本，則看出不然。他讨厭知堂的平淡，雖然并不拒絕其文本，而内心則對其頗多拒絕。1987年1月，他在《知堂書話》裡有這樣一段文字：
劉宗武贈。書價昂，拟酬謝之。
知堂晚年，多讀鄉賢之書，偏僻之書，多讀瑣碎小書，與青年時志趣迥異。都說他讀書多，應加分析。所寫讀書記，無感情，無冷暖，無是非，無批評。平鋪直叙，有首無尾。說是沒有煙火氣則可，說對人有用處，則不盡然。淡到這種程度，對人生的滋養，就有限了。這也可能是他晚年所追求的境界，所标榜的主張。實際是一種頹廢現象，不足為讀書之法也。
文中所雲“無感情，無冷暖，無是非，無批評”，恰與魯迅相反。魯迅的文字是有感情，有冷暖，有是非，有批評的。這也是孫犁的追求。在周氏兄弟之間，他的取舍分明，不像學界那樣，有折中的苗頭。這是惟有戰士才會發出的聲音。在他那裡，讀書與讀人，乃至人生，是一體的。在益智的同時，還有價值态度，就顯得很是特别。我們由這些文字看，面上仿佛京派的閑适的筆觸，實則革命者的談吐。他在進入學術的殿堂的時候，沒有忘記的恰是自己的民間本色。
六
有趣的是，孫犁是最早從知識結構入手讨論魯迅精神特質的人之一。經曆了大苦楚，他對魯迅的複雜性也有了深入體味。魯迅四位的特點在他那裡被漸漸消化和了解。他意識到魯迅表達的語境的特定性，離開特定語境，就難以了解先生。比如，魯迅說要少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是針對複古主義思潮的，但沒有古代文學修養，大概是一個問題。是以不能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再比如，有人寫雜文，都是魯迅的腔調，卻不知那就把文章之道搞窄了。文章的寫法，要像魯迅那樣廣采精華，古今中外盡在眼中。但一味模仿魯迅，那其實在創作上也遠離了魯迅。
孫犁不喜歡拿魯迅的語錄作為教條用之。比如關于古人的文選。魯迅主張多看全集，不必信文選。孫犁認為頗有道理。但對于一般讀者而習作者而言，選本則很是重要。他也并不都随着魯迅一個調子唱下去，有時候也看出魯迅判斷人與事時的失誤，《文林談屑》雲：
魯迅于北新書局為版稅，發生糾紛。魯迅有一次對人說：李小峰不好好辦書店，卻拿出錢來，去辦制襪廠。先生這話，是有些苛責了。北新書局還印了很多好書，如果開列一個書目，那是要目前的一些出版社，相形見绌的。
如何看魯迅的遺産？孫犁取其大者而用之。他特别留意人們對魯迅的評價。優者賢之，劣者排之。不以名氣大小為據。1990年，在看到鄭振铎、夏丏尊、郁達夫、林語堂回憶魯迅的文章時，他說：
鄭文重情感；夏文重事實；郁文重全面、系統。林文重個人意氣，以私情代事實，多臆想、誇張、推測之詞。最不足取，且不足為訓也。近日頗有人提倡反面文章、不同意見。但不管什麼意見，也必據事實，即死者生前之言行說話，以符天下公論。
這很有點科學求是的态度，眼光是敏銳的。孫犁也有對魯迅捍衛的文章，這些都來自自己的學術判斷，很有力度。《散文的虛與實》說：
一些理論家，熱衷于西方的現代，否定“五四”以來的散文，甚至有勇士，那魯迅作靶，企圖從根子上斬斷。這種做法，已經不是一人一次了。其實他們對西方散文的發展、流派、現狀、得失，就真的那麼了解嗎？也不見得。他們對于中國的散文傳統，雖然那樣反感，以斬草除根為快事，但他們對這方面的知識，常常是非常無知和淺薄的。人雲亦雲，搖旗呐喊，是其中一些人的看家本領。
較之一般的魯迅迷，孫犁有他的克制和理性。他對魯迅精髓的把握，是文章家與思想者才有的氣象。在《無為集·談雜文》中，他說出自己心目中魯迅，以及如何能夠成為魯迅那樣的豐富的人的道理：
學習魯迅，應該學習他的四個方面：他的思想，他的變化，他文化修養，讀書程序，他的行為實踐，他的時代。
不能把魯迅樹為偶像。也不能從他身上，各取所需，摘下一片金葉，貼在自己的著作、學說上。比如“改造國民性”，如果認為我們的國民性，一無是處，而外國的國民性，毫無缺點，處處可做中國人的榜樣，恐怕就不是魯迅的本意……
這樣的話，學界那時候很少有人談及，尤其是魯迅四個方面的精神。這是知人論世的本領，看到了魯迅的知識結構與文化次元，在動态裡把握魯迅的思想，不是人人可以意識到的。
從留下的文字看，孫犁身上的魯迅遺風很多，這些都被他個性化地呈現在短文裡。比如敢于說作家的缺點，即使朋友，也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八九十年代，他有過一些筆仗，對不同的觀點直陳己見。雖然觀點亦可商榷，但真意在焉。拒絕私情，堅持不為人作序，不寫應酬文章，不題詞。“與其拆爛污， 不如岩穴孤處 ”。是以得罪文壇，得罪老友。他最後一本書《曲終集》的後記，似乎也染有魯迅遺囑的氣味，“一個也不寬恕”的勇氣仍在：
人生舞台，曲不終，而人已不見；或曲已終，而仍見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孔子曰：天厭之。天如不厭，雖千人所指，萬人詛咒，其曲終能再奏，其人則仍能舞文弄墨，指點江山。細菌之傳染，虮虱之癢痛，固無礙于戰士之生存也。
孫犁：《耕堂文錄十種：曲終集 》（百花文藝出版社，2012）
不管從哪個層面看，孫犁都可說是魯迅的知音。他的内覺與自己的精神導師暗合，氣質也有交叉的地方。戰士魯迅于戰士孫犁，是在一個邏輯的延伸線上的。隻不過魯迅的西學本領他無法企及，那是時代環境使然，無可奈何。就少了魯夫子的狂狷、深廣，和闊大的東西方知識分子的語境。比較二人，魯迅古今情懷裡有中外思想之辨；孫犁則得其前者而續之，少了後一個次元。魯迅之後的作家，能有這樣豐富的次元者不多。孫犁知道自己的限度，故老老實實地做人，老老實實地寫作，不求完美，而人格不倒。這也可看出魯迅遺風的另一種。從革命的路，到魯迅的路，孫犁找到了一個交叉點。此點銜接了曆史，也銜接了現實及藝術的美質。我們這些後來者凝視與此，确有深意的。
/ 來源：文藝批評 | 孫郁：孫犁的魯迅遺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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