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及統帥；與胡林翼并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并稱“晚清四大名臣”。在他的努力下，清王朝一度出現了“同治中興”的局面，其個人也成就了事業的巅峰。1860-1872年間，已步入晚年的曾國藩曾三度出任總管江蘇（含今上海市）、安徽和江西三省軍民政務的兩江總督。此時，揚州是兩江總督轄區内的重要城市，晚年的曾國藩也是以和揚州結下不解之緣，并展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5">整頓兩淮鹽業、發展揚州經濟</h1>
在古代，揚州是重要的食鹽運銷地，鹽業也成為揚州經濟的重要支柱。在兩江總督任上，曾國藩積極整頓以揚州為中心的兩淮鹽業，使剛剛遭受太平天國戰争沖擊的揚州在經濟上得以複蘇，獲得各界一緻稱道。
明清時期，兩淮鹽業長期實行“綱鹽制”，即由政府向特定鹽商授予一定區域内的食鹽專賣權。這些鹽商必須按年繳稅，并銷完所領取的食鹽，否則就被取消專賣權，還須以其家産抵充所欠稅款。而具體領取多少食鹽進行銷售，則每年由政府根據兩淮地區食鹽生産及銷售情況加以确定，并訂為“綱冊”。而鹽商們除了按照規定繳納稅款外，還要承受各種名目的攤派和“報效”（即無償向政府提供資金），且數量龐大無上限。為了轉嫁負擔，鹽商便不斷提高鹽價。群眾生活成本上升，轉而購買私鹽，官鹽銷售日趨困難。鹽商們難以為繼，上繳的稅款減少，嚴重影響國家财政收入。
清光緒八年（1882年）巡撫浙江鹽漕部院頒發綱鹽執照一張
在此局面下，相關的改革便開始啟動。1832年，時任兩江總督的陶澍開始将“綱鹽制”改為“票鹽制”，規定400斤鹽為一引、10-100引為1票。任何人隻需包銷1票，便可申請銷售食鹽。這使得許多小商人也得以參與食鹽銷售，強化了競争。官鹽的成本與價格是以大大降低，私鹽很快無利可圖。官鹽重新暢銷，在部分地區甚至供不應求。兩淮鹽業得以起死回生。
1851年，太平天國戰争發生。太平軍占領武昌、上海，長江航路是以阻斷長達十餘年。這令兩淮鹽商可以運銷食鹽的地區大大縮小，許多商人也不敢再運銷食鹽。當太平天國戰争結束時，兩淮鹽業已極其萎靡。有鑒于此，曾國藩決定重建食鹽運銷體系，振興兩淮鹽業，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提高經營門檻。對于“票鹽制”，曾國藩認為是行之有效的良法，因而保留了其基本内容，允許所有人都參與食鹽銷售資格的申請。但是，他同時又提高經營門檻，向實力雄厚的大鹽商傾斜。在曾國藩看來，小鹽商實力有限，難以保證路途遙遠、需求有限的偏遠地區的食鹽運銷。隻有依靠殷實的大鹽商，才能保證各地鹽運的暢通，進而重建食鹽運銷體系。但由于剛剛經曆戰争的摧殘，此類大鹽商已很少。要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則必須保證其能獲得可觀的利潤。于是，曾國藩将必須完成的食鹽銷售基本名額定為3萬斤。是以，雖然依舊允許所有人都參與食鹽銷售，但由于門檻定得過高，以緻隻有少數大商人可獲得銷售資格。這實際上是以“票鹽制”的形式達到了“綱鹽制”的效果，重建了大鹽商的壟斷地位，即曾國藩所謂的“暗寓綱法于票鹽之中”。
其次，是實行整輪與保價之法。在當時，食鹽主要通過水路運輸。陶澍時期，當鹽船到碼頭後，鹽商可與岸上店家自行接洽。但曾國藩認為此舉會導緻小鹽商之間惡性競争，不計成本地降價促銷，導緻整個行業利潤下跌。是以，曾國藩規定：鹽船到碼頭後，鹽商必須到管理部門登記，再根據登記的先後次序配置設定銷售對象。若某條鹽船來得太晚，岸上店家已被配置設定完畢，則這船鹽便不可再售賣。而大鹽商資本雄厚，掌握的鹽船多，按期到達碼頭并被配置設定到銷售對象的機率也大。而小鹽商則恰恰相反，并是以面臨血本無歸的巨大風險。久而久之，小鹽商便逐漸退出市場。與此同時，曾國藩又訂立食鹽的最低售價，保障大鹽商的利益。
曾國藩的上述舉措迅速恢複了兩淮鹽業的運銷體系，也令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作為兩淮鹽業中心的揚州也迅速從太平天國戰争中複蘇。而且，在曾國藩的推動下，作為兩淮鹽業儲運中心的淮鹽總棧落戶儀征的十二圩鎮，并帶動了整個揚州的繁盛。但是，從本質上說，曾國藩的做法以過度的行政幹預代替了市場調節，是向“綱鹽制”的倒退。此後，他又與李鴻章共同推行循環票運，更進一步強化了大鹽商的壟斷。這導緻私鹽再度興盛，兩淮鹽業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8">處理揚州教案、注定政治結局</h1>
在鐵路開通之前，水運是中國主要的交通方式。而揚州地處大運河、淮河和長江的交彙處，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市。是以，外國傳教士很早便看重揚州，前來進行宗教活動，并與當地群眾産生沖突沖突，最終釀成了1868年的“揚州教案”。曾國藩主持了對“揚州教案”的處理，其最終的政治結局亦是以被注定。
1868年，法國傳教士金緘三在揚州三義閣開辦育嬰堂。由于發生瘟疫等原因，育嬰堂在半年内有24名嬰孩死亡。揚州民間是以出現謠言，稱傳教士暗中烹調食用嬰孩。同年，英國傳教士戴德生在皮市街建立了揚州第一座基督教堂。
由于傳教士食用嬰孩的謠言尚未被澄清，故當地士紳及百姓對于戴德生的到來頗為不滿。他們上街張貼揭帖，反對教會，又包圍戴德生的寓所，搗毀門窗和家具。8月，正在揚州參加考試的文武生員會同百姓圍攻皮市街基督教堂。尤其在8月22日傍晚時分，教堂被近萬人包圍。戴德生不顧衆人追打，逃往知府衙門，要求予以保護。圍攻者則沖入教堂縱火。戴德生懷孕六個月的妻子瑪莉亞跳樓逃脫時摔傷了腿，另一女士則多處骨折。23日黎明，又有群眾聚集在戴德生寓所門口。在當地官員的護送下，戴德生于當天下午逃往鎮江。這便是“揚州教案”。
9月8日，英國駐上海領事麥都思前往鎮江并轉赴揚州，提出懲辦肇事者、重修教會房屋、賠償經濟損失、保護傳教士權利等要求。揚州知府孫恩壽表示隻能答應部分要求，其餘須請示兩江總督曾國藩。
皮市街"揚州教案"舊址
9月11日，麥都思率軍艦“瑞那爾多”号到南京與曾國藩交涉。後因艦長患病，麥都思随艦傳回上海。于是，英駐華公使阿禮國直接向清政府交涉，并建議英國政府使用武力。11月8日，麥都思又率英國兵艦4艘前往南京，向兩江總督曾國藩下達最後通碟，同時扣留了一艘曾國藩出資建造的輪船。曾國藩最終下令将揚州相關官員革職，賠償教堂财産損失，并在教堂前立一石碑，碑文勒令百姓今後“毋得滋擾教堂，借端生事”，“遇有來往洋人，亦不得肆行無禮”。
而在處理“揚州教案”的過程中，曾國藩起初曾據理力争，拒絕英方的要求。但是，在1856年發生于廣西的“西林教案”中，從事間諜活動的法國傳教士馬賴被判處死刑。随後，法國以此為借口，在第二年聯合英國出兵侵華，直接引發了第二次鴉片戰争。曾國藩唯恐“揚州教案”引發同樣的後果。是以，在英方的武力威脅和清政府的壓力下，曾國藩最終選擇了妥協。
曾國藩對“揚州教案”的處理是在國力不濟，缺乏堅強後援的情況下的不得已之舉。但是，在整個過程中，曾國藩過于軟弱，一味退讓，以緻不能有效保護國家利權。事後，曾國藩也曾有“辦理過柔”的自責。然而，他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反而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其過程與“揚州教案”幾乎一樣，隻是規模和影響力更大。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過程中，曾國藩秉承與“揚州教案”時一樣的思路，依舊“辦理過柔”，最終令天津主要官員革職充軍,二十多名當事人被處死或判刑，且清政府還須派人向外國政府謝罪道歉。這令全國輿論嘩然，紛紛指責曾國藩是“軟骨頭”、“吃裡爬外”。曾國藩的一世英名毀于一旦，在政治上落得一個非常狼狽的結局。而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切在其處理“揚州教案”時便已注定。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9">參與淮南書局、發展揚州文化</h1>
清代揚州素有官方刻書的傳統，并産生相當的影響。1705年，兩淮巡鹽禦史曹寅奉康熙皇帝禦旨，在天甯寺設立揚州詩局，編刻《全唐詩》。此書曆時僅一年多便完成，寫刻俱佳，後世譽之為“康版”，為清代刻書的典範之作。随後曹寅、李煦又在揚州主持刊刻了《佩文韻府》（清代專供文人選取辭藻和尋找典故，以便押韻對句之用的工具書）。1713年，此書刻完，康熙皇帝朱批盛贊“刻得好的極處”。1814年，兩淮鹽政阿克當阿于揚州刊刻《欽定全唐文》，至1818年刻成；同時還刊刻了《欽定明鑒》。而在兩江總督任上，曾國藩則推動發揚了揚州的這一刻書傳統。其最主要的作為，便是參與了淮南書局的創立及發展。
揚州天甯寺
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創辦安慶編書局。太平天國戰争結束後，安慶編書局于1864年遷至南京，改為金陵書局，專門編纂和刊刻各類古籍。在曾國藩的影響下,各地也予以效仿，紛紛成立書局。揚州的淮南書局便是其中之一。書局原本稱揚州書局，但因淮南為揚州舊稱，揚州在曆史上又曾經是淮南道、淮南節度使、淮南路的駐地，唐代詩人張祜吟詠揚州的詩作《縱遊淮南》也尤為脍炙人口，故最終改名為淮南書局。同時，揚州當時又為統管淮南、淮北的兩淮鹽運使署的所在地。鹽運使署又是書局的管理機關，并給予資金支援。是以，更名為淮南書局更顯得理所當然。而鹽運使署的首腦兩淮鹽運使便是書局的頂頭上司，直接過問局内日常業務。在當時擔任過鹽運使職務者中，有數人都與曾國藩關系密切，曾國藩也是以與淮南書局産生了緊密聯系。
金陵書局刊印
淮南書局的直接創立者為兩淮鹽運使方浚頤。1869年，他于揚州瓊花觀街創立淮南書局，整理鹽運使署中舊藏及搜尋來的各種官刻版圖書。書局以修補舊刻《兩準鹽法志》起步,進而刻印曆朝典籍及江淮地區學者的著述。1865年，時任兩淮鹽運使的李宗羲設“養賢館”。淮南書局成立後，急需人才，便邀請館内多名學者負責校勘、編輯等事宜。是以，若無“養賢館”提供的人才儲備，淮南書局便難以運轉。而創辦“養賢館”的李宗羲曾于曾國藩手下任職，其得以擔任兩淮鹽運使亦是由于曾國藩的保舉。同時，李宗羲曾在曾國藩創辦的金陵書局任職。“養賢館”的創辦與其在金陵書局的經曆亦不無關系。與之相類似，于1879年調任兩淮鹽運使的洪汝奎亦曾是曾國藩手下，并于金陵書局任職。其上任後，更是将金陵書局的某些具體制度移植至淮南書局。正是以李宗羲、洪汝奎等人及金陵書局為紐帶，晚年的曾國藩對淮南書局的創辦與發展産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寫刻珍本】清淮南書局據宋版原貌摹刻
同時，曾國藩還對淮南書局的具體業務予以指導。如因金陵書局創立較早，已初具規模、運作規範，并雲集了一批學者；故曾國藩曾于1871年寄送《金陵書局章程》，以供淮南書局參考。此外，他對于淮南書局早期的刻書活動也有所關注。淮南書局先後刻書四十多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大字本《十三經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部儒家經典注疏的彙編，共有416卷，是文史研究者經常要查閱的書）。淮南書局刊刻此書得到曾國藩的支援。曾國藩認為《十三經注疏》是學問的基礎，版本必須純正；故反複強調必須仿照“殿本”（清代皇家内府武英殿所刻的版本）刻寫。同時，為了確定所述事實準确，不可照搬已有版本，而須有所訂正。具體做法為在每一卷書的末尾附上一篇《校勘記》，進而較好地處理了傳承經典與訂正事實二者之間的關系。1871年，淮南書局又開始刊刻“二十四史”中的《隋書》，共85卷，亦遵照曾國藩的相關要求進行。總體而言，淮南書局的建立與發展均傾注了曾國藩的心血。書局也是以成為繼揚州詩局之後重要的官方出版機構，推動了揚州文化在當時的發展。
晚年曾國藩的所作所為推動了揚州的整體發展，也為時人所感念。如當地鹽商曾欲将名園棣園修葺一新後送予曾國藩，在遭到拒絕後便改為湘籍鹽商在揚州的活動中心。清光緒年間，棣園正式改為湖南會館，并儲存至今，成為那段曆史的重要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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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顧亞欣，1985年生，江蘇揚州人，曆史學博士，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師。主要從事中國檔案史、中共黨史、中國近代史、學生思潮及特性等方向研究，于各類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餘篇。
稽核、釋出：張一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