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我何加焉

知識分子理應是時代的良知良能。孔夫子曾雲：“學而優則仕。”其實，作為良知良能，“學而優”可仕，亦可不仕，仕與不仕，皆不影響良知良能。關鍵是，我心本真，作那時代的準星。

雪村為諸多“大先生”畫像，像下有文，這個系列，其實是參心，所謂心心相印。

範仲淹有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他的抱負，也是他的情懷。事實上，他還是過于理想和樂觀了。“先憂”可以主觀做到，而“後樂”則未必能夠如願。是以，如果按範公的模式，有時也難免要遭遇失落和酸楚，甚至是痛苦與失望。怎麼辦呢？其實也簡單，這個就要從儒家的樊籬中跳出來，要麼取法道家的“功成名就身退”，要麼取法佛家的“放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東坡居士雲“心安即吾鄉”。隻要心安理得，仕也好，隐也罷，憂也好，樂也罷，與我何加焉？

将錢理群比作堂吉诃德是不恰當的。他是研究魯迅最執著、最持久、最得要領的學者。不管時代

怎麼變更，思潮怎麼變化，風向怎麼變動，他對魯迅的作品、思想、精神的研究從來沒有動搖和改變過。這種從一而終、不屈不撓的精神，是作為一個有良知、有抱負、有情感的學者的最好典範。毋庸置疑，堂吉诃德在某種意義上是具有偉大理想(抱打不平、扶弱濟世）和果敢行動的俠士(頑強不屈、至死不渝），但，他的追求完全是基于虛幻的個人英雄主義，他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滿足他的虛榮心(反諷，使得《堂吉诃德》有了利劍般的精神力量）。作為秉承五四精神和北大精神的錢理群，他将其學術定位為“自贖自救”，這種不斷審讀内心、不斷超拔自我的精神和境界，豈是堂吉诃德之輩能與之比拟的。而恰恰相反的是，有人卻将錢理群比之為堂吉诃德，豈不謬哉？

雷平陽隻是從半夢半醒的狀态中書寫雲南的詩。他筆下的風物雖然鑲嵌着曆史的邊框、雕飾着民俗的花紋，但飽滿的意象和飛揚的詩情自覺不自覺地逸出了這些外在的限制。

他努力探求作為詩的語言的特殊質地，讓文字在這“特殊的體制内”突圍成理想的經典。他的篩選是殘酷的，甚至說是殘忍的。他要剔除一切多餘的贅肉，讓詩既呈現出漢語的曆史風骨，同時又呈現出漢語的現代氣質。自然，這個隻是他在“器用”上的用力；前期創作側重于此。近兩年，他側重于詩的“道體”。這個最容易遁入虛無，它需要的是詩人的“真氣”的充盈。雷平陽的困惑恰恰展現了“真氣”的不足和“心氣”高揚之間的沖突。他把這一切訴諸于精神搏鬥和思想革命，以此希求生命的升華和蛻變。這個沒有錯，但要成功實在太難，關鍵看他的心力有多大了。

殘雪對博爾赫斯的《夢之虎》的解讀是強植式的精神呓語，雖然她是憑借她的“哲思”的強流讓我們認同或折服于她的遠見和深刻，但是，她忽略了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是的，人人皆有夢，人人皆有可能夢到虎，但小說不是為了織夢的，更不是為了童年的夢而存在的，它是為了人性背面的某個盲區的呈現，是與夢的短兵相接。虎是夢，但在夢中已不是夢。你說紅樓夢是夢嗎？它是生活的全部——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看，更是如此。是以，博爾赫斯的夢，就是虎本身。虎已出現，還要等待嗎？這不是騎驢找驢嗎？由此可見，殘雪的“虎來夢破”是謬論，是對博爾赫斯夢境敲破的輕妄之舉。

在《當代文學沒有希望》一文中，殘雪所言雖然偏激，但确實道出了目前中國文學的結症。但她把一切歸咎于“不學習西方”，就有點不客觀和自以為是了。我覺得，主要原因不是趴在傳統的幹癟的肉體上裝模作樣地吸收“營養”，也不是望着西方甘甜肥美的營養品卻步不前面，而是缺乏感念慈悲的真情懷。感念慈悲是精神核心生成的助力源。核心如燈芯，沒有這個，哪怕你的燈油再飽滿，也點不出火，生不出光來。

評論家張莉所談的語言的調性以及文學作品中住着作家的尊嚴，很好。但就文學批評的知味而言，依然是老調重彈，也就是說，還是沒有真正談出語言之于寫作者的重要關系。張莉從五四的魯迅、郁達夫談起，一直到目下的文學新秀笛安、陳春成，似乎是将中國現代漢國文學的脈絡捋了一遍，實質上，是挂一漏萬，她隻是略略談到了作家各自的語言風格，并沒有深入到語言的核心。竊以為，真正的好的文學，駐紮着寫作者的靈魂，這個也是文學不朽的根本。此其為一。其二，真正的好的文學，蘊藏着寫作者的良知良能。這個是文學自誕生以來的使命。文以載道，是儒家之于文學的具體表達。人道主義，則是西方文藝複興以來的文學大綱。其三，文學最終是寫作者之于文字的藝術表達。現在有一種誤區，或者說是思維慣性，認為文學是什麼什麼的工具，文學是什麼什麼的手段，這個純粹是對文學的糟踐。總而言之，文學是藝術，不是什麼的什麼。

林鳳眠說，藝術的第一利器是美，第二利器是力。作為藝術之一的文學，它的利器依然是美和力。寫作者如能呈現出文學的美、文學的力，那麼，他的魂就永駐他的作品了，他的良知良能就能借其魂而永遠發生作用了。這大概是文學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