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建立了以各級官府為主導、社會群眾為輔助的疫病防治體系，其中朝廷和各級官吏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社會群眾是防治瘟疫的民間基層力量[1]144-145。社會群眾包括民間醫家、僧人、道士、地方鄉紳和普通群眾等，在國家疫病防治體系中發揮了輔助性的作用，救治的範圍大多集中在鄉村地區，以個體活動較多，彌補了官府救治薄弱的區域。尤其在疫情流行較為嚴重的時期，地方鄉紳、民間醫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機構，因分散在村社，救濟活動更為直接，往往在官府到達之前率先對疫病采取初步救治，發揮的效果亦較為明顯。民間醫家是宋代鄉村中應對疫病的中堅力量，一方面親赴災區診治病人，發放藥物，公布醫方，傳播官方醫學知識；另一方面又積累經驗，親撰醫書，精選各家名方，簡化官府醫方，将醫藥知識應用于臨床治療。地方鄉紳、僧人、道士采取了發放藥物、施舍粥食、捐獻家資、掩埋屍體、祈神驅疫等措施。普通群眾對瘟疫充滿了強烈的恐懼，其對疫病的認識和态度極為複雜，采取的防治措施也是多種多樣。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宋代官府牢牢地管控着社會群眾力量救治疫病的方向，嚴防借助疫病救治發展宗教或農民起義。同時，對疫病救治中取得顯着成效的地方鄉紳、民間醫家和僧人、道士等，宋朝官府通過酬以官爵、授予醫職或賜予封号等措施，将其納入國家疫病防治體系之中。
學術界有關宋代瘟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防治措施方面，對于宋代社會群眾防治瘟疫的措施關注較少。筆者在《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防治》一書中對此問題進行了初步探究[1]409-449。近年來随着宋代新史料的發現和墓志銘的出土，關于宋代民間醫家、宗教人士和普通群眾等對瘟疫的認識、态度和采取的防治措施，仍有進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宋代社會群眾對瘟疫的認識和态度
瘟疫是一種發病急驟、具有強烈傳染性、病情危重兇險且有大流行特征的一類疾病，其形成原因多是氣候反常和人為因素所緻。宋代瘟疫的種類有疾疫、傷寒病、時氣病、天行溫病、痢疾、痘瘡病（即天花病）、大風癞疾（即麻風病）、麻疹、瘴疫、痄腮病、黃腫病等，通稱為瘟疫[1]80-96。疫病嚴重危害人類生命和健康，不僅引起大量人口的死亡，而且傳播速度快，對社會經濟發展、人口增長、軍事戰争乃至國家統治秩序造成嚴重的影響，因而受到曆代官府和社會群眾的高度重視。從現存文獻記載來看，宋代社會群眾對疫病充滿了強烈的恐懼，其對疫病的認識和态度，主要有以下三種情形：
（一）“信巫不信醫”的習俗影響
宋代社會廣泛存在着“信巫不信醫”[2]31或“氓疾不治，谒巫代醫”[3]980-981的現象，地方巫術勢力十分強大。是以，普通群眾一遇到疫病，首先想到的是巫術，而不是醫學。
宋代西部地區益州路、梓州路、夔州路和利州路是“信巫不信醫”較為嚴重的地區，當瘟疫發作時，其俗信巫而不求醫。宋仁宗時期，龔鼎臣（1010—1086）在《述醫》中說：“雖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門廬。以至得病之家，懼相遷染，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财之人，尚得一巫觋守之；其窮匮者，獨僵卧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則不特絕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蓋亦阙如，是以死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悟。”[4]1780-1781夔州路是川峽地區乃至宋代巫術流行最嚴重的地區，該地居重山之間，炎熱多雨，當地人多病瘴瘧、頭痛、脾洩，略與嶺南相同，“他處藥材皆不至，市無藥肆，亦無學醫者，其俗信巫而不求醫”[5]64-65。
宋代荊湖南路、北路地區，是巫醫流行較為嚴重的又一地區。關于荊湖北路地區，《宋史》稱“北路農作稍惰，多曠土，俗薄而質。歸、峽信巫鬼，重淫祀，故嘗下令禁之”[6]2201-2202。黃庭堅（1045—1105）指出：“江漢之俗多禨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雖郡異而縣不同，其大略不外是矣。”[7]296-297嘉佑四年（1059年）七月，龔鼎臣說：“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實自古而然。”[4]1780-1781荊湖南路地區，“夫好淫祠，尚巫鬼，楚越之俗然也”[8]748。王師愈在《乞禁止師巫疏》中說：“荊楚之俗，自古信師巫，然而近世為尤盛……有疾病，不敢求醫藥，專信其下禁。”[9]2809
宋代東南地區江南東路、江南西路、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兩浙路和福建路，雖是宋代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但也存在着“信巫不信醫”之風。《宋會要輯稿》載：“江南風俗，循楚人好巫之習，闾巷之民，一有疾病，屏去醫官，惟巫觋之信。親戚鄰裡，畏而不相往來，甚者至于家人尤遠之而弗顧，食飲不時，坐以緻斃。”[10]8319—8320宋人曾敏行在《獨醒雜志》中記載：“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11]13紹興十六年（1146年）二月三日，兩浙路地方官向朝廷上奏：“近來淫祠稍行，江、浙之間，此風尤熾。一有疾病，唯妖巫之言是聽，親族鄰裡不相問勞，且曰此神所不喜。不求治于醫藥，而屠宰牲畜以禱邪魅，至于罄竭家資，略無效驗，而終不悔。”[10]8380
宋代嶺南地區廣南東路和廣南西路，巫醫活動也較為頻繁。北宋時期的文獻中多次記載“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6]9584—9588，“病不求醫，殺人祭鬼”[12]599。曾敏行《獨醒雜志》載，宋真宗景德年間，“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進藥餌，惟與巫祝從事，至死而後己，方書藥材未始見也”[11]27。南宋紹興十九年（1149年），知南雄州朱同任滿後向朝廷的奏章也說明：“嶺南無醫，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斃。”[13]3031
宋代西北地區陝西路泾州（今甘肅泾川），鹹平五年（1002年）發生巫醫毛密“以禁術療民妻，繩縛手足，桃杖擊之，自初夕至二鼓死”[12]1148的重大案件，引起朝廷震動。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春正月，王嗣宗知陝西路邠州兼邠、甯、環、慶路都部署，邠州（今陝西邠縣）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有群狐出入，“妖巫挾之為人禍福，風俗尤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為之諱狐”[12]1707。這一風俗的盛行影響到地方官吏的行政事務，“前此長吏皆先谒廟，然後視事”，氣焰十分嚣張。
宋代京畿地區巫醫活動較少，但也有零星記載。如京東路睢陽（今河南商丘），北宋後期也是“裡俗尚鬼而信巫，有以疠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喪”[14]522。
上述巫醫的活動說明：巫術在宋代社會有廣泛的影響，無論是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還是交通不便、經濟方式落後的夔州路、廣南西路一帶，“信巫不信醫”之俗普遍存在。這種現象直接導緻了普通群眾在面臨重大傳染病流行時，首先想到的是巫術，而不是醫學。
（二）缺乏對疫病成因的科學認識
普通群眾對疫病的認識和反應，還表現在對疫病的成因缺乏科學的認識，甚至将其和鬼神聯系在一起，認為疫病是由鬼神作祟引起的。如郭彖《睽車志》卷一載：
承節郎孫俊民，家于震澤。歲除夜，夢長大人，其高出屋，行通衢，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鐵釘槌，睥睨其家，以牛角拟門上。欲釘之，夢中與之辨解，長人乃去。以其角釘對門姚氏家，其春姚氏舉家病疫，死者數人。[15]4
這種用迷信鬼神思想解釋疫病成因的事例，在民間極為突出，反映了普通群眾的科學知識極其有限。
慶元二年（1196年），江南東路南康軍都昌縣（今江西都昌）薦壇段氏，素為富室，全家染疫，二子繼亡，婢仆多死，夫婦二人病勢危急，卧床不起。段氏患病後，“鄰裡來視及供承湯粥者，亦皆傳染以死，雖至親莫敢窺其門”。段氏有子年方二十，在鄱陽蓮山院出家，聞家遭此禍難，急忙回來探試，并邀請僧泉誦讀《楞嚴呪》驅疫。關于段氏子利用宗教驅疫的措施，洪邁《夷堅志補》記載甚詳：“沙彌一步一拜，才及門，妖霧如掃，進至中堂，坐少定，一巨蛇自病房出，群僧驚懼，亟登高，斂足跏趺，朗誦經卷。末畢，蛇自舉首擊戶限數十，流血而斃，病人登時悉愈。人以為孝心所感，沙彌複歸蓮山。”[16]1713盡管洪邁的記載具有志怪傳奇的成分，但段氏子照看父母，給以粥藥，是其康複的根本原因。
（三）以躲代防，亂服藥物
逃避躲疫的事例在鄉間較為突出，躲避也是普通群眾通常采取的防疫措施之一。如景佑五年（1038年），京師開封（今河南開封）發生瘟疫，“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殓也”。康定二年（1041年），梓州路廣安軍（治今四川廣安）大疫，壽安縣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17]36。熙甯六年（1073年），兩浙路蘇州常熟縣“歲辄大兇，而水且旱，百裡蕪其八，人辄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虛其九”[18]524。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江南東路饒州石門市“連年水旱疫疾，逃移紛然”，導緻“今歲蠶麥稍熟，而去者猶棘。其門居者率皆菜色，亦有老弱坐待餒死者。終日道途，更無鳥鵲”。利州西路岷州之俗，“一人病疫，阖家避之，病者多死”[19]2。慶元元年（1195年）正月，兩浙西路平江（今江蘇蘇州）市人周翁，患瘧疾不止，曾聽人說瘧乃鬼所為，可以逃避躲疫，于是“昏時潛入城隍廟中，伏卧于神座下，祝史皆莫知也”。
在廣大的鄉村，普通群眾因無錢買藥或亂服藥物導緻死亡的情形時常發生。如乾道七年（1171年），江南東路鄱陽鄉民鄭小五，“盡室染疫疠，貧甚，粥不能給，欲召醫巫買藥，空無所有”。鹹淳七年（1271年），兩浙東路溫州永嘉（今浙江溫州）發生瘟疫，群眾恐慌，亂服藥物，聽說聖散子方有效，于是加以服用。然因病症不同，“服此方被害者，不可勝記”[20]518。
二、宋代社會群眾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
宋代社會群眾由民間醫家、宗教人士、地方鄉紳和普通群眾等組成，瘟疫發生期間采取了積極的救治措施。由于對疫病認識的差異和所處社會地位的不同，他們防治瘟疫的措施較為複雜。
（一）宋代民間醫家防治瘟疫的措施
宋代民間醫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堅力量，不僅撰有大量的醫學方書，而且在疫情期間能配制藥物，親臨疫區診治。如北宋醫家龐安時，字安常，淮南路蕲州蕲水縣（今湖北浠水）人，号蕲水道人，出身世醫，撰《傷寒總病論》六卷。在《天行溫病論》中，龐安時認識到溫病與傷寒是性質不同的兩類外感熱病，認為“天行之病，大則流毒天下，次則一方，次則一鄉，次則偏着一家，悉由氣運郁發，有勝有伏，遷正退位，或有先後”[21]189，提出寒、溫分治的主張。在《溫病發斑治法》中，龐安時對斑疹傷寒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觀察：“熱氣在表，已發汗未解，或吐下後，熱毒不散，煩躁謬語，此為表虛裡實，熱氣躁于外，故身體發斑如錦紋；或不因汗下，始得病一二日便發，皆由溫疫熱毒氣使然也。”[21]186指出該病具有強烈的傳染性，“溫病發斑，赤斑者五死一生，黑斑者十死一生，大疫難救”[21]187。治療藥物有趙泉黃膏、崔文行解散、藜蘆散、雞子湯、麻黃湯、葛根解肌湯、白薇散、聖散子方、華佗赤散方、烏頭赤散等。龐安時專論天行溫病的病因、病症和治法，指出：“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者，皆由冬時觸冒寒毒所緻。自春及夏至前為溫病者，《素問》、仲景所謂傷寒也。有冬時傷非節之暖，名曰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實時發病溫者，乃天行之病耳。”[21]189關于“療疫氣令人不相染，及辟溫病傷寒”，龐安時認為宜服屠蘇酒、辟溫粉、千敷散、殺鬼丸、螢火丸等。現代醫學稱此病為大流行病，即急性烈性傳染病，是由“疠氣”引起的一種傳染性極強的疾病。
南宋醫家許叔微（1079—1154），字知可，号近泉，淮南東路真州（今江蘇儀征）人，精傷寒之學和疑難雜症。着有《類證普濟本事方》十卷、《類證普濟本事方續集》十卷、《傷寒百證歌》五卷、《傷寒發微論》二卷、《傷寒九十論》一卷、《辨類》五卷、《翼傷寒論》二卷、《傷寒治法八十一篇》和《仲景脈法三十六圖》等書，留下了大量防治瘟疫的醫案。如建炎初年（1127年），淮南東路真州（治今江蘇儀征）“鄉中大疫”，許叔微“遂極力拯療之，往往獲全活者頗多”[22]3332-3333。建炎三年（1129年），金朝騎兵破楚州淮陰（今江蘇淮安），“疫疠大作”，時有王姓朝奉郎寓天慶觀得疾，“身熱自汗，體重難以轉側，多眠，鼾睡，醫作三陽合病，或作漏風症，治之不愈”。許叔微指出：“此風溫病，投以葳蕤湯、獨活湯，數日瘥。”[23]178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許叔微研制出有名的“七珍散”，“予制此方，溫平不熱，每有傷寒、瘧疾、中暑，得瘥之後，用此以調脾胃，日三四服，十日外飲食倍常”[24]100。
南宋醫家郭雍，字子和，号白雲先生，隐居荊湖北路峽州（今湖北宜昌），終身不仕，撰《仲景傷寒補亡論》二十卷。淳熙八年（1181年），郭雍在《仲景傷寒補亡論》中解釋了瘟疫的概念：“又或有春天行非節之氣中人，長幼病狀相似者，此則溫氣成疫也，故謂之瘟疫。瘟疫之病，多不傳經，故不拘日數。治之發汗吐下，随症可施行。”[25]143-144關于傷寒病與溫疫的關系，郭雍指出：“古人相傳傷寒為難治之疾，時行溫疫是毒氣之病。而論治者，不判傷寒與時行溫疫為異氣耳。雲傷寒是雅士辭，天行溫疫是田舍間号，不說病之異同也。考之衆經，其實殊矣，所病不同，方說宜辨。”[25]1-2他進一步指出：“若夫一鄉一邦一家皆同息者，是則溫之為疫者然也。非冬傷于寒，自感自緻之病也。蓋以春時應暖而反寒，夏熱反涼，秋涼反熱，冬寒反暖，氣候不正，盛強者感之必輕，衰弱者得之必重，故名溫疫，亦曰天行時行也，設在冬寒之日。而一方一鄉一家皆同此病者，亦時行之寒疫也。”[25]141-142郭雍在《傷寒、溫疫論》中認為，溫疫是由天地間的時行之氣或不正之氣引起，故“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由于“非節之暖，人人皆感，故每為疫，其實先溫後寒”，是以溫疫“與傷寒大異”[25]141-142。這是宋代醫學家關于傷寒病與溫疫認識最重大的貢獻之一，清晰地指明傷寒病範疇中的溫病，與瘟疫是兩種不同種類的疾病。溫病受季節和氣候變化明顯，不一定具有傳染性，但瘟疫一定具有傳染性，四季均可發生。
宋代某些生活在民間的儒士，精于醫道，熟知方脈，也撰有大量的方書，後世稱其為儒醫。如元佑八年（1093年），東平隐士董汲撰《旅舍備要方》一卷、《小兒斑疹備急方論》一卷和《腳氣治法總要》二卷。紹聖中，初虞世編《古今錄驗養生必用方》三卷、《尊生要訣》一卷。書林陳先生集《陳氏經驗方》五卷，南宋着名史學家李焘之子、文懿公李璧作序。這些民間醫家方書，不僅收載了大量的奇方、驗方、效方、秘方和家傳方，而且也儲存了大量防治瘟疫的醫案和臨床診療情況。與官修方書相比，宋代民間醫家撰寫的方書大多以專科着作為主，“不僅在内容上彌補了綜合性方書的不足，而且也傳播到官修方書難以到達的區域，廣泛應用于民間疾病診療”[26]517。
（二）宋代宗教人士防治瘟疫的措施
宋代宗教人士主要包括僧人和道士，他們大多精通醫學，熟悉本草、礦物等藥物學知識，在治療疾疫、麻風病、天花病、熱病等疾病方面有突出的療效。
宋真宗年間，我國可能發明了人痘接種術。明崇祯元年（1628年）成書的翟良《治痘十全》最早記載了宋真宗朝宰相王旦（957—1017）邀請峨眉山女神醫為其三子王素（1007—1073）種痘預防天花病的醫案。關于這則着名的種痘醫案，清代醫學家朱純嘏《痘疹定論》卷二《種痘論》記載尤為詳細。
宋仁宗時，有丞相王旦，初生諸子，俱苦于痘。後老年生一子，名素。招集諸幼科而告之曰：“汝等俱明于治痘否乎?”求應之曰：“不敢言明于治痘，但略知治痘之法也。”王旦曰：“能知之，即能明之也。每年予各以十金相贈，俟小兒出痘，衆皆請來，共相認症，訂方用藥，俟結痂還元之後，再厚贈酬謝，幸毋吝教推诿。”時有四川人做京官者，聞其求醫治痘，乃請見而陳說種痘之有神醫，治痘之有妙方，十可十全，百不失一。王旦聞之，喜相問曰：“此神醫是何姓名，何處居住也？汝既知之，為我請來。”彼應之曰：“此醫非男子，乃女人也，傳說生身于江南徐州之地。自幼吃齋念佛，長不婚嫁，亦不披剃，雲遊至四川峨眉山頂，蓋茅庵而居焉……若丞相必欲與公郎種痘，某當雇人夫肩輿，即往峨眉山敦請此神醫，亦不難矣。”不逾兩月，敬請神醫到京師。見王素，摩其頂曰：“此子可種。”即于次日種痘。至七日發熱，後十二日，正痘已結痂矣。由是王旦喜極而厚謝焉。[27]32-33
痘瘡病，又名虜瘡、豌豆瘡、斑豆瘡，是古代流行較廣、死亡率較高的一種急性傳染病。現代醫學稱此病為天花病。如果這個醫案記載真實的話，那麼宋代防治天花病的水準和應用鼻苗法的技術，在當時是非常科學和先進的。
宋真宗年間，道醫鄭榮“以醫術救人，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二載：
（大中祥符七年五月）癸醜，度軍士鄭榮為道士，賜名自清，住上清宮。榮先戍壁州，還，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自是不食。其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以餅餌。[12]1878
此處的大風疾即癞病，也稱麻風病。從“其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來看，鄭榮掌握了治療此病的方法，其法是讓患者服用“臂血和餅餌”的藥物。
宋神宗熙甯六年（1073年），兩浙路常熟縣（今江蘇常熟），“歲辄大兇，而水且旱，百裡蕪其八，人辄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虛其九”。常熟縣明因禅寺禅師釋紹瞻積極加以救治，“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鄉人以此敬”。熙甯中，兩浙路湖州德清縣（今浙江德清），“會歲大疫”。時天台僧人了因居住在德清縣城山妙香禅院，“收棄骸于道，加葦衣篾給。聚而焚者以數千計，又乞食邑之人以蘇流亡”。于是，邑人“相與出财，建轉輪藏，增治堂庑”[28]230-231。
宋哲宗紹聖二年（1095年）前，僧人釋普明，齊州人，晚遊代州五台山，“得風疾，眉發俱堕，百骸腐潰，哀号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釋普明不識，異人複告雲：“長松，生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如荠苊，長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蟲毒。”釋普明采服，不旬日，發複生，顔貌如故。王辟之《渑水燕談錄》卷八說：“今并、代間土人多以長松參甘草、山藥為湯，殊佳，然本草及諸方書并不着，獨釋慧祥作《清涼傳》始叙之，然失于怪誕。”南宋乾道年間（1165—1173年），普庵禅師嘗遊息于萬載縣（今江西萬載）東北安仁坊。時值多疫，普庵禅師“取井水飲之，疫遂痊”[29]301。淳熙年間（1174—1189年），王中勤為道正，戒行峻潔，遇異人授秘法，“每歲旱及疾疫，有禱立應”[30]2921。
從目前見到的材料來看，宋代某些僧人和道士治愈的疾病，主要以疾疫和癞病為主。這些疾病傳染性強，極難治療，說明某些僧人和道士具有較高的醫學水準，并掌握了治療這種疾病的方法。此外，有些僧人和道士還撰有醫學方書，如沙門應元撰《燕台要術》五卷，釋文宥撰《必效方》三卷，僧惠安撰《安師所傳方》一卷，道士林靈素撰《大成全書》一卷，道士崔嘉彥撰《紫虛脈訣》一卷、《注廣成先生玉函經》三卷、《四原論》一卷等，治療包括瘟疫在内的各種疾病。
（三）宋代普通群眾防治瘟疫的措施
1. 求助巫術，逃亡躲疫
在巫術勢力占據主要影響的地區，普通群眾面臨疫病時，通常求助于巫師或巫醫。如景佑元年（1034年）冬，江南東路建昌（今江西永修）城北“裡中大疫”，李觏家也感染疫病。他們家最先采取的措施是“使人請命于五通。神不能言，決之以竹杯校。時老母病不識人，妻子暨予相繼困甚，唯五通谂以無害”[31]268。五通即五通仙人，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境通等五通仙人。
疫病爆發時帶來的高傳染性和高死亡率，給普通群眾造成強烈的恐懼，他們大多采取了逃避的措施，甚至出現遺棄親屬的行為。如景佑五年（1038年），京師開封發生疫病，“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殓也”[32]15。康定二年（1041年），梓州路廣安軍（治今四川廣安）大疫，壽安縣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17]36。
2. 捐獻錢物，救恤群眾
某些地方鄉紳甚至主動拿出私人錢物和糧食，赈濟病民。如大觀三年（1109年），“江東疫”[6]1370。江南西路撫州臨川縣（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歲饑且疫，僵屍橫道，皆犬彘之馂餘也”，江夫人（1052—1109）“聞之恻然，出奁中金以瘗之”[33]455。宣和中，兩浙路秀州嘉興（今上海嘉興）大疫，連牆比屋，呻呼之聲相聞。陳景東（1087—1160）“日挾數仆，持藥物自随，以飲病者，窮闾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絕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晨出暮歸竟數月，而後已所全活，不可勝數”[34]722-723。
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春，廣漢郡（今四川一帶）大疫，“死者相藉，有親族忌，不觇伺者”。廣漢群眾楊椿（1122—1155）“多技能，尤工于琴與醫、指法及脈法，往往自得”，于是積極加以救治，“不擇高下，往赴無憚，家人懼甚，拘是不得出，則謬為他适，其人多賴以活，亦不自以為德也。間持缗币适市，遇貧急探懷袖與之，不省問誰氏”[35]775。
3. 有病尋醫，服藥治病
某些地方鄉紳、儒士或普通群眾，在儒家思想和官府防疫措施的影響下，往往沖破禁忌，大膽對疫病采取救治措施，開始自覺運用醫藥知識防治疫病，部分群眾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是宋代出現的新變化。
寶元二年（1040年），劉敞（1019—1068）羇旅淮南。醫來言說：“今茲歲多疾疫。”劉敞于是“作文以逐伯強，伯強厲也，能為疫者，故逐之”[36]372。劉敞于慶曆六年（1046年）考中進士，為官二十餘年，關心群眾疾苦。康定二年（1041年），梓州路廣安軍大疫，壽安縣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以治之”。當時“廣安軍俗言巫，疾病不加醫藥”，但王氏不許，“親為煮藥緻食膳”。左右争勸制止，王氏說：“平居用其力，至病則不省視，後當誰使者。”[17]36
熙甯初（1068年），兩浙路溫州永嘉（今浙江溫州）大疫，沈度（1034—1094）之母病死，其女奴又死，家人卧疾，内外皆恐。沈度“獨不顧觸禁忌，具棺斂為服，朝夕哭泣，薦奠如禮，卒無他。居邑火，禁其友廬，人莫敢向”，他“聞噪作，疾趨，蹈煙熖，負其母而出”。周行己在《沈子正墓志銘》中給予了高度評價：“鄉人壯其義，是可銘者。”[37]143熙甯九年（1076年），兩浙路潤州金壇（今江蘇金壇）疫，陳亢“傾家之儲，粥餓藥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勝計。不幸死者，具衣槥收葬，又數千百人”[38]4。熙甯末年（1077年），兩浙路秀州華亭縣（今上海松江區）饑疫，衛佐“施粥給藥，瘗殍給棺，無慮數萬”[30]2645。有司嘉其義，将奏聞，力辭而止。衛佐字輔之，華亭人，事繼母盡孝。時縣未有學校，捐地為址。
某些群眾在疫病發生時，能夠按病視藥，以方治病，以醫抗巫。如元佑二年（1087年），兩浙瘧疾盛作，常州李使君舉家病瘧甚久，萬端醫禁不效，“遇客傳此方，一家服之，皆一服瘥”。此方劑即着名的“七棗散”，治脾寒瘧疾。元佑年間，兩浙路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歲大疫，族人有舉家病者，死且過半，親戚畏避，莫敢視”，胡鈞“聞亟往，具棺斂，營藥石，存亡鹹不失所”[39]266-267。元佑年間，江南東路徽州新安（今安徽歙縣）“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卧者，人莫敢闖其門”，朱熹外祖父祝确積極加以救治，“每清旦辄攜粥藥造之，遍飲食之而後反，日以為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赀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40]4571-4573。
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年）正月，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黃某，“遇舊同官趙士遏。趙訝其顔色青黑，而欬不已，語言動作，非複如疇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某愀然久之，說：“吾家不幸，祖傳瘵疾，緣是殒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萌芽，吾次子沅亦然，殆将死矣。”遂悲傷出涕。趙士遏說：“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愈者，而不能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箓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喪軀，公果生信心，試為公驗。”洪邁《夷堅丙志》卷八記載了其治療肺痨病的病案及方法，“于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沅，使吞之。未久，遍手指内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複遷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救療，今猶可為也。’于是擇日，别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上帝訖，令黃君汛掃寓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置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枚。父子着白衣，閉門對床坐，吞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五，壁間别有蟲，作聲，而出，或如蜣螂，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蟲細如絲發，蜿蜓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亦投鼎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16]429-430。于是，黃氏舉室歡異，知其靈驗，默禱于天，願為先世是以疾緻死者，作九幽大醮救度之。黃氏曆世惡疾，自此而絕。此處之瘵疾，多指痨病，古代稱痨蟲病、肺蟲病，是一種慢性和緩發的傳染病，中醫以補虛和殺蟲治療為主。洪邁的記載雖多有神魔色彩，但驅殺痨蟲療法是可取的。
三、宋代社會群眾防治瘟疫的主要特點和曆史借鑒
宋代社會群眾地處鄉村，身處疫區，往往在官吏到達之前率先對疫病采取初步救治。尤其在王朝更替和戰亂年月，社會力量在一定地域内發揮的作用較為顯着。宋代地方志人物傳記中，記載了數量衆多的鄉賢、醫人、孝子、烈女、僧人等，盡管他們救治病人的活動多是個人行為，但也挽救了無數的寶貴生命。其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和曆史借鑒，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宋代社會群眾是防治疫病的重要基層力量和輔助力量，彌補了官府救治薄弱的區域。其中民間醫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堅力量，一方面親赴災區診治病人，發放藥物，公布醫方，傳播官方醫學知識；另一方面又積累經驗，親撰醫書，精選各家名方，簡化官府醫方，将醫藥知識廣泛地應用于臨床治療。民間地方鄉紳和宗教人士等也對疫病采取了積極的防治措施，如發放藥物、施舍粥食、捐獻家資、掩埋屍體、祈神驅疫等。普通群眾對疫病的認識和态度極為複雜，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是多種多樣。居住在城市、鄉鎮的廣大群眾，因官府遍設惠民藥局，有病時多求助于醫藥，大多也能得到官府的診治和賞賜藥物。但居住在農村偏遠地區的廣大群眾，受經濟條件、社會習俗和缺醫少藥的限制，大多數采取了逃避或求助于巫醫的措施。
其次，施舍粥藥，捐獻家資，掩埋屍體，祈神驅疫，是社會群眾常常采取的措施之一。這一點實屬不易，需要有較為雄厚的資金和家産來源，故個人行為多是臨時性的，疫情控制後即告結束。如大觀三年（1109年），江南西路撫州臨川縣，“歲饑且疫，僵屍橫道”，江夫人“聞之恻然，出奁中金以瘗之”，拿出嫁妝盒中的黃金首飾救疫，掩埋病屍。宣和中，兩浙路秀州嘉興大疫，陳景東（1087—1160）“日挾數仆，持藥物自随，以飲病者，窮闾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絕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此外，如前文所述劉敞的事例也說明祈神驅疫，祭祀神靈同樣是群眾常用的防疫措施之一。
最後，宋代社會群眾已經普遍認識到醫藥知識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關鍵。受國家的提倡和官府防疫措施的影響，宋代社會群眾對醫藥的态度發生了顯着的變化。如熙甯九年（1076年），兩浙路潤州金壇發生疫病，陳亢“傾家之儲，粥餓藥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勝計。不幸死者，具衣槥收葬，又數千百人”。元佑元年（1086年），廣州醫學助教王士良用鈎藤散治愈廣州群眾疫病。建炎三年（1127年），醫學家許叔微用葳蕤湯、獨活湯治愈真州群眾所患傷寒病等。
瘟疫流行對宋代社會産生了重要影響，不僅造成人口的死亡、遷徙和流動，而且還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發展，迫使社會不同階層去尋找解決應對疫病的辦法，進而使各級官府和社會群眾聯合應對成為可能。在救治病人的過程中，“醫乃仁政”的思想得到充分的宣揚，“按方劑以救民疾”[6]231和“依方用藥”[41]9成為宋代醫療發展的新方向。醫家窦材在《扁鵲心書》中說：“予每見時疫盛行之際，鄉陬死者比戶，心切憐之，倘盡心力并合丹藥以濟之，不特己身蒙福，子孫亦必昌大。”[42]24這正是絕大數民間醫家、地方鄉紳、普通群眾等奮不顧身救治病人的根本動因。但也應該看到，經濟因素、社會習俗、文化水準對一個地區疫病的防治，也會起到某種促進或阻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