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藏書與官府藏書、私家藏書、書院藏書已成為中國古代藏書的四大支柱。寺院之是以擁有豐富的藏書,原因很多，其中與中國佛教一向重視文化教育，将佛典視為三寶中的“法寶”代表，始終熱衷于佛典的收集、抄寫、刊刻、流通和保護的曆史傳統不無關系。
餘杭徑山寺始建于唐而興于宋，南宋時位居“五山十刹”之首，在宋代禅林中影響頗大，其聲望甚至遠播到海東日本。有元一代，徑山寺的規模和聲望雖不及前朝，但降至明代末期，因該寺繼五台山妙德庵之後主持刊刻《徑山藏》而聲名鵲起，故而在刻本大藏經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頁。當然，這一刻經事業，除了說明徑山寺僧人及其廣大信衆對刻本大藏經事業的支援程度，以及适應當時社會和佛教内部的需求之外，是否與徑山寺長期以來注重佛典收藏和刊刻的曆史傳統有關，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本文利用若幹現存實物材料，并結合一些零星記錄，試對宋代徑山寺藏書、刻書的相關情況作一論述，借以窺見宋代禅宗寺院藏書與刻書之一斑。
一、宋代徑山寺藏《福州藏》
周所衆知，《福州藏》是繼北宋《開寶藏》之後第一部由寺院籌資、民間發起而開雕的中國佛教大藏經。這部藏經根據刊刻與所藏寺院的不同往往可分為兩種，即東禅寺版與開元寺版。一般認為，東禅寺版始刻于北宋元豐三年（1080），至政和元年（1111）全藏雕刻完成。因進獻宋徽宗祝延聖壽，于崇甯二年（1130）賜名為“崇甯萬壽大藏”，故簡稱“崇甯藏”。而開元寺版則從政和二年（1112）開雕，至紹興二十一年（1151）雕刻工作告一段落，因其卷首往往有“開元寺雕造毗盧大藏經”，故簡稱“毗盧藏”。由于這兩部藏經均刻于福州，故統稱為《福州藏》。實際上，此藏從紹興二十一年以後，又組織發起對其中部分磨滅的舊闆進行過重修或補刻，刊印工作一直持續到元代至治、泰定年間（1324－1327）。
《福州藏》經本目前國内較為罕見[1]，更多儲存在日本，分藏于教王護國寺、醍醐寺、金剛峰寺、本源寺、知恩院、中尊寺、宮内廳書陵部以及金澤文庫等公私機關。根據最近出版的《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2]，該寺現藏《福州藏》共六百零四函，其中前六十函屬于開元寺版“毗盧藏”，從第六十一函開始為東禅寺版“崇甯藏”。值得注意的是，從第六十一函至第五百二十一函的大部分經本首尾均钤有“能仁禅寺大藏”黑色木印（縱7.2cm,橫1.7cm，單邊），表明這些經本曾是能仁禅寺的舊藏。不僅如此，另據川濑一馬編《石井積翠軒文庫善本書目》，該文庫也藏有十餘種“崇甯藏”的零本，其中《法苑珠林》卷十、《大方等大集經》卷十三、《分别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一、卷二以及《宗鏡錄》卷七十五、卷八十等經本首尾也钤有與醍醐寺本同樣規格的“能仁禅寺大藏”黑色木印[3]。沉乃文先生曾經注意到積翠軒文庫的這些材料，認為此“能仁禅寺”就是杭州餘杭徑山寺[4]。考諸中日寺院名稱，日本寺院名錄中不見有能仁禅寺，而在中國寺院中，宋代以來稱能仁禅寺的寺院有好幾所，除徑山寺之外，有江州能仁禅寺、平江能仁禅寺、溫州雁蕩山能仁禅寺等。不過，此“能仁禅寺大藏”所指的寺院為徑山寺應該沒有異議。
查徑山寺的寺名沿革，唐天寶初（742年左右）由國一禅師法欽開創，建庵曰“徑山”，乾符六年（879）改為“乾符鎮國院”，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改賜“承天禅院”，政和七年（1117）改名“能仁禅寺”，開禧年間（1205－1207）賜額“徑山興聖萬壽禅寺”。如前所述，政和元年“崇甯藏”全藏雕造完畢，徑山寺改為“能仁禅寺”即在“崇甯藏”雕畢後不久。上述醍醐寺所藏“崇甯藏”以及積翠軒文庫所藏“崇甯藏”的零本應該就是徑山寺的舊藏。既然徑山寺從政和七年至開禧年間使用“能仁禅寺”名稱，那麼該寺“崇甯藏”很有可能就是這一時期的藏品。實際上，有關宋代徑山寺藏經的收藏情況，曆史文獻中确有若幹記錄，比如《松隐集》卷三十“徑山續畫羅漢記”中提到：
今住持聞公禅師，實嗣法大慧，有诏令繼大慧法席，父子接武，一音提唱，道俗歸向，龍天作禮，學者輻湊，惟恐其後。上聖知師道價，屢召入内殿，……襲大慧之規，再建傑閣，跨以飛橋樓閣，門開中岩，毗盧等像，後具函藏。所畫羅漢環列護法諸天，其下則水陸堂。堂之西南，一新客館，閣之東重建鐘樓，高出雲表，與橋相視，亘大羅漢閣，由（猶）如左右翼，棟宇宏麗，輪奂炳然也。聞公住持逾五載。
聞公禅師，系指大慧宗杲（1089－1163）弟子蘊聞（生卒不詳），他是洪州（今江西南昌）人，俗姓沉，曾曆住信州懷玉、福州雪峰。宗杲圓寂後，于幹道年間（1165－1173）被旨遷任徑山，居徑山前後五年多。上文所說“再建傑閣”當指興建千僧閣，此閣由宗杲于紹興十年（1140）建立，閣中供有毗盧遮那佛像，此外還藏有一部藏經，即上文所謂“函藏”。我們認為，這部藏經應該就是“崇甯藏”。
宗杲是臨濟宗楊岐派圜悟克勤（1063－1135）的法嗣，大力提倡“看話禅”，在宋代禅宗史上影響巨大。他兩度住持徑山，第一次自紹興七年（1137）至紹興十一年（1141）。第二次自紹興二十八年（1156）直至隆興元年（1163）于徑山明月堂圓寂，前後共住十一年左右。這部“崇甯藏”是否由宗杲延請而來，目前無法确定，也有可能由他的弟子蘊聞遷住徑山時從福州帶來。總之，這部藏經後來如何流散，又通過什麼管道東傳日本，最終被醍醐寺與積翠軒文庫所藏，詳細情況不清楚，有待進一步探讨。
除“崇甯藏”外，宋代徑山寺還藏有一部“毗盧藏”。四明文人樓鑰（1137－1213）撰《徑山興聖萬壽禅寺記》雲：
蒙庵禅師元聰以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而來，道譽隆洽，不愧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浙西而回祿挺災，風烈佐之，延燔棟宇，一昔而盡。……寶殿中峙号普光明，長廊樓觀，外接三門。門臨雙徑，架五鳳樓九間，奉安五百應真，翼以行道，閣列諸天、五十三善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山之阙處，前聳百尺之樓，以安洪鐘，下為觀音殿，而以其東西序庋毗盧大藏經函，鑿山之東北，以廣庫堂，… …法器什物所在有者，纖悉必具，不可勝書。[5]
據上文可知，蒙庵元聰（1136－1209）[6]于慶元三年（1197）從福州雪峰寺遷任徑山寺，慶元五年（1199）十月元聰行化浙西，期間徑山寺遭遇了一場火災。随後，在元聰的努力下，複建了寶殿、長廊、三門、五鳳樓、千僧閣、觀音殿、庫堂等殿宇。其中千僧閣下為觀音殿，殿内東西兩序庋藏有“毗盧大藏經”。如前所述，千僧閣原本是收藏“崇甯藏”的地方，但上文絲毫沒有言及于此，這意味着“崇甯藏”在元聰興建千僧閣之前就已流散。千僧閣一直是典藏藏經之處，如明代《徑山寺志》記載“千僧閣，宋大慧建，補巽峰之阙，李漢老記。今觀音殿，藏閣即其址也” [7]。不過，徑山寺所藏這部“毗盧藏”，其去向如何？無從得知，或許早已亡佚無存了。
徑山寺之是以先後藏有兩部《福州藏》，以下一些曆史背景值得注意。
我們知道，閩浙之間地緣毗鄰，兩地僧侶來往比較友善。南宋時期閩浙寺院住持交替相當頻繁，比如上述蘊聞、元聰二人均由福州雪峰遷任徑山，由此可以想像，兩地佛教密切交流的情況。至于《福州藏》刻成之後，具體被哪些寺院收藏，詳情雖不清楚，但根據日本學者椎名宏雄先生的研究，南宋以來，閩地周邊的浙江、江西地區禅宗寺院興建的經藏事例最多[ 8]。這一統計數字，一方面反映南宋時期禅宗寺院相當重視經藏的建立，另一方面說明《福州藏》在雕印之後，可能更多被閩地的周邊寺院所收藏。徑山寺作為“五山十刹”之首，在當時禅宗寺院中具有重要影響，該寺藏有《福州藏》是不足為怪的。況且刊刻《福州藏》的所在寺院，無論是東禅寺，還是開元寺，它們均屬于禅宗寺院，主持刻藏者也大多是禅宗僧人[9]，甚至主持“崇甯藏”刊刻工作的東禅寺住持思嶽就是宗杲的直系弟子。
關于《福州藏》刊刻主持者與徑山寺僧人的關系，還有一個人物應該注意，那就是沉乃文先生曾經指出[10]：主持刊刻“毗盧藏”工作的福州開元寺慧通大師了一與徑山照堂了一是同一人。不過，對于照堂了一，據孫觌撰《徑山照堂一公塔銘》[11]記載，他是明州奉化人，十四歲出家，曾住福州雪峰、福清黃檗等寺院，但沒有提到他住持過福州開元寺，塔銘隻字不提他主持刻經的相關事迹。是以，兩者是否為同一人還有待考訂。若真是同一人，則進一步說明徑山寺僧人與主持《福州藏》刊刻工作者之間的确有密切的關系。
二、宋代徑山寺刻書
随着印刷技術的發展，我國刻書業經曆唐末五代之後，至宋代迎來了興盛時期。受其影響，宋代寺院不僅刊刻大藏經，而且組織刊行單刻本，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寺院刻書文化。查徑山寺曆史，宋代徑山寺除了收藏《福州藏》之外，還刊刻過其它佛典，尤其是禅宗典籍。根據目前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宋代徑山寺至少有過兩種刻本：
（一）妙喜庵刻本
妙喜庵原名明月堂，是宗杲晚年所居之處。因為宗杲字妙喜，故圓寂後宋孝宗诏其所居為妙喜庵。有關妙喜庵刻本，現藏南韓國立中央圖書館黃文昌編《大慧普覺禅師書》[12]卷末有一則刊記：
弟子聞人諒莫浃、戴質、楊楷，超宗道人普覺
超然道人淨覺，各施财刊版
幹道二年歲次丙戌八月
敕賜徑山妙喜庵刊行
此刻本，僅有一卷、一冊，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無界欄，卷末有黃文昌跋文[13]，之後即前揭刊記。據此可知，至少從幹道二年（1166）開始，徑山寺妙喜庵就已刊刻宗杲的相關著作，并且得到孝宗及僧俗兩界的支援。此則刊記是我們目前知道徑山寺妙喜庵刻本的最早記錄。除《大慧普覺禅師書》之外，幹道二年妙喜庵是否還刊刻過其它宗杲著作或另外典籍，詳情不明。值得注意的是，淳熙十年（1183）二月二十一日宋孝宗将自己的《禦注圓覺經》頒賜給徑山，并命寺僧寶印刊行于世。現存《禦注圓覺經》卷首附寶印所撰表文說：
淳熈十年二月乙醜，聖旨賜臣寶印禦注大圓覺經一部。臣九頓首，熏香伏讀，如在靈山親聞，無有少異。臣具表謹謝，仍進山頌，歌詠聖德。乞就徑山開闆，流通四方，使天下衲子發明心地，同泛如來大圓覺海。……。臣謹以賜本锓闆，傳之無窮。[14]
上文明确指出，《禦注圓覺經》是在徑山寺開版流通的。然而，當時的版本是否為妙喜庵刻本，上文沒有交待。從前述孝宗诏賜幹道二年的妙喜庵刻本來看，妙喜庵刻本的可能性較大。其實，就在《禦注圓覺經》開雕之後，孝宗還将徑山寺剛落成的西閣賜名為“圓覺閣”，以便典藏《禦注圓覺經》[15]。關于此事經過，陸遊撰《圓覺閣記》有詳細記載，可以參看。随後樓鑰在《徑山萬壽禅寺碑記》還提到“孝宗皇帝書：興聖萬壽禅寺。又賜以圓覺經解，天下叢林，拱稱第一” [16]。可見，《禦注圓覺經》在南宋各大叢林的流傳與影響。
此外，淳熙至開禧之間，屬于宗杲著作的《宗門武庫》、《大慧普覺禅師普說》和《大慧普覺禅師年譜》也陸續得以刊刻。比如《宗門武庫》現存最早有淳熙十三年（1186）四月由李泳所寫的刊行序[17]。《大慧普覺禅師普說》現存最早有淳熙十五年（1188）祖慶所寫的重刊序以及紹熙元年（1190）的跋文，卷末并有宋版刊記“秦魏國太夫人田氏悟真助緣” [18]。另據張掄與宗演為《大慧普覺禅師年譜》所寫的序文與跋語可知[19]，祖詠編《年譜》曾于淳熙十年（1183）初版，于開禧元年（1205 ）再版。但是，這些刻本原版現已不存，它們是否為妙喜庵刻本不得而知。随後，關于妙喜庵刻本，清代瞿镛《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有著錄雲：
大慧普覺禅師年譜一卷宋刊本
宋釋祖詠編，前有淳熙癸卯張掄序，後有比丘宗演及程公許跋。又附呂成公啟一首，摹手迹以刻者。又淳佑十二年，劉震孫書後，宗演跋末有墨圖，記雲：寶佑癸醜天台比丘德浚募緣重刊于徑山明月堂。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案：師着與年譜同刻者有宗門武庫一卷、遺錄一卷、語錄三十卷。見徐立齋相國含經堂書目。[20]
根據上文可知，由天台比丘德浚募緣，寶佑元年（1253）徑山寺明月堂（妙喜庵）還重刊有《年譜》、《宗門武庫》、《語錄》、《遺錄》等多種宗杲著作，這些著作的版式與前述南韓藏幹道二年的宋版版式相同，可見，在版式方面，妙喜庵刻本在近一百年中并沒有太大改變。德浚為無準師範（1177－1249）的弟子，其名見《無準師範禅師語錄》卷五[21]。寶佑元年德浚為何募緣重刊宗杲著作，日本内閣文庫藏江戶時期寫本《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一前所附淳佑十一年（1251）滄州叟程許所寫的跋文頗值得注意，其中提到：
大惠禅師語錄闆，頃為丙丁童所奪，寺僧德浚謀再鏽梓，以惠後學。[22]
“丙丁童”系丙丁童子的簡稱，在天幹配五行中，南方丙丁為火，禅宗常有“丙丁童子來求火”的公案。此“丙丁童”意指火災。考察南宋時期的徑山寺曆史，淳佑十一年之前至少遭受三次火災，分别是慶元元年（1199）、紹定六年（1233）和淳佑二年（1242）。最後兩次火災均發生在無準師範住持徑山期間。前文所說德浚之是以再次力圖刻刊宗杲語錄，是由于該語錄經闆毀于火災的緣故。相關情況還可參見《物初剩語》卷十三所收“送浚維那刊大惠語錄序”：
大慧普覺遺書數萬言，闆留雙徑，偕燼于淳佑壬寅。吾友浚上人慨此缺，将走四方求助而再刊，憚于營營，行未決也。予為作見施者俪語而勉之，浚遂勇行，複索予序。……有一句大慧所未說，俟刊書策勳，爾師圓照必為爾說。[23]
此“浚維那”與“浚上人”與上文所說的德浚為同一人無疑[24]。通過此文，我們可以明确知道宗杲語錄經闆是被淳佑二年那場火災燒毀的。為了重刊宗杲語錄，時任徑山寺維那的德浚奔走四方，籌資再刊，并請物初大觀（1201－1268）為語錄作序。大觀為宗杲門下之三傳弟子，早年依止無準師範，後參北澗居簡。是以，德浚與大觀之間屬于同門法兄弟。查大觀著作，他另有一篇“重刊大慧語錄疏”，此文見《物初剩語》卷十九，内容如下：
舌覆大千，初無半句。身當重寄，滅卻正宗，丙丁謾起前時，葛藤未有了日。終古不泯，锓梓還新，既非一家私藏，合與叢林公共，試稽先谶，塑釋迦出真導師；毋曰虛文，死諸葛走生仲達。我欲成此，誰不樂然。[25]
文中所說的“丙丁”當指淳佑二年的火災而言。大觀此文是否專為德浚的募緣而作，文中沒有透露相關資訊，但他協助德浚廣籌資金再刊宗杲語錄是可以肯定的。此外，北礀居簡也寫過一篇“侃都寺重開大慧語錄疏” [26]，此“侃都寺”與《北礀居簡禅師語錄》中提到的“侃侍者”可能是同一人。可見當時為了重刊宗杲語錄，大慧派的門下弟子積極參與，付出了不少努力。
以上所述，除了《禦注圓覺經》不能确定是否為妙喜庵刻本之外，目前知道屬于妙喜庵刻本隻有宗杲著作，由此看出宗杲著作在徑山寺僧人心目中的地位。
（二）化城寺刻本
徑山化城寺位于徑山東麓的雙溪鎮，有關該寺的曆史沿革，宋代楊汝明撰《雙溪化城接待寺記》[27]及明代王在晉撰《重複雙溪化城接待寺碑記》記載頗詳。《徑山寺志》卷十三“下院”條總結雲：
雙溪化城接待寺，宋嘉定間徑山寺可宣建立。八年，欽奉禦書特賜“可宣佛日禅師”，并書“化城”二字，賜充接待院額。元初重建，至正末年兵毀，明洪武年僧慧寬重建。正德中僧淨松等以役累消乏，将山産九百餘畝得價銀二百七十兩，由佃民間。迨萬曆中，僧法铠主刻藏，議置藏化城，募金恢複，詳見碑記。吳方伯公用先捐俸造藏闆，房二十餘間，浮度庵一所。[28]
化城寺是徑山寺的下院之一，嘉定年間（1208－1224）由徑山寺住持石橋可宣建立，宋甯宗曾賜“化城”二字，以充接待雲水僧侶，故稱“化城接待寺”或“化城接待院”。此寺自明萬曆年間（1573－1615）以來主要作為刊刻《徑山藏》及儲藏經闆之處而廣為人知。實際上，此寺在建立之初就開始刊刻佛典，如日本東洋文庫藏南宋刻本《佛果圜悟真覺禅師心要》（此刻本，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有界欄）[29]卷下刊記雲：
天台比丘文侃，謹用衣資重刊此闆于徑山化城接待院，永遠流通，量收闆頭錢，專充本院行堂同利，不請移易。嘉熙戊戌清明節題。
通過此則刊記可知，從嘉熙二年（1238）開始，徑山寺除了妙喜庵刻本之外，還有化城接待寺刻本。此刻本的出資者文侃自署“天台比丘”，這有兩種可能，一指他的祖籍是天台；二指他常住于天台某寺。總之，從他的活動年代來看，與前述重開宗杲語錄的“侃都寺”年代相近，或為同一人物，亦未可知。
此外，台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南宋禅僧寶昙的《橘洲文集》寫本卷十末抄有刊記雲：
橘州詩文，高妙簡古，有作者之風。予少年誦之，實深跋慕，自是片言隻字，率訪尋之，久而成編，不改自閟。敬命工锓版，以廣其傳，是亦徐君挂劍之義也[30]。嘉定改元仲春，住通州狼山淩雲叟昙觀謹書。右闆元（原）存徑山，毀于癸巳之火。鹹淳改元，歲在乙醜，化城石橋院重刊印行。[31]
據此可知，《橘州文集》最早刊刻于嘉定元年（1208），版存徑山，紹定六年（1233）毀于火災，鹹淳元年（1265）重刊于化城寺石橋院。石橋院之名不見于《徑山寺志》等相關文獻，它可能是化城寺的一個别院。無論如何，這則刊記告訴了我們，直至鹹淳元年化城寺仍然持續刊刻禅宗典籍。
三、餘論
近年來，學界越來越關注中國古代寺院藏書與刻書的研究，并已取得不少可喜的成績。不過，以寺院為個案而展開的考察成果實不多見。究其原因，缺乏原始材料應該是主要理由之一。有些著名寺院，曆史上雖然有過數量可觀的藏書，同時也有雕版印書，但由于天災、戰亂等各種原因，儲存至今的實物寥寥無幾。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的确存在一定難度。本文同樣是因為資料所限，以上論述自然無法反映宋代徑山寺藏書與刻書的真實曆史和整體面貌。但通過考察，大體可獲得以下三點認識：
（一）宋代徑山寺前後收藏過兩部《福州藏》，徑山寺之是以與《福州藏》有什深因緣，除了徑山寺僧人的努力之外，徑山寺與《福州藏》的刊刻寺院以及主持刻藏者具有密切的法脈關系，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二）宋代徑山寺雕刻的經闆盡管屢遭燒毀，但從幹道二年至鹹淳元年的一百餘年中，徑山寺僧人克服了各種困難，堅持刻書事業，實屬難能可貴。
（三）在宋代徑山寺刻書中，妙喜庵刻本以刊刻宗杲著作居多，而化城寺刻本主要刊刻宗杲以外的著作，但兩種刻本均以刊刻禅宗典籍為主，反映了徑山寺作為禅宗寺院在刊刻典籍方面所突顯的特色。
附帶指出，就宋代徑山寺的藏書而言，除了宗杲所建的千僧閣，後來演變成觀音閣并作為典藏《福州藏》的處所之外，宗杲所居的明月堂[32]以及端平三年（1236）由無準建立的萬年正續院等處也收藏有不同數量的典籍，甚至收藏禦翰等貴重物品[33 ]。此外，楊汝明《雙溪化城接待寺記》載“（可宣）年餘七十，嘗手書華嚴等經，庋藏茲山”。可以看出，宋代徑山寺也收藏過一些手抄本。遺憾的是，關于宋代徑山寺的具體藏書情況，史籍缺載，詳情不明。但值得關注的是，端平二年（1235）日本僧人圓爾入宋求法，在無準門下參學，居徑山寺約六年。據說，圓爾于淳佑二年（1241）歸國時帶回典籍多達上千卷，其中除佛教典籍外，還包括文學、醫學等各種文獻，詳細情況可見大道一以編《普門院經論章疏語錄儒書等目錄》（以下簡稱《普門目錄》）[34]。雖然《普門目錄》所著錄的典籍未必全是從徑山寺所得，但從圓爾入宋後在徑山寺居住最久的事實來看，其中大部分典籍從徑山寺或從無準周邊的人物那裡收集而來是不難想像的。是以，今後有必要從《普門目錄》的角度對宋代徑山寺的藏書作進一步的追蹤與考察。
至于宋代徑山寺的刻書，也應該注意宗杲本人對收集與刊刻禅籍的重視态度。根據《大慧普覺禅師年譜》記載，政和五年（1115）宗杲依止師湛堂文準禅師（1061－1115）圓寂後，宗杲将其師法語憶念誦出，結內建冊。随後，政和七年（1117）宗杲出資刊刻《洪州大甯寬和尚語錄》，并請惠洪為該書作序[35]。此外，宗杲自己編輯的《正法眼藏》以及其弟子道謙等所編的《宗門武庫》也是在宗杲生前刊刻的。宗杲圓寂後，徑山寺僧人努力編輯、刊刻宗杲著作和其它禅籍，應該說也是宗杲這一遺志的繼承。妙喜庵刻本與化城寺刻本的相繼刊行，充分說明徑山寺僧人為傳承和弘揚禅宗文化所作的不懈努力。宋代以後，徑山寺堅持刊刻佛典，續佛慧命的精神并沒有斷絕。明萬曆年間《徑山藏》在徑山寺的繼續刊刻，從某種程度說，就是這種曆史傳統的延續。
注釋：
[1]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陝西省圖書館、山西省博物館等機關藏有散本和零卷。
[2]總本山醍醐寺編：醍醐寺叢書目錄篇《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一冊至第六冊），汲古書院，2015年3月。
[3] 川濑一馬編《石井積翠軒文庫善本書目》，京都：臨川書店，1981年5月，第207－211頁。
[4]參見沉乃文《宋雕〈崇甯藏〉〈毗盧藏〉殘卷考》，《中華文史論叢》總91輯，2008年3月，第96－97頁。
[5 ]阮元編《兩浙金石志》卷十收，見《石刻史料新編》第十四·地方類·浙江，台灣新文豐出版，1977年，第10444頁。
[6]蒙庵元聰，俗姓朱，福州長樂人，出家後主要活動在福建、江西和浙江地區。有關他的傳記，衛泾撰《後樂集》收“徑山蒙庵佛智禅師塔銘”甚詳。見《文淵閣四庫全書》1169·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34－737頁。
[7]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徑山寺志》卷十二，明文書局，1980年1月，第1088頁。
[8] [日]椎名宏雄《宋元時期經藏的建立》，載方廣锠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2編第13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8月，第315－351頁。
[9]比如，主持“崇甯藏”刊印工作的東禅智華、東禅智賢二人均為育王懷琏弟子，屬于雲門派。廣慧達杲、等覺普明、東禅從密、東禅法珊四人屬于黃龍派。主持“毗盧藏”刊印工作的壽山本明為青原行思第十四世，屬于曹洞宗。解空慧明、長慶慧舜等也是禅宗僧人。
[10]見前舉同氏論文。
[11]此塔銘見孫觌《鴻慶居士集》卷32，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本書承南韓大真大學柳富铉教授提供影印本，特此緻謝！
[13]跋文内容“大慧禅師說法四十餘年，言句滿天下，平時不許參徒編錄，而衲子私自傳寫，遂成巻帙。晩年因衆力請，乃許流通。然在會有先後，見聞有詳略。又賢士大夫所得法語，各自寶藏，無緣盡覩。今之所收，殊為未盡，俟更采集，别為後錄，文昌謹白”。
[14]《續藏經》卷10，第151頁下欄－152頁上欄。
[15]續藏經本《禦注圓覺經》卷末有刊記雲“今上皇帝禦注圓覺經，賜臨安府徑山，被旨流通。而福州雙柏庵白蓮社諸比丘等得所拓本，恭觀聖制，各深慶幸，謹命工镂闆。仰祝聖壽無疆，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佛日増輝，法輪常轉，一切有情，同證圓覺。淳熙戊申季夏初吉恭題。”此刊記亦見日本松林文庫藏《禦注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卷末。
[16]《兩浙金石志》卷十收，見《石刻史料新編》第十四·地方類·浙江，台灣新文豐出版，1977年，第10444頁。
[17]此序文不見于《大正藏》本（底本為增上寺報恩寺藏明本），而見于日本五山版《宗門武庫》，此版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等機關均有收藏。
[18]此序文與跋文不見于《嘉興藏》（又名《徑山藏》）本，但可見于日本五山版，此版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等機關有藏。
[19]此序文内容是“禅人祖詠編《大慧禅師年譜》，敬庵黃汝霖以其先世入大慧室，求餘為序。餘曰：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編年雲也舟也，月與岸又在學人高着眼。大慧之名，震天駭地，道傳其徒，遍滿天下，不待餘序而後彰。餘聞大慧嫡孫安永頌曰：何處覓行蹤，大地無寸土。敬以是題諸編年首。”見CBETA（2014），J01，no.A042，p.793a2-6。
跋語内容是“大慧先師示現七十五年，言行出處，章章可法。詠老集為《年譜》，刊行于世，有補來學。但其間不能無誤脫。宗演頃在衆時，每覽之辄為嗟惜。後得江西瑩雲卧書，亹亹譏其阙失，與昔所聞，果若符契。逮開禧乙醜，青山無事，始獲校訂，删入六十餘處，粗得無差。噫！雲卧侍師于衡、梅，可謂親聞饫見，與育王、雙徑之會，舍拙陋，存亦無幾。今若不正之，則是非之辯不息。由今而後，學者閱繹無疑，奮烈丈夫，志追跨前，作臨濟墜地之緒，庶可起焉。若真具大闡提，火此書可也。或未然，毋忽高擡貴手。住華藏比丘宗演百拜敬書。”見CBETA（2014），J01，no.A042，p.807b9-18。
[20]此文内容是轉錄徐秉義《含經堂書目》（四卷）而來。另外，王國維《兩浙古刊本》中“大慧普覺禅師年譜一卷、宗門武庫一卷、語錄一卷、遺錄一卷，寶佑元年天台比丘德浚募緣重刊于徑山明月堂”的著錄當是依此《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
[21] CBETA（2014），X70，no.1382，p.272a6。
[22]内閣文庫本筆者未見，此轉錄自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研究（上）》，《駒譯大學佛教學部研究所紀要》31，1973年3月，第283－306頁。
[23] 許紅霞輯着《珍本宋集五種——日藏宋僧詩文集整理研究》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第770頁。
[24]另在《物初剩語》卷十五“李商老紫煙堂賦真迹”中亦可見有“嘉熙四仲冬雪後，浚上人出此作供，雪手展玩，缲借而歸之。文奇字亦奇，浚寶此二字，藐圭頓之富，與淵才敵國富風味略同”。此浚上人應該也是德浚。
[25]許紅霞輯着《珍本宋集五種——日藏宋僧詩文集整理研究》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第880頁。
[26]見《北礀文集》卷九，複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9月，第484頁。
[27]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徑山寺志》卷七·碑記，明文書局，1980年1月，第647－650頁。
[28]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徑山寺志》卷十三·下院，明文書局，1980年1月，第1045頁。
[29]此書南宋刻本，除了東洋文庫藏之外，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有鈔補，原刊記無）、大谷大學（僅存下卷一冊，有刊記）、九州島國立博物館（存二冊，有刊記）等機關均有收藏。
[30] “徐君挂劍之義”一文，語出《橘州文集》卷七“跋王太鑒塔銘”。
[31]《禅門逸書》初編第5冊，明文書局，第75頁。
[32]如《大慧普覺禅師年譜》中說“月二十日，衆以全身葬于明月堂之後，申明于朝，以所居為庵，仍建層閣，奉安宸翰”。見CBETA（2014），J01，no.A042，p.807a11-13。
[33]如萬年正續院建立時，為了募集資金，無準曾寫過一篇“山門勸緣疏”，此疏現藏日本五島美術館，疏中有言“繼蒙宸翰特賜萬年正續之院，寺宇已成，惟大佛寶殿、法寶藏殿未能成就。”所謂法寶藏殿，其功能主要以收藏經典為主，相當于藏經樓。可見，此院也有一定的藏書，否則不可能考慮興建法寶藏殿。另據道璨撰《徑山佛鑒禅師行狀》記載“正續西數百步，結庵一區，為歸藏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禦翰”。據此可知，無準在此院建成後，另于此院西面數十步處建有一庵，并建樓閣秘藏所賜禦翰等貴寶物品。
[34]收入《昭和法寶總目錄》卷三，第968－972頁。
[35]此序文收入惠洪《石門文字禅》第23卷，見CBETA（2014），J23,no.B135，pp.687c28－688a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