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欽順是明代著名的理學家，張伯行在《困知記》序言中說：“前代碩儒巍然在西江者，餘幹則胡敬齋，泰和則先生。”由此可知，在明代的江西地區，羅欽順與胡居仁齊名，同樣被視之為“碩儒”。然而奇特之處，這位著名的羅欽順竟然沒有顯赫的師承。趙忠祥在《歸一與證明――羅欽順哲學思想研究》一書中說：“羅欽順之學前無嚴格的師承，後無明顯的傳繼，屬獨得之學。”那麼他從哪裡學得了正統的理學感，從他的個人經曆看，還真的找不到特别的契機。
羅欽順是明弘治五年的進士，廷試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稱的探花，由此可知，他是正統的科舉出身，四年之後，他升到了南京國子監司業，後來因為不順從大宦官劉瑾，被削職為民。劉瑾被殺後五年，羅欽順被起用，而後一路升遷，直做到了吏部尚書。也就是在官宦生涯中，他讀到了一些理學著述，而到此時他已經是近四十歲的年齡，“吾才微而質魯，志複凡近。早曾從事章句，不過為利祿謀爾。年幾四十，始慨然有志于道。雖已晚，然自謂苟能粗見大意，亦庶幾無負此生。”（《困知記》自序）但因何故有了這樣的轉變，他卻未曾提到，然這絲毫不影響他對程朱理學的崇拜。其實，在他初期任職之後的七、八年時間内，他對佛學、尤其是禅宗有着很深的迷戀，《困知記》卷下錄有這樣一段話：“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禅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禅語為答雲：佛在庭前柏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為之精思達旦，攬衣将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汗流通體。既而得禅家證道歌一編，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
這段話倒是很有意思，羅欽順說，他已經讀到了聖賢之書，但并不知道禅是怎麼回事。某天他在京城遇到了一位老僧人，他向那位僧人請教，如何能夠成佛，僧人用趙州從谂禅師的那句著名話頭來回答他，羅不明何意，回去後仔細思量，後來終于想明白，竟然讓他通身大汗，後來他又讀到了禅家的一本證道歌，他覺得天下的道理都被這本書說完了。
羅欽順撰《困知記》二卷，明萬曆刻本，題記
然而後來的一個經曆，卻讓羅又從禅學回歸到了儒學：“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複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性心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而這個經曆正是因為他到南京國子監時，看到了許多儒家經典。因為在南京國子監任職的官員大都是閑職，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使得他整天在那裡讀書，讀了将近二十年，他終于明白什麼才是真正的儒學。自此之後，他就把自己視之為儒學的衛道士。
羅欽順在《月湖文集序》中稱：“學莫先于明道也。……孟子沒而聖學不傳，千數百年之間，道術四分五裂。上焉者，類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下焉者，記誦詞章而已。惟漢之董子揚子，唐之韓子，宋之歐陽子，頗皆号為知道，然所見者大意，而于精微之際，容亦有未察焉。故其著書立言，是以辟異端、扶世教、淑人心，雖未嘗不合于孔孟，而弗精弗詳之病，均有所不能免也。求其克紹孔孟相傳之學，粹然一出于正，其惟濂洛關閩。諸君子之于道也，極無聲無臭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常，窮天地萬物之遠而皆攝于方寸之地，表裡洞徹，左右具宜，凡其形之于言，筆之于書，莫不明白而淵深，缜密而通暢，精粗隐顯一以貫之。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斷非漢唐以來諸儒所可同年而語也。”
他在這裡講述了理學的道統，羅認為，孟子之後，道統斷絕，在這個階段，佛教和道教的觀念沖斥社會，而人們隻學習寫文章的技法，雖然孟子之後，在漢代還有董仲舒與揚雄，唐代則有韓愈，宋代則有歐陽修，這些人也算是知識大家，然而他們的理學觀念卻并不純粹，而真正到了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這裡，才誕生出博大精深的理學觀念，他們的思想遠遠超過了漢唐。
羅欽順撰《困知記》二卷，明萬曆刻本，序言
然而到了羅欽順的那個時代，他卻發覺人們對程朱理學有着非議，這一點令他十分的不滿，于是決定要勇敢地站出來，跟這樣的社會風氣做堅決的鬥争。而他鬥争的主要對象，竟然就是自己的朋友王陽明。
羅欽順和王陽明本為在一起共事的同僚，羅在弘治十五年到南京工作，一直做到了嘉靖六年，這段時間長達二十六年之久，而王陽明則是在正德十年前往南京任職，到此處的時間比羅晚了十三年，兩人在一起共事的階段，處成了不錯的朋友。羅、王互有贈詩，并且王陽明的父親王華退休後隐居家鄉，在家鄉建起了“聽松軒”，而王陽明特意請羅欽順寫了篇《聽松軒記》。雖然有這麼好的交往，然而兩人的學術觀卻有着較大的差異：羅欽順崇信程朱理學，王陽明則傾意于心學，為此兩人展開了長期的論戰。
比如說，朱子講求“格物緻知”，而王陽明卻講到自己年輕時專門去格竹子，為此而受病，後來他才有了龍場悟道：“忽中夜大悟格物緻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王陽明覺得，真理要從心中去求，而格物是從外面去求，從這件事讓他走上了心學之路。
但羅欽順卻認為，王陽明的格物觀念是違反了古代聖賢的本意：“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于文，厥有明訓。顔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内邪外邪，是固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為說，有戾于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于外求，但當反觀内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于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羅欽順首先複述了王陽明的觀點，而後他認為儒教本來就需要從内外兩方面去求得知識，如果隻在心裡反觀内省，這種做法并不合聖道。
羅欽順撰《困知記》二卷，明萬曆刻本，卷首
王陽明對于羅欽順的觀點，予以了堅決的反擊：“執事是以教反複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凡執事是以緻疑于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于反觀内省之為，而遺其講習讨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于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于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于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于實體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于聖門，獲罪于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于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诂，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于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于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厘之差耳。”
王認為羅沒有真正明白自己所說的“格物”為何意，因為王陽明覺得，他的這個觀念是回返到了孔子的思想，同時他又說，朱熹所談到的觀念，也包含在了他的表述中。對于兩人在“格物”上的争論，胡發貴在《羅欽順評傳》中總結道：“羅、王之間在‘格物’問題上的論争，實質上是唯物與唯心論之争的一種表現，王以‘心’化解世界萬物，故推論出‘格物即格此心’；羅則認為這種理論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即理而窮以理為窮此心哉。’”
羅、王之争的第二個問題，則是關于王陽明所提出的“良知”觀念，他曾說過：“吾平生講學，隻是‘緻良知’三字。”（《寄正憲男手墨》）王還曾說：“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雲‘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雲：‘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寄鄒謙之三》）看來王陽明不斷地跟别人講述他的緻良知，以至于讓聽衆們都煩了，于是某人問他，除了這三個字之外，您還能不能說點别的。王陽明回答說，除了這個，我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羅欽順墓
墓碑的格局有點兒像民國老建築
看來，“緻良知”三字是王陽明最為看重者，但這位羅欽順竟然對他的這個重大發明也提出了質疑：“又執事答人論學書有雲：‘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緻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緻吾心之良知者，緻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雲‘格物在緻知’，不當雲‘緻知在格物’；當雲‘知至而後物格’，不當雲‘物格而後知至’矣。”（《與王陽明書·又》）羅欽順在這裡引用了王陽明的說法，而後推論出若王陽明的這段話能夠成立，那麼《大學》中關于“格物緻知”的順序就應當颠倒過來。
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曾經說過：“良知之外更無知，緻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緻知以為學者，異端之學矣。”他認為良知之外都是異端，他還曾說過：“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這就等于說，他把良知與天理等同了起來。
而“良知”一詞，本是孟子的觀念，這個詞到了王陽明這裡，外延與内涵都予以了拓展。而羅欽順則認為，王陽明所講的“良知”，并非是孟子的原本意思：“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為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雲：‘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學為哉。”
孟子認為，小孩子在幼年時期就懂得與親人們親近，長大之後，自然就明白了尊長愛幼，以此說來，這就是人天然的良知和本能。為什麼要加個“良”字呢，因為這種行為不經過思考就能做出，而現在有人說，良知就是天理，既然那樣的話，那麼，天然的尊老愛幼将怎樣解釋呢。而後羅欽順引用了二程的說法，是以他認為，現在社會上所流行的緻良知是“異說”，這是他對王陽明所提出的不點名批評。
而羅、王之間的另一場争論焦點，則是源于王陽明編了一部《朱子晚年定論》，他把此書和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大學古本》一并送給了羅欽順。羅看後對這兩部書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首先說那部《大學古本》，對于此書的來由，我在他篇中曾已提及，其主要意思是說，朱熹所編輯的《大學》，其實改變了原本的次序，并且加入了自己所補的話，而王陽明則認為朱熹的這個做法，其實是違背了《大學》一書的本意，是以他做出一本《大學古本》，名義上是說要恢複《大學》的本來面目，實際上，他是以此來給自己的心學思想尋找理論依據。
羅欽順崇信朱學，他當然不滿意王陽明的這個做法，于是他在給王陽明的信中說：“切詳《大學古本》之複，蓋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外，聖人之意殆不其然。于是遂去朱子子分章，而削其年補之傳，直以支離目之，曾無所用。”羅欽順認為朱子給《大學》一書所做的分章有其道理，而對該書的補充也有其價值在，是以王陽明否定朱子對《大學》所做的編修，在羅欽順看來不能接受。
旁邊有間小房子
而同樣，王陽明也不接受羅欽順對他的責難，王在回信中稱：“《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同，而改正補輯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于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王認為《大學古本》才是孔門真正的正本，而朱熹懷疑原文有脫誤，是以他進行了改正和補充，但王陽明覺得，其實古本根本沒有脫漏，是以他所做的《大學古本》隻是恢複了原書的本來面目，如果一定說要批評的話，那麼隻可以批評自己太相信孔子，而不相信朱子了。他在這封信中又接着說：“而遂改正補輯之，無乃重于背朱而輕于叛孔已乎？”
王陽明的這段反擊可謂足夠有力，他堅信自己所編輯的古本才是真正的《大學》，而《大學》是孔門的聖傳，他在這裡給羅欽順擺出了二難定理：那你覺得我應該是相信孔子呢，還是應當相信朱熹？其實這是一種偷換概念，他并不争論文本本身，而是從不可置疑的高度來對這兩個聖人進行二選一。當然，羅欽順不能說，你不相信孔子，也要相信朱子。
《朱子晚年定論》也是王陽明編輯的一部書，他編這部書的中心思想，是想說當年朱熹跟陸九淵進行了論辯，那時他不相信陸九淵的心學，可是朱熹到了晚年，當他眼睛看不到東西時，經過一番靜想，終于悟出來，陸九淵說得對，于是突然改變了自己所堅持的觀念，轉而認為陸九淵的心學觀念才是更為正确。
側邊望過去
以上的這個觀念，出自《王陽明全集·語錄·文錄》中所記，陽明弟子說過的一番話：“《定論》首刻于南、贛。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之淵薮，乃大悔中年注述誤己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己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為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
既然這段話出自陽明的文集中，那其真僞性當然令人可疑。陽明為了給自己找到強大的後援，竟然說朱子晚年都相信了心學。當然了，以王陽明的絕頂聰明，他肯定不會說得這麼直率，他在《朱子晚年定論》的序言中，用了很長的一個段落來寫他的心路曆程。王陽明稱，朱熹崇尚理學，而他自己則專研心學，他覺得自己跟朱子的觀點不同，為此令自己頗為不安，等到他到南京做官時，仔細閱讀朱熹的著作，才突然間發現，朱熹到了晚年後悔以往不相信心學的言論，這個發現讓陽明很高興，于是他就從朱子的各種著作中，選錄出來了三十五條，編成《定論》一書，以此來說明朱子晚年确實有後悔的心态。
對于王陽明的這個說法，羅欽順當然不同意，于是他給王陽明寫了封信，在信中稱：“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論學書尺三數十卷之内，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于向裡者，以為得于既悟之餘，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
羅欽順說，你的這本書認為朱熹在中年以前不相信心學，到了晚年才有所悔悟，而你找出的依據，乃是從朱熹著作中僅僅摘錄出這三十多條，因為這些條的說法符合你的意思，但你怎麼能認定這些條是朱熹晚年所說，你是如何做出這樣的斷代的？又如何認定這是朱熹最終的思想？而後羅欽順用了很長一個段落來講述朱熹晚年的情況，以及朱熹晚年跟其他人談論理學與心學時的态度等等。在信的最後，羅總結道：“凡此三十餘條得，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厘之不同者為崇于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羅欽順認為，你所選出的這三十幾條，不過就是刻意挑選出來者，你是想以此為論據，來證明你觀念的正确性，以便跟他人說，朱子是先得我心者。
看到了羅欽順對自己的指責，王陽明隻好回信表白：“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于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仆敢自欺其心哉？”（《答羅整庵少宰書》）
面對羅欽順所說的時段問題，王陽明也隻能承認，他所摘取的朱熹的這些話其實無法斷定是其中年還是晚年所說，他認為盡管這些話不一定都是朱熹晚年所說，但大多數還是出于晚年。他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呢？王陽明沒有說出證據，但他認為他的判斷大緻不錯，王又說，他平生也把朱熹的觀念視之為最高訓示，而今他的思想竟然與朱熹背道而馳，他自己也覺得心裡很是不安，是以他寫出這本《朱子晚年定論》，其目的就是不想讓自己的思想跟朱子有什麼差異。
由此可見，王陽明的各種說法，也确實都是在給自己的心學找到曆史佐證。他最為信奉者，當然是心學派的創始人陸九淵。兩人争論的更新當然就會争論到了陸九淵的頭上，其實在此前就有人說過，陸九淵的思想跟禅學相近，而羅欽順為了維護理學，批判禅學，當然要首先從否定陸九淵開始。他在《困知記》卷下中稱：“蓋嘗遍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為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恻隐處自恻隐，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雲：‘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者也。……遂乃執靈覺以為至道，謂非禅學而何。”在這裡，羅欽順引用了陸九淵的一些說法，而後說，這些說法不同于儒家觀念，而後得出的結論是“謂非禅學而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