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電視劇《覺醒年代》生動地展現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知識分子為追求真理，探索救國救民道路而不懈努力的精神，他們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令人肅然起敬。
筆者的父親劉侃元，便是當年救國救民熱潮中的一員，他在留日期間與李大钊相識，後經曆了革命的起起伏伏，上世紀三十年代來到北京教書，向青年學生傳輸救國救民的思想，并翻譯進步書籍，與中共地下黨員有着非常密切的聯系。雖然他不是共産黨員，但在民族危亡的時候，他毅然投身于革命中，為革命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1984年作者與劉侃元在南京玄武湖
李大钊寫函 推薦至黃埔軍校
1893年12月，劉侃元出生于湖南醴陵縣美田橋。1901年，8歲的劉侃元開始跟随父親劉若萊學習“四書五經”。1904年，10歲的劉侃元參加科舉，被考選為“拔貢”，遂有“神童”之稱。此後，他在長沙“湖南高等實業學校”鐵道建築專業學習。
在他少年時期，劉侃元深受大兄劉佑元的影響。劉佑元(1877-1940)，别名劉彥，幼随父讀書。1902年縣試獲第一名，而且他和父親同科，一時傳為佳話。劉彥後由縣府資助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1911年畢業後，劉彥參加了同盟會，回國後曾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參議員、國會議員、廣州護法軍政府政務廳廳長。1925年劉彥被選為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
劉彥在日本留學期間，專心收集資料，編寫了《最近卅年中國外交史》、《歐戰期間中日交戰史》、《中國近世外交史》等書。這些書籍内容充實，思路清晰，把侵略者對中國的殘酷掠奪和清政府的無能無識做了淋漓盡緻地批判。
這些書籍在日本印刷後被劉彥攜帶回國，一經散發，便享譽朝野。1926年，劉彥将該書補充内容、擴大篇幅，更名為《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在全國發行。僅武漢的書店，三日内便售出四千餘冊。
此書對劉彥的五弟劉侃元、六弟劉僖元亦有深刻影響：劉侃元早在1911年前後就讀過劉彥寫的相關内容，深受啟發，為他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鬥争奠定了思想基礎。劉僖元在中學時讀此書，此後也投入抗日以及反對内戰的鬥争中。
除了思想上的啟蒙，劉彥也通過行動幫助劉侃元投身于革命的洪流。1913年7月，在劉彥的幫助下，劉侃元留學日本，進入仙台第二高等學校學習。在校期間，劉侃元思想活躍，成長迅速。1915年，劉侃元在幾千人參加的反袁大會上發言，其發言頗有影響。此後，在“留日學生聯絡活動”中，認識了在早稻田大學留學的李大钊。兩人晤談過兩次，當時在座的還有鄧初民等人。
1925年，劉侃元率“日本留學生歸國代表團”（另有10人，分别代表10個省份）返國，沿途抗議“五卅慘案”，經北韓、東北抵北京。
代表團解散後，劉侃元來到北京，住在大哥劉彥家。當時北大教授陳西瑩赴歐洲和蘇聯遊曆後，在《晨報》發表《是聯俄還是仇俄》一文，引起論戰。以梁啟超等為首的一些知識分子以《晨報》為營壘，力主仇俄，數十所大中學校的學界人士呼應。
劉侃元此前對政治研究不深，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習，他認為國内政局及國家的出路，隻有社會主義、共産主義及以俄為師才能救中國。同時，他得出不打破私有觀念就不能打倒貪官污吏、地主、資本家以實作世界大同的結論。
劉侃元連續撰文六篇在《京報》發表，闡述自己的見解，這一系列文章由此鑄就了他的思想體系。
文章發表後，引起極大反響。1926年1月，劉侃元受李大钊之約，在蘇聯大使館見面。兩人交流了對時局和對中國革命前途的看法，還談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啟示。他們的觀點相近，政見一緻。後來談到未來前途，李大钊建議劉侃元去西北軍馮玉祥部工作，但劉侃元向往革命搖籃廣州，且隻願教書，李大钊表示贊同。李大钊親自寫信将劉侃元介紹給汪精衛、陳公博及林祖涵（即林伯渠）三人。
劉侃元墨寶
劉侃元到廣州見到林伯渠後，林伯渠安排他去黃埔軍校教課（4-6期），任政治教官和入伍生部主任政治教官。恰好，北大教授周蘭荪（留日學生，先期回國教書）因廣州的中山大學需要教員，也緻函校長陳公博予以介紹。于是，陳公博又安排劉侃元在中山大學兼課。
但廣州并不甯靜。1927年4月蔣介石反叛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殺共産黨人和勞工糾察隊。李濟深等人也在廣州實行白色恐怖，解散黃埔軍校和勞工糾察隊武裝，劉侃元也被迫離開廣州。正是在這段時間，李大钊在北京被軍閥殺害。當李大钊就義的消息傳來時，劉侃元深感震驚，極為痛心。
北平任教 受學生歡迎
劉侃元離開廣州後來到武漢，林伯渠（時任國民革命軍辦公廳主任兼第6軍政治部主任）委任他為第6軍17師政治部主任，該師的師長是他的老朋友：李明灏。
李明灏，醴陵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劉侃元與李明灏在日本就已相識。但劉侃元在武漢并未呆太久，他來到江西、上海等地工作，以翻譯進步政治書籍為生。此時，劉侃元首次翻譯了英文版《卡爾·馬克思》一書，該書由“萍墾書店”、“神州國光社”以及“水沫書店”等書店出版。
1930年3月，“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獲勝。此後，蔣介石在全國施行反動政策，對進步思想實行圍剿，進步書刊也被禁止出版。以翻譯進步刊物為生的劉侃元，經濟上遭受打擊。此時，他的大兄劉彥在北平“任民國學院院長并在一些大學任教，課時多，應付不了”，于是他邀請劉侃元北上。
1930年冬，劉侃元攜家眷到北平。劉侃元到北平後，先後在北京大學、北平大學、北師大以及民國學院等院校講授政治經濟學，同時揭露日本侵華野心，号召抗日、反對蔣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動政策。
在這一時期，他與黃松齡、許德珩、汪澤楷（當時化名杜叔林）等同為著名的愛國教授。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曾多次要求這些學校取消劉侃元所教授的課程。由于當時日本侵略勢力頻頻南侵，青年學生紛紛覺醒，而且上海的大陸大學被封後，部分學生來到北平，是以，劉侃元的思想一直很受青年學生歡迎，而當時的學校亦需生源，是以這些學校未執行國民政府的訓示。
青年時的劉侃元
1935年底，劉侃元參加了“一二·一六”愛國學生運動，當日遊行人數達數千人，劉侃元走在隊伍前列，差點被反動軍警大刀砍中，幸由汪澤楷的夫人從旁拉開。
1936年初，劉侃元遭“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29軍軍長宋哲元秘密逮捕，被關入陸軍監獄鐐禁70餘日，後經馮玉祥、程潛等人營救出獄。在獄中，劉侃元與其他被捕師生朝夕相處，他了解到若幹青年的動向，還學唱并抄錄了一些革命歌曲，心靈深受震撼。
“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因傳日方将對長期堅持反日立場的愛國人士下毒手，在友人的幫助下，劉侃元于8月來到天津，等家眷會合後，乘英國客輪前往上海。中途因上海交戰，被迫改在煙台登陸，後經濟南、徐州、鄭州、武漢、長沙返抵老家醴陵。
家鄉辦學 啟蒙青年
劉侃元舉家返湘，途經武漢時，再次與李明灏相聚。此時李明灏是中央軍校武漢分校主任，劉侃元在武漢逗留數日後回到老家。
1939年劉侃元在醴陵城郊閑居，恰好中央軍校武漢分校遷至湖南武岡，李明灏邀請劉侃元前往武岡。劉侃元為該分校第14-15期學員作報告，分析國内外形勢，傳播愛國家、救民族的思想，鼓舞學員們的抗日熱情。
同一年，為解決軍校教職工子女升學及當地教育落後問題，李明灏和劉侃元共商創辦“洞庭中學”，李明灏任董事長，劉侃元任校長兼國史教員。劉侃元常給學生以唯物史觀和反愚昧、反專制的啟蒙教育。
洞庭中學首屆國中畢業生會考成績優秀，沒有人有學科不及格，而且考取高中的人數比例居全省之冠，一時轟動了湖南教育界。值得一提的是，劉侃元當時為洞庭中學創作了校歌歌詞，七十多年過去了，洞庭中學演變為武岡二中，武岡二中還在沿用當年劉侃元創作的校歌。
1944年，日寇進逼湘西，劉侃元和李明灏兩家在逃難中分開，新中國成立後兩家關系仍然非常密切。後來根據資料得知，李明灏早與中共有接觸，他曾申請加入中國共産黨，但考慮到當時的形勢，中共密囑李明灏隐蔽在國民黨部隊裡，李明灏為紅軍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軍事地圖。國共内戰時，李明灏輾轉去了解放區。李明灏是新中國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他還介紹過許多軍政界知名人物參政。
1945年，抗日戰争結束後，劉侃元夫人的堂兄範澄川，奉命接管日本人在青島開辦的13個紡織工廠，并組建中國紡織建設公司青島分公司。他邀請劉侃元到青島負責接管過程的翻譯工作。接管工作完成後，劉侃元被聘為青島中紡公司專員。此時，劉侃元對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腐敗、經濟凋敝和物價飛漲極為不滿，同時也為解放軍的節節勝利而振奮不已。青島解放前夕，不少特務在周圍活動，他們要挾青島中紡公司随國民黨南撤，并準備破壞廠裡的裝置。劉侃元積極參加“護廠委員會”的工作，保護廠裡的裝置。
劉侃元及夫人在青島的家中
1949年6月2日清晨，青島解放。當天，劉侃元欣喜若狂，拉着我穿過大街小巷，迎接浩浩蕩蕩的解放軍隊伍。
1951年，中共創始人之一李達任湖南大學校長，他邀請劉侃元到長沙，任湖南大學及湖南師範學院教授，講授馬列主義理論課程。自1937年日寇侵華被迫南下逃亡，劉侃元已經14個年頭未登大學講堂了，但他對李達十分敬重，而且李達請他講授的又是自己最喜愛的課程，于是劉侃元辭去青島的工作，遷往長沙。
不過，因為曆史中的一些誤會，在此後的數十年間，劉侃元遭受了許多不公正的待遇，受到多種運動的沖擊，但他始終襟懷坦白，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承認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詞，他也一貫擁護黨在各個曆史時期的政策和主張，擁護社會主義。1978年，劉侃元最終得以平反，恢複政治名譽。同年，教育部恢複了他的參事工作，此後，劉侃元與長子劉季在南京生活。
1989年，劉侃元在熟睡中故去，走完了他波瀾起伏的一生。按照生前遺囑，他的骨灰撒入長江。劉侃元去世後，國家教委在其生平中這樣評價，“他是中國共産黨的朋友”，“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做過許多有益的工作”。這是對劉侃元一生最為中肯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