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 | 劉蘇裡、陳以侃、btr
整理 | 徐悅東
克萊夫·詹姆斯。
“我完全不能想象一個人怎麼會厚顔無恥到這種程度。”當劉蘇裡講到薩特的時候說。劉蘇裡講道，薩特在二戰期間“蠅營狗苟”，卻在戰後成為了法國地下抵抗的領袖級人物。大家或許遺忘了薩特在二戰中的真實曆史。克萊夫·詹姆斯在《文化失憶》裡對薩特也沒有好話，為何克萊夫·詹姆斯會讨厭薩特？
在加速遺忘的時代，為何我們需要成為記憶者？成為一名記憶者，我們能從曆史中得到什麼教訓？11月17日晚，在naive理想國咖啡館，理想國主辦的“成為記憶者——naive理想國《文化失憶》特展開幕沙龍”邀請了萬聖書園創始人劉蘇裡、文學評論員陳以侃和當代藝術評論人btr，一起與大家分享《文化失憶》對這個時代的啟迪。
《文化失憶》， [澳]克萊夫·詹姆斯著，丁駿、張楠、盛韻、馮潔音譯，理想國丨北京日報出版社，2020年10月。
克萊夫·詹姆斯：集博學多才與表達技巧于一身
陳以侃介紹道，《文化失憶》的作者克萊夫·詹姆斯是澳洲人。他的父親在二戰中成了日本人的戰俘。在二戰結束後，他父親因回澳洲團聚的飛機墜毀而亡。當時，詹姆斯隻有六歲。英年早逝的父親對詹姆斯人生的影響很大。他知道他自己身上背負着父親還沒有活完整的生命，是以他拼命地學習各種知識，對文藝創作非常感興趣。
在澳洲讀完大學之後，詹姆斯去劍橋大學進修。在英國，他開始寫書評。當時，英國電視興起。詹姆斯在《觀察家報》上開設了一個電視專欄——這個專欄專門刊發他飽含個人趣味的評論。他的辛辣幽默的文章對英國的專欄寫作，甚至文藝評論都産生了很大影響。
後來，詹姆斯開始主持電視節目，他成了英國家喻戶曉的名人。除了媒體人的身份外，他還是一名小說家和詩人。《泰晤士封包學增刊》主編彼得·斯托瑟德就曾說，詹姆斯是“一位大大被低估的詩人”；詹姆斯的五卷回憶錄（《不可靠回憶錄》）寫得也非常經典；他還給民謠歌手Pete Atkin填了很多歌詞。
詹姆斯通曉七門語言。他對語言的學習完全出于興趣。想了解但丁，他自己就去自學意大利語。在晚年得絕症期間，詹姆斯還完成了《神曲》的翻譯。英國劇作家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說，克萊夫·詹姆斯翻譯《神曲》太讓人失望了，他應該去學中文，這樣才配得上他的博學。
為何我們需要捍衛記憶？
劉蘇裡認為，《文化失憶》作為二十世紀的觀念辭典，其呈現的面貌跟通常的思想史或觀念史作品非常不一樣。詹姆斯隻談他自己感興趣的人物和話題。這讓劉蘇裡想起了彼得·沃森的《20世紀思想史》——這本書同樣是寫給大衆的通俗作品，其中涉及到電影、搖滾樂、科技、醫學等衆多領域。
當然，詹姆斯與沃森在筆法上有所差別。沃森的叙述沒有詹姆斯那麼天馬行空，也沒有這麼多金句。在《文化失憶》中，詹姆斯的金句比比皆是。沃森的《20世紀思想史》的行文總在“跳躍”，這使得其他專業史家對沃森有所批評。而且，知識儲備不夠的普通讀者在讀《20世紀思想史》時會跟不上沃森的叙述。但是，普通讀者在讀《文化失憶》時并沒有這種感覺。因為詹姆斯在講述那些讀者不熟悉的人物時，往往會順便帶出一群大家都熟悉的人來，這使得讀者不感到陌生。
btr認為，《文化失憶》每篇一開始有一個簡略的人物小傳。詹姆斯在講一個人的時候不求面面俱到。他是帶着一種自由人文主義的傳統的有色眼鏡來審視這些文化人。比如，在詹姆斯寫到博爾赫斯時，他談到在阿根廷獨裁統治下的博爾赫斯是怎樣的——博爾赫斯保持着某種沉默，緻力于做一個“世界公民”，但他并不特别關心國内政治。對此，詹姆斯有很多精辟的分析。對于博爾赫斯的作品，詹姆斯隻用了一句非常簡略而準确的話來概括：“博爾赫斯将其浩瀚的學識化為一場智力的冒險。”這一句話也夠了。詹姆斯用新的視角和濾鏡去審視這些人物，這是難能可貴的。
活動現場，從左到右分别為btr、劉蘇裡和陳以侃。
為何克萊夫·詹姆斯讨厭薩特和本雅明？
《文化失憶》為未來的人類展示了許多曆史教訓。在書裡，詹姆斯講了很多知識分子或文化人對納粹掌權，以及納粹倒台後的政治态度，比如海德格爾、薩特、科克托、香奈兒等。
劉蘇裡說道，加缪在寫回憶錄的時候，他大大誇張自己在二戰期間所參加的抵抗活動，但加缪對自己的作為是有所反思的。薩特在二戰期間蠅營狗苟，卻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成為法國地下抵抗的領袖級人物和法國文化的一面大旗。“我完全不能想象一個人怎麼會厚顔無恥到這種程度，你怎麼能在幾十年以後把自己打扮成黑暗時期的一盞明燈，成了精神領袖？”劉蘇裡說。
薩特。
劉蘇裡還說，“克萊夫·詹姆斯是一個有強烈立場的人。在他身上我看到更多的英國老派保守主義的色調。比如，他對薩特很不恭敬。當然，我對薩特更不恭敬。在書裡，他還提到他讨厭的其他人物，比如本雅明。他的厭惡是有标準的，或者說，他所建立标準是有基礎的。他有一個更深遠、更恒久的背景。因為知識人的專業所在，就是要用各種方式，去發現社會當中所存在的問題。知識人的集體的緘默就是一個社會得重大疾病的征兆。詹姆斯經常提到這一點。”
陳以侃提到，詹姆斯當年在宣傳《文化失憶》的時候，曾在美國上斯蒂芬·科爾伯特（Stephen Colbert）的脫口秀。當時，科爾伯特在脫口秀上故意扮演一個誇張的右翼角色（其實科爾伯特是自由派），從右翼的角度去解讀各種時事新聞，以達到一種反諷效果。在詹姆斯上節目的時候，科爾伯特就故意用一種右翼的姿态去跟他聊這本書。詹姆斯當時有句話讓陳以侃印象很深，他說：“我們知識分子想事情會犯錯，但是你不去想，肯定錯。”
《文化失憶》貫穿整本書的線索就是，每個創作者、思想者都會在特定的曆史環境面臨困境。每個人都會有絆倒自己的地方。但大家不能不讓他們思考，而用一種标準去規範他們。這就是詹姆斯的古典自由人文主義精神。創作者的沖動是千姿百态的，最後彙合成人類想要的文明的樣子。是以，人類要珍視每種創作沖動下産生的産品。詹姆斯不僅要書寫這種創作本身，他還要寫下這些創作沖動的彼此依賴的特性。詹姆斯喜歡F1賽車，也喜歡路易·阿姆斯特朗的爵士樂和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這些東西的創作沖動是相通的，這也是人類創作的多樣性所在。
另一方面，克萊夫·詹姆斯認為，所有藝術應該首先給人帶來快感。當觀賞者自己不覺得一件藝術作品好，需要别人解釋這件作品好在哪裡，那這件作品就不是第一流的。
在《文化失憶》裡，詹姆斯說爵士樂現在已經發展到很高雅甚至晦澀的階段，并不像爵士樂剛誕生的時候——音樂一出來就想跳舞。這時，聽衆已經聽不懂爵士樂，反而需要讀一篇文章來分析為什麼好聽。對此，詹姆斯表示很厭惡。詹姆斯反感本雅明和薩特也源于這一點。
詹姆斯認為，本雅明和薩特所使用的語言表述的哲學，已經背離常識。他在批評本雅明诘屈聱牙的寫作風格時，有一句精彩的評論：“披頭士時代半吊子的年輕知識分子一窩蜂地撲向社會學、哲學、文化内涵。對他們而言，本雅明那為數不多的斷章殘篇就像是一個知識的複合維生素片，又因其難以吞咽而愈發被認為功效奇佳……他越難懂，便越可靠。他可不是那麼好讀的。”當大家都在使用一種晦澀的、無法真正感受其妙處的文字的時候，大家可能會隐隐覺得，裡面有某種高妙的東西是感受不到的。于是，大家就有機會互相吹捧了。
編輯｜羅東
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