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島台灣原住民
孫權229年于古武昌鄂州稱帝，第二年便“遣将軍衛溫、諸葛直将甲士萬人”，“遠規夷州，以定大事”。三國時代，東夷已經或同化或流移或戰滅，大陸政權的海洋屬性也已極大弱化。相應地太平洋諸島夷人與大陸政權的關系也逐漸機制渙漫，疏于互動。此時孫權想到“遠規夷洲”已經帶有強烈的帝王政治色彩，缺乏了早期的道德神聖屬性。
另一方面，船舶及航海技術的發展卻以犧牲原始的遠洋生存知識技術體系為代價，上古海洋地理更是幾近荒廢。一年間，衛溫、諸葛直将士減員十之八九，僅從夷洲帶回數千人（真正有意義的行為是再續明德，重結親慕），于是孫權立即以“違诏無功”斬殺二将。
本篇三國故事，關注的不是權謀争競，而是“夷洲”的确證問題。
雖然普遍認定“夷洲”是台灣，這一觀點，基本正确，但缺乏論證，更無确證。與兩位“違诏”将軍同行的沈瑩（？~280）歸航後将夷洲的諸多資訊寫入了《臨海水土志》一書，夷洲開篇一句即“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裡”，點明了夷洲所在。而這句記述偏偏是“夷洲”無法确證為台灣的主要障礙。
首先，方位不對。以台北為的，位于臨海郡（今浙江臨海市）南偏西2°，以高雄為的，位于臨海郡南偏西8°，均應記作“夷洲在臨海南”。
其二，距離不對。台灣島與臨海（以原海門衛城隍廟為測點）的距離實測近端374公裡，遠端750公裡，分别為900裡、1800裡，即便以遠端計，此資料亦不足以證明“夷洲”即台灣，反而會反證“夷洲”并非台灣。遑論計算臨海與台灣的距離也不可能以遠端計算。
以上論證失敗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缺乏對航海距離表述背後航海意義的追究，對測點表述重視不足；第二個問題是裡制運用不當，缺乏對海民民間海裡資料的了解。
現對“臨海東南，去郡二千裡”繪圖驗證，驗證圖如下：
太平洋50國の夷洲：驗證圖
如圖，驗證結果清晰明确，無可争辯，有且僅有釣魚島符合“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裡”之記述。也即，釣魚島系“夷洲”測點。在本頭條号《倭國在哪兒？——兩漢前後倭國通用測點及其确證》一文中，我們已确證過“倭國”測點為具備航海、地理等标志意義的海島穆紹島，但穆紹島本身并非倭國本身，事實上測點通常隻具備地理分區和航海意義，并不具生存備宜居條件。
釣魚島作為“夷洲”測點所覆寫的夷洲範圍，大約為奄美大島-琉球群島-台灣島一線，其地理領域内涵與末盧國之“末盧”大緻相同，隻是物是人非，溝通末盧國和夷洲之人均已無法準确把握海民早期的地理表述，遑論還存在溝通不暢，刻意混淆的問題。正像許多地理大發現時期所謂問詢原住民命名的族名、地名與真實地名基本沒有太大關系，多數令人啼笑皆非。
就兩位“違诏”将軍和沈瑩将軍的《臨海水土志》而言，“夷洲”指台灣島并沒太大問題，一萬将士登陸台灣也沒太大問題，但其證據來自“四面是山溪”“山頂有越王射的”一類風土風物描述，而非來自明确記載的航海資料。正像穆紹島作為倭國測點（《三國志》、《後漢書》等）在新幾内亞島之北，而《隋書》所述倭國境界卻在澳洲大陸，台灣島是古“夷洲”領域之大宗不應存有争議，但測點與境界、領域仍不可混淆，尤其是在提及三國此一樁疑案時，尤其不可繞過釣魚島，對明确資料閃爍其詞而單言台灣一島。
《臨海水土志》所錄台灣島風土風俗風物，我們會專篇講述。
夷洲測點：釣魚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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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上門生于1982農場中華家
2021年1月11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