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密密的書林裡，到處有我的宿營地……” 2002年的黃宗英，孫建三攝
我國著名的電影表演藝術家、作家，上海第七屆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得主黃宗英于今晨12月14日三點二十八分謝世，享年九十五歲。
2014年，黃宗英90歲生日，前《文彙報》筆會部副主任餘之曾為其撰文——
這是黃宗英1942年主演話劇《甜姐兒》的劇照。黃宗英是《文彙報》的老朋友、老作者，早在1946年她才20歲出頭，就在《文彙報》上連載了散文随筆《寒窗走筆》。
床頭上挂滿了各種各樣笑容可掬的小動物、小布娃娃；小桌子上堆着她在看的書；一張靠背椅，一張床，這就是九秩黃宗英全部的活動空間。由于行動不便，我每次去看她，她都是靜靜地坐在靠床的椅上，或看書，或在養神，她那靜穆、安詳的形象，無論如何與舞台上騎馬揚鞭、英姿飒爽的“甜姐兒”以及當年登山涉水的“屬雲的人”聯系不起來。
2013年的最後一天下午，我再次去醫院看望黃宗英大姐，帶着一條大紅格子圍巾，尾端下墜四隻紅色的絨毛球。我知道她喜歡紅色。幾年前的一個冬天我去看她，她指着我脖子上的一條紅格子圍巾說：“你這條圍巾能不能送我？”我說：“當然可以！”我解下圍巾遞給她，我夫妻将它圍在老人的脖子上，她笑了。我感到幸運。
此次，也是我夫妻将挂有絨毛球的圍巾給老人圍上，并對她說：“如果您不喜歡這四隻絨毛球，可以随時解開的。”老人笑着連連說：“喜歡，喜歡！”我跟她說：“再過十幾個小時，您就是九十歲了。”她開心地說：“是的，是的！”說着，老人從旁邊的桌子上拿出一張照片給我們看：“這是我二姐，今年一百歲。在天津。”我看照片上的老人，笑逐顔開，手上捧着一隻彩色氣球在玩。我跟她說：“您健康地一百歲沒問題。”老人像一個小孩似的，豐潤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人們稱老人為“老小孩”，在我看來，九十高齡的黃宗英大姐就是這樣一位可愛的“老小孩”。
“老小孩”有令她驕傲、充滿向往的豆蔻年華。六年前，我在編《永安文叢》的時候，在一百多期的《永安月刊》中意外地發現了一張黃宗英的彩色封面照，那是她的成名作、話劇《甜姐兒》的劇照：一身夾克皮裝、長靴，手握馬鞭，英姿勃發。我請朋友将這張劇照放大，配了鏡框送給她，她很高興，将它放在病房的窗台上。她說她自己也沒有這張照片了，在一旁的姜金城兄（《黃宗英畫傳》一書作者）也說他編黃宗英畫傳多年，也沒見過這張珍貴的照片呢。黃宗英向我回憶說：“《甜姐兒》是我的第一部舞台劇，也是我的成名作，拍這張照片時大約才十八歲光景，那時永安公司常用大客車拉着明星們去他們的照相館拍照。”那時為《永安月刊》拍封面照的明星雲集，有白楊、上官雲珠、童芷苓、周璇、陳雲裳、蔣天流、龔秋霞、秦怡等上百位。
《甜姐兒》在卡爾登劇場（原址在大光明電影院邊鄰的黃河路上，後改名長江劇場，現已拆除）上演了好長一段時間，轟動一時，幾年下來總計上百場。她的一身馬裝成了當年時髦女子追逐的時尚，有的富家女子帶着裁縫師拿了量衣的皮尺子來量她的戲裝。住在劇場對面的弄堂裡的一位小女孩（她至今還記得那位小姑娘的稱呼，叫蓁蓁）受她奶奶之托提着搪瓷多屜飯盒，裡面裝着腌笃鮮湯、百葉包肉、青菜和米飯，送給黃宗英。小姑娘說，奶奶和爸爸要請她今後到她家去吃飯，隔一條馬路，不卸裝也能去的。那天以後，小姑娘天天要來拉黃宗英到她家去吃飯。“老奶奶總是把粉蒸肉、火腿幹絲塞到我的碗裡，還念叨：怪不得人介瘦，年紀輕輕的不正常吃飯哪能行呢？”黃宗英至今還不忘這熱情的一家人。黃宗英俊美的舞台形象也吸引了衆多上海男子，每天晚上演出結束，總有年輕男子來劇場後門等她，有的是要一睹明星的風采，有的是約吃宵夜，還少不了闊少、“小開”開着車要來接她出去……黃宗英回憶起青春歲月的這一幕，總是羞澀而甜美地一笑：“那時候自己年輕，真是把我吓煞脫了！”
黃宗英15歲随大哥黃宗江來上海演話劇，當年就與電影公司簽下了第一份電影合同，以後幾年的歲月裡出演了衆所周知、脍炙人口的電影《家》《麗人行》《幸福狂想曲》《烏鴉與麻雀》《街頭巷尾》《雞鳴早看天》等，成為與白楊、秦怡、上官雲珠等一代明星齊名的傑出的表演藝術家。
黃宗英不僅以她出色的銀幕形象長留在觀衆印象中，她還以她隽永的文字、衆多的文學作品留給廣大讀者與文壇。她是《文彙報》的老朋友、老作者，早在1946年她才20歲出頭，就在《文彙報》上連載了散文随筆《寒窗走筆》，赢得讀者；她創作的報告文學《小丫扛大旗》《小木屋》《大雁情》《美麗的眼睛》；散文集《星》《桔》等等傳頌一時。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文彙月刊》任職，有一天，她對我說：“你能不能跟你的上司談談，給我一張‘文彙報特約記者證’，并給我報帳寫報告文學的旅費，你試試看。”我回報社後立刻向當時負責采訪的副總編輯陸灏同志作了彙報，他一口答應，并跟我說她寫的稿子要給《文彙報》，黃宗英也是一口答應。她當時的月工資是230元，在那時雖不算低，但要跑邊疆采訪旅費是吃不消的，那年月，光從上海到北京的一張軟卧就要96元。三十多年前，她自認為自己才50歲出頭，經過自我要求改造的下鄉勞動與在采訪徐鳳翔的那些日子裡，她隻坐硬卧，她用契诃夫的話自勉自己：作家要坐三等車。到了外省不去找省委，自己找一個普通招待所住下。沒有浴室，大熱天，男住客們都是穿着短褲衩在院子裡沖洗的，而黃宗英則用她自己的話說“隻能沖進短褲衩陣接一盆冷水，回到屋裡從頭到尾洗個遍。”上路歇腳，有時餓了，就買兩個甜瓜一磕，啃了，解渴又解餓。在高原采訪途中她給我的一封信中有一段是這樣描述的：“我們找不到車，按原計劃是乘車走川藏路北線過雀兒山（經昌都）往成都，全程1800多公裡，在波密海拔2700米，如今已到冬令，早晚氣候都在零度以下，室内結冰，更不要說海拔4000-5000米的山頭了……我是很想親身體驗1800多公裡的險路（600多公裡也要過高高的色喜拉山，海拔4700米吧？）既然很多幹部和群衆都要走這條路！……不與群衆同甘苦，是難以了解時代、人民、現狀的。我的任務，我想不僅僅是交一兩篇文章。”她在信中還向我披露了劄木中學一位援藏教師不久前遇險身亡的事。說實話，我當時看了她的這封信是倒吸了一口氣的！一個年過半百的女性，竟要冒這樣的險，去采訪、探索一種精神，她的行動本身也展現了一個作家的良知與精神。此次她要去采訪、寫作的，就是她後來發表在《文彙月刊》上的那篇著名報告文學、書寫高山森林生态專家徐鳳翔事迹的《小木屋》，此篇報告文學發表後立即在文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全國多家權威報刊都作了轉載，并獲得了“文革”結束後中國新時期第一屆優秀報告文學獎，我也借光得了個優秀編輯獎，赴京參加了授獎大會。
對于這段經曆，黃宗英對《文彙報》充滿了感激。她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那時候，記者證可管用啦，火車票緊張，記者證不用排隊。記者證也避免我自己變成采訪對象。我對《文彙報》銘心感激。”
九十高齡的“老小孩”有一顆晶瑩純潔的愛心。“老小孩”酷愛“小小孩”。黃宗英曾擔任過上海劇影協會福利部副部長，又兼任協會事先串通的人所所長。有愛心的人必有童心。也許是年邁了，她的這顆童心更顯熾熱。近年來，我也常帶小孫子和一些照片去給她看，她的快樂與喜悅之情毫無掩飾地表露在她那燦爛的笑容中，連連說：“好白相，好白相！”……愛的光環、對人生美好事物的留戀，使我感慨不已！我想：這種愛，絕不是對一個人的，是善良的人類共性的透亮呈現，這種出自天性的愛，隻不過是到了人生的黃昏，他（她）對生命、對一切人間美好的事物的眷戀之情更真切、更濃烈罷。
黃宗英不僅是一位才藝出衆的藝術家，也是一位正直、有良知的作家。1983年自我采訪黃宗英在蛇口的“都樂書屋”起，到上海她的淮海路家，三十多年來，因為工作關系，我與她多有接觸、交談，在我的印象中有兩件事她始終堅持着她的正直、正确的見解：一是對趙丹藝術上的不公，從被趙丹稱之為“藝術史上一大慘痛的遭遇”（見趙丹：《銀幕形象創造》一書）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始，到不讓趙丹演魯迅、周恩來等，直至對他臨終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的批判。我明白，她的這種長積于胸的塊壘絕不僅僅是因趙丹個人的。趙丹與黃宗英都是在舊上海國統區從事革命文化事業的進步青年，他們向往進步、向往新中國，電影《烏鴉與麻雀》《武訓傳》幾乎同時在建國前夕創作的，作品的揭露黑暗、讴歌良知的進步性是無可争議的。《武訓傳》是在1948年躲着國民黨特務的審查、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開始籌備的，第二年，受周恩來“要演活武訓精神”的訓示，導演孫瑜及趙丹等全體演職人員夜以繼日，在資金短缺等多種困難的條件下，終于合力完成。電影在建國後公演，在全國的觀衆與報刊輿論中獲得了極好的評價（公演前四天在中南海放映，也受到了朱德、周恩來等中央上司的贊揚）。可是令他們想不到的是，1951年《武訓傳》卻受到了全國性的批判，這不是對于向往光明與進步的文化工作者的當頭棒喝麼？他們疑窦重重，百思不解，總是懷疑自己錯了。至于對趙丹“臨終遺言”的批判，她更是耿耿于懷。是以她對巴金在《随想錄》中肯定趙丹的文章表示是由衷的感激的。曆史發展到今天，事實證明：黃宗英的堅持是對的（1986年國務院下文為《武訓傳》恢複名譽）；二是她在12年前，以負責任的态度寫下了在文化界、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的《我在現場—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見李輝主編《大象人物自述叢書·黃宗英自述》一書·大象出版社），以唯一在世的見證人寫下了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問話時對魯迅的評介，對已發表與出版的不精準的表述，作了糾正。
黃宗英從十六歲演出話劇《甜姐兒》轟動上海灘起步，她的演藝、筆耕生涯已經走過了整整七十四個春秋，今年7月13日是她九十歲生日。在此，衷心祝願這位《文彙報》的老朋友、老作者、我尊敬的前輩生日快樂、健康長壽！
作者：餘之
編輯：周敏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