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社北京7月26日電 題：走進中國共産黨“翻譯國家隊”：如何架起中西交流之橋？
中新社記者 李京澤
今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在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有一批有着中國共産黨“翻譯國家隊”之稱的翻譯專家，他們緻力于把黨的重要文獻翻譯給世界，讓人們讀懂中國共産黨。為什麼黨的英文官方名稱是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而不是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為何“一帶一路”要被譯為“ the belt and road”？如何通過翻譯架起中西交流之橋？中新社“東西問”走進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專訪第六研究部譯審劉亮、愛爾蘭籍專家肖恩，請他們講述背後的故事。
現将訪談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作為中國共産黨“翻譯國家隊”，貴院近日組織專家對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進行了翻譯。哪些提法或表述的翻譯令您印象深刻？您認為這篇重要講話向世界傳遞了什麼資訊？
劉亮：總書記“七一”講話中的很多提法都非常讓人振奮，比如“偉大建黨精神”“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國之大者”。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這句話的翻譯。
翻譯可以概括為兩句話：一是中文怎麼了解，二是外文怎麼表述。“江山”這個詞在“打江山”語境下可以讓人聯想到“奪取政權”，但“打江山”“奪取政權”是上世紀上半葉的語境。中國共産黨已建黨一百年，作為執政黨守江山也已70多年，如果把“江山”單獨了解為“政權”就有些片面，了解為“國家”更全面準确。
在中文修辭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屬于隐喻修辭手段。在外文語境下，有沒有類似、相同的句式呢？在歐洲，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曾說過“l'état, c'est moi”(朕即天下)，在歐美語境使用了類似中文的隐喻句式。從語言角度出發，翻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時也可以采取相同的方式，更精煉地把這句話的根本内涵表現出來。是以我們最後确定了直譯的翻譯政策(this country is its people; the people are the country)。
這句話反映了中國共産黨的人民立場，突出了黨對人民重要性的認識，是對中國幾千年來傳統思想中有關民本思想的提煉和升華，反映出中國共産黨一種偉大的情懷。
肖恩：這篇重要講話給世界傳遞了幾條非常明确的資訊。
第一，中國人民是愛和平的人民，從不欺負或者壓迫其他國家人民，将來也不會這樣做；第二，中國希望和世界各國攜手合作、一起發展，中國會堅持開放，不搞封閉；第三，中國有決心捍衛國家主權、發展利益和領土完整，不接受其他國家的欺負、壓迫或奴役。
資料圖：7月1日上午，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
中新社記者：我們注意到一些西方媒體在提到中國共産黨時，常将其表述為ccp(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但中國共産黨的官方英文表述是cpc(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作為來自中央文獻翻譯權威部門的專家，兩位認為官方将黨的英文名稱确定為cpc是出于何種考慮，如何看待cpc和ccp之間的差别？
劉亮：建黨初期中國共産黨從力量上說比較弱小，當時選用了ccp(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作為中文譯本，表示這個政黨不是在其他國家，而是在中國成立的共産黨。後來黨不斷發展，力量不斷壯大，中國共産黨把英文名稱改成cpc(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這主要展現出黨的獨立性。從曆史角度看，這個問題比較清晰。
中國官方檔案和媒體報道中都使用cpc，而國外一些媒體一直使用ccp，這種不一緻的情況是不符合慣例的。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共産黨，名稱無論是中文、英文還是各種外文，都應遵循“名随主人”這個慣例和規則，應該由中國共産黨自己來确定用哪個名稱，這樣才符合國際慣例。
肖恩：我先從chinese說起，它可以表示與中國有關的東西，指中國文化、中國人民或者中華民族。“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強調這個政黨是中國人在中國成立的，但它的重點還是放在“communist party”。“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的關鍵在“of china”這個部分，就是說這個政黨是屬于中國的政黨、是為中國奮鬥的政黨。随着曆史的發展，“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能夠更好地展現中國共産黨的性質和使命。
資料圖：“義新歐”中歐班列金義新區平台内，從業人員正在進行塔什幹棉漿集裝箱吊裝作業。李建林 攝
中新社記者：外界高度關注中國共産黨的重要理念和倡議，有關譯法也備受關注。比如“一帶一路”倡議誕生後的一段時間，外界對其英文表述一度是“one belt, one road”，但後來官方表述确定為“the belt and road”，為何最終決定采用這種譯法，不再突出“one”？
肖恩：“one belt, one road”是直譯，形式上非常貼近“一帶一路”。belt的意思是地帶，但也可以指腰帶，和one搭配起來可能會讓人想起一條腰帶，意思不是特别清晰。“the belt and road”能夠讓大家更好地知道我們說的是經濟帶，而不是一條腰帶。另外一個問題是“one belt, one road”過于強調one這個詞，“一帶一路”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大架構下有多條路線而不隻是一條路線，用“the belt and road”就可以避免這樣的誤解。
劉亮：現在“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這種譯法已經很普遍，但在最開始的時候，(一些報道中的)英文譯法沒有使用initiative(倡議)，而是用strategy(戰略)。戰略這個詞暗含着一種國家行為政策，改成倡議之後，就表明“一帶一路”的核心是合作，是開放包容的，希望每個參與者能夠共商共建共享，這才是“一帶一路”宗旨所在。有了這樣的譯法之後，(“一帶一路”的)英文概念很快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和使用。
中新社記者：對大部分中外讀者來說，中央文獻翻譯有一定神秘色彩。您能否結合曆史和現狀談談中共為何如此重視中央文獻翻譯？這項工作試圖在中國和哪些外國人士之間建構對話管道？
劉亮：中央文獻翻譯是把中共重要黨政文獻翻譯為外文，它起源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産國際機關刊物上分别刊登了俄文版、英文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第一篇被翻譯成外文的毛澤東著作。此後有關毛澤東著作的翻譯都是小規模開展的，直到解放後的一段時期，可以稱為中央文獻翻譯的第一個時期即起步期。
第二個時期可歸納為機構化時期。1950年，中共中央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開始組織俄文版和英文版的翻譯。1961年12月，毛澤東著作翻譯室正式成立，歸屬于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翻譯(常設)機構化從那時開始。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後進入中央文獻翻譯的第三個時期，我稱之為井噴式快速發展或新發展時期，翻譯内容不斷擴充，形式不斷創新。特别是2018年機構改革後，中央編譯局、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獻研究室三家整合成立了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現在從事中央文獻對外翻譯的第六研究部有英、俄、法、西、日、德、阿七個語種，翻譯機制實作質的跨越。
中央文獻翻譯的内容，已從最初的毛澤東著作翻譯擴充為三大版塊。一大版塊是上司人著作、各種各樣的文選翻譯；第二是重要會議檔案翻譯，包括黨代會報告、政府工作報告、五年規劃；第三是黨史黨章黨規翻譯。
交流管道分為四個方面：第一類是新聞媒體，每年兩會和曆屆黨代會期間，新聞媒體可以第一時間得到報告官方譯本。第二類是外交人員，各國駐華使領館人員、中國(上司人)對外出訪時外方的接待人員，都會得到相關譯本作為日常工作的參考。第三類是學術研究人員，他們可以參考官方譯本了解中國政策方針。第四類是商務政務人員，現在有很多外國人來中國進行政務商務活動，想事先了解中國情況和中國共産黨曆史，可以從譯本中得到參考。
劉亮與肖恩在工作中探讨問題。劉亮供圖
中新社記者：中國共産黨有不少政治理念或概念植根于中國曆史文化土壤，與中國社會實踐緊密結合，具有獨創性，有特定含義和價值判斷，這些詞彙很難在翻譯的目智語言中找到現成對應的概念或解釋。能否舉例說明，如何通過精準到位的翻譯，讓外界讀懂中國共産黨的理念主張？
肖恩：我們翻譯理論、理念的時候不僅要考慮字面意思，也要考慮身外之意(深層意義)。有的重要理論或表述可以逐字逐句翻譯，比如“摸着石頭過河”可以翻譯為“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for the stones”，通過直譯讓國外讀者感受到中國文化和語言特色。
别的一些理念則需要仔細琢磨怎麼翻譯。比如，大國外交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的人會用“great power diplomacy”來翻譯(大國外交)，但這個譯法很容易讓人想起強權政治和殖民主義，中國已經明确表示不會走這條老路，是以“great power diplomacy”不符合中國外交提倡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赢原則。我們覺得更符合這些原則的是“major country diplomacy”，它表達了“主要國家”的含義，表述比較客觀中立。
劉亮：政治文獻翻譯很重要的一點是把關鍵資訊正确表達出來，比如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總書記提出的重大理念，這個詞翻譯的關鍵在于“命運”怎麼了解、“共同體”怎麼了解。我們将它翻譯成“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關鍵詞就在于“shared future”，意思是共同的未來。這個譯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思想——“共創未來”相契合。也有人将其翻譯成“common destiny”，destiny也有命運的意思，但更有一種定數和宿命的含義在裡面，假如用這個詞，就違背了中文的含義。
我們作為譯者，不是簡單的文字搬運工，而是要建構起原作者和讀者之間一座溝通的橋梁。我們希望譯文能夠得到國外讀者的了解，讓廣大國外群眾能夠認可中國的理念，讓我們的聲音傳得更廣，能夠被聽得見、聽得清、聽得懂。
中新社記者：我們注意到每隔一段時間，中央文獻翻譯部門會研究和總結一些新提法，并提供官方譯文。請問選擇新提法有何考慮、确定譯文遵循哪些原則？
劉亮：這些新提法、新表述可以概括為中央文獻翻譯的術語。中央文獻翻譯術語的審定是2018年機構改革時(中央)給我們機構界定的一項職能。
我們一般會定期釋出一些術語，釋出時遵循四項原則：第一，核心的概念；第二，具有傳播力(的提法)；第三，一些專業性表述；第四，有中國特色的話語。
肖恩：翻譯術語的原則首先是忠實性，盡量讓外文呈現原文的立場、觀點和風格，同時也要考慮好怎麼讓這些術語流暢道地，讓國外讀者接受。
翻譯的目的在于傳播和溝通，中國的政治語言非常凝練濃縮，需要我們去做一些解釋性工作。比如“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如果我們隻按照字面去翻譯這些重要表述，國外讀者可能沒辦法把它們的含義了解透，我們要做必要的解讀和解釋。
肖恩在中國廣西桂林留影。肖恩供圖
中新社記者：對外翻譯為中國經驗、中國故事、中國方案的準确表達和有效傳播提供可信文本，但考慮到東西方文化背景和話語體系的差異，話語轉換長期面臨較大挑戰。應如何看待和了解這種挑戰？如何通過翻譯将中共和中國的故事融入世界文化之中，架起東西方文明交流之橋？
劉亮：我們一直希望能在翻譯中清除文化差異帶來的影響。要做到這一點，起碼要有兩個轉變，觀念轉變和角色轉變。
觀念的轉變是指我們要建立開放、包容、平等、共享的理念。在對外翻譯中共治國理政的思想、理念和政策方針時，我們不僅要做好筆下文字工作，還要放開胸懷。有了開放包容的态度，才可能有進一步交流，實作各種文化之間的互相欣賞，文明互鑒才會得到發展。角色的轉變要求譯者時刻把自己放在讀者角度思考和審視翻譯工作。我們不僅要學習閱聽人的語言，還要關注和了解他們的文化思想意識。
肖恩：中西文化差異确實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一些麻煩。舉個例子，中西方對紅色有不同了解。中國人特别喜歡紅色，覺得它代表着喜慶、運氣，結婚的時候要穿紅色的衣服，更重要的是紅色也代表着革命，代表着中國共産黨。在西方，紅色更多與攻擊性和憤怒有關。是以我們翻譯紅色江山、紅色旅遊、紅色基因時不用red這個詞，而是把它的含義直接翻譯出來，比如紅色江山翻譯成“socialist country”(社會主義國家)，這樣就可以避免不好的表達效果。
中新社記者：在黨的文獻翻譯過程中，“洋面孔”越來越受關注。中共建黨百年相關文獻翻譯過程中，外國專家發揮了何種作用？
劉亮：其實中央文獻翻譯一開始就沿用了中外合作的模式。早在1950年開始翻譯毛選的時候就有一批外國專家，愛德樂(solomon adler)，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等都參與了毛澤東著作的翻譯。
譯文審定時，外國專家可以對譯文進行修改潤色。作為中國人，我們會在中文了解上把好關口，確定譯文忠實準确，中西合璧會大大提高譯文水準。外國專家的最大貢獻在于提供了一些道地的譯文表述，包括十九大報告、總書記“七一”講話譯文在内，很多懂外語的人或外國人讀了之後發現譯文流暢度特别高，表達特别神似。這種效果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國專家的貢獻，是中外合作的結果。
中國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越來越多外國友人來中國工作，不斷補充着外國專家的隊伍。這種大背景下，我們有希望招到更多、更高水準的外國專家，更多擴充、充分利用外國專家的語言優勢。
中新社記者：肖恩先生，您怎樣看待中共吸納外籍專家翻譯文獻這一做法？您參與文獻翻譯後有哪些收獲呢？
肖恩：我特别喜歡這個工作模式。比如，我們今年翻譯了《中國共産黨簡史》，提前了解一些中國和中共的曆史，也讀了《中國共産黨的九十年》這本書，看了一些外文資料。通過這些準備工作，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曆史，也可以從英文曆史書裡了解到關于中國曆史的表述。從這個方面來說，提高了我關于中國文化、曆史和政治的知識水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