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徐先生的書已經十多年了。他的第一本中文書，應該是《邁向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出版那天，我還在小鎮北畺國中，當時流行的"後學"在我心中，就像天地一樣，自然沒有機會了解景。我與他的書結了結，隻好等到2005年，那《知識分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讀書名，幾乎是宣言書，這是那個時代的潮流和特點，當時智力研究可以形容為學習的展示，名字包括"知識分子"的河流等書籍;這本書，與其說是讓我看到徐偉的思緒，不如說是讓我感受他的感受。
據我所知，從2005年到2015年，在這十年中，徐偉在中國大陸出版了13本書。2016年初，三會圖書推出徐偉作品集，幾乎抹去了之前出版的重要作品。這無疑是讀者的福音。就我而言，還有一個很大的驚喜，那就是期待已久的《治與教育：從人民到公民》（中央彙編出版社2016年版）終于被引入，我想，這本書在徐偉的寫作和思想布局中，是處于核心地位的，它的出版，像龍的眼睛一樣。這也讓我有機會談談這些年來閱讀徐偉的經曆和見解。
徐渭
直刺猬的年代是黑暗的
從學者到知識分子
把徐偉出版的所有書籍排成一排，我們會找到一條清晰的脈絡。以2010年為界線。以前的作品傾向于學術界，範圍從"邁向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到"從公共生活到尊嚴：全球正義和公民身份"，并檢視标題并翻閱目錄以确定究竟發生了什麼。這裡的學術不僅指文章的主體，也指思想的标準：他雖然對現實說話，但他仍然取代了學者的位置。此後，他的作品，如《傻瓜與英雄之間：大衆社會的兩面派》、《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等，包括看似學術專著的《頹廢與沉默：透視憤世嫉俗的文化》，文章的主體收錄，用徐偉的性格來形容，稱為"公開論文"，按照我們慣常的說法，是《時代回顧》。寫這些書的徐偉，更接近于公共知識分子。
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并不沖突，兩者兼而有之。學者也是衆多公共知識分子的人物。我在這裡做一個很強的區分，就是勾勒出徐偉的轉折：不難發現，近十年來，他的公衆關懷越來越強烈，演講對現實的表達越來越密集，語言和風格越來越直白，批評越來越尖銳。雖然這隻是一個正式的轉折，其思維的本質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但轉折的出現，仍能說明一些問題。因為像徐偉這樣的轉向還有更多。如果在1990年代，知識分子從廣場的喧嚣退到冰冷的、書本的咆哮，那麼在新世紀之後，潮流恰恰相反。毋庸置疑，研究政治、經濟、社會和曆史的人文學科學者，甚至研究數學、醫學和科學的科學和工程學者，都無法壓制或隐藏他們對現實的關注，他們沖出大學，走向公共媒體，走上街頭和田野。這背後有時代的興奮。時代的戲劇性轉變不僅導緻了對學術價值的重估，也導緻了知識分子自然責任的重新确立，這是知識分子的主題——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
現在重讀這本書，我不禁想起了博爾赫斯。1969年，70歲的博爾赫斯在他的第一本詩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激情》的序言中寫道："我發現，1923年寫這些東西的年輕人，今天就是那個認識或修改這些東西的紳士......對我來說，"布宜諾斯艾利斯激情"包含了我後來寫的所有内容。"像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激情一樣，《知識分子——我的想法和我們的行為》幾乎囊括了徐在未來十年裡寫的每一個話題："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政治是每個人的一方"、"光明的對話"、"規則與教育：從民族到公民"、"愚人與英雄之間"、"抛棄與沉默：視角犬儒文化"。對文化批評的記憶和遺忘"導緻"人們記得什麼原因"......考慮到這一點，他能夠了解輪到他，用通俗的話來說，隻會改變他與世界相處的方式，而保持不變的是他與世界的基本關系。十年來，他的思想始終如一，像一道銳利而堅忍的光芒，直奔時代的黑暗。
曾梵志作品
塑造公民理性
做一個知識淵博的人的工作
在《知識分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一書中，許志永重新定義了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那些努力思考，克服公共生活思維缺陷的人。知識分子政治不僅關注學術糾紛和特殊圈子内的自我定位差別，不僅是為了資源和智力力量利益的配置設定，也是為了普通公民群體提供特殊知識，以便他們能夠規劃自己的生活，設計生活品質并期待未來的變化， 做出更理性、更人性化的選擇。"有兩種說法值得注意，一種是'克服公共生活思維的缺點'，另一種是'向公衆提供特殊知識'。《光明對話》一書不僅是對"公共生活中的思維缺陷"的批判，也是對中國公民和那些渴望成為公民的人的"特殊知識"。
中國人喜歡講道理，但又不講道理。我們的政治生活被宣傳和立場所支配，我們的日常生活被詭辯和精神所支配，這些共同之處不僅在于缺乏明确的理性，還在于缺乏追求明确理性的可行道路。毋庸置疑，強者和人民，僅知識分子，在整個二十世紀，有多少人可以被稱為理性人？前半部分的名言，梁啟超善于情緒化，而不是通情達理的人，陳獨秀殺氣，魯迅有刀筆之風、投機動機、人身攻擊等都是其慣用的政策，這些手段都是合理的大忌諱，大到隻有一個胡适，在堅持底線的理性。至于下半場，就更不令人印象深刻了。有人崇拜顧權，但顧全雖然是思想的先驅，但用的語言卻充滿了思想上的殘酷、不合理的标準（當然，這是時代的局限，不應該苛刻）。直到世紀之交，王曉波、刀爾登、徐偉，這位道路理論家才嶄露頭角，在權力的荊棘和憤世嫉俗交織在一起，通往岐山森林之路的藍縷。
與同行相比，徐偉的特點是他不僅講道理，還教人如何推理，《光明對話》是一大學學教科書。這符合老話說，給人一條魚比給人一條魚好，以及徐偉引用的安德烈·格德的話，"重要的是你的眼睛，而不是你所看到的。"在這方面，理性的價值不僅在于說真話，還在于推理過程中，對理性者的訓練和訓練：如何用正當的理由說話，如何合乎邏輯，如何互相尊重，如何容忍不同人的觀點......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理性才能真正成為一種價值規範和生活方式"。
理性的價值規範，即公民意識的培養和培養。徐偉一直強調，理性是公民的本質素質，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我的結論是，對個人的推理可以塑造一種公民理性，對社會來說，可以塑造一種公共理性。這句話是讀懂徐偉的感受。
基于理性與公民之間的密切關系，《光明對話：關于公共教義的十八次講座》适合閱讀《規則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我不打算大方，但我必須指出，這本理論教科書也不錯，徐偉的其他書也是，它的命運和基礎，就像"統治與教育：從人民到公民"一樣，正如徐偉思想的本質，隻是在"公民"一詞中，而這兩個字之前， 您可以添加"中國"字首。雖然徐偉是外國人，仍然關心自己的祖國，他并沒有疏遠祖國的苦難，而是深刻意識到中國最需要的是什麼，是以多年來，他始終堅持公民标準，堅持公民的聲音，普及公民觀念，實施公民教育， 為了做一個知識人的職責和一個中國人的原來角色。
我經常推薦徐的作品，尤其是《光明對話：關于公共理性的十八講》和《統治與教育：從民族到公民》。有人問我：你能用一句話概括徐偉的想法嗎？我半機智地想着，回答說：在流氓世界的理性，在憤世嫉俗的國家。被建立的人是公民。
"知識分子政治不僅關注特殊圈子内的學術競争和自我定位，不僅關注資源的配置設定和知識力量的收益，還關注向廣大公民提供特殊知識的需要，以便他們在規劃自己的生活時能夠做出更理性和更人性化的選擇， 設計生活品質并展望未來的變化。
本文發表于4月9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2版，由Yugo主編：Pauline出版，不得被未經授權的其他公衆号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