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正義使者和十惡不赦雙重缺席下的左翼電影。
在左聯成立不久後，由中國共産黨上司下的左翼文藝工作者正式進軍電影，有了轟轟烈烈的左翼電影運動。作為肩負着時代前驅責任的左翼電影，在這一時期拍攝了許多反映社會與時代真實的影片，開拓了中國電影發展的新方向，開創了中國電影現實主義的傳統，帶動了中國電影整體性的飛躍。
影片導演是曾拍過《狂流》的程步高，影片中精細的場面排程、各角度機位的展現以及特别的鏡頭運動無疑是導演的細緻把控，為整部片子增加了觀賞的趣味性以及畫面的紀實性。影片一開頭，三十多秒的長鏡頭，從“順德裡”這個門上的牌匾出現，鏡頭跟随垃圾車緩緩進入弄堂裡面，到了一扇門前，雖然畫面并沒有非常穩，但就是這樣的一個鏡頭讓我們看到了故事所發生的小環境，也奠定了整部影片平緩的基調。這便是程步高口中的“運動技巧”，長的運動鏡頭在那個時代一定不多見，而就是這樣的導演技巧，為我們呈現出了這樣一部完整流暢度很高的影片。
《新舊上海》這個故事來自于編劇洪深，它不像有的左翼影片一樣有着強烈的教化群衆的意味，隻是用着近乎白描的手法繪制了一副最普通大衆的平時生活，從中我們看不出它帶有什麼感情色彩，似乎就隻是單純的記錄着幾家人生活中的家長裡短，這正表現了左翼電影提倡電影“大衆化”和“平民化”這一觀點。
這樣一個故事在當時放映，會讓大衆獲得更多的認同感，進而增加對這部影片的喜愛。而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在影片中所展現當時的一些社會問題，現在依然存在：住房緊張、失業下崗如何解決、貧富差距較大、夫妻關系問題以及關于孩子的教育等等，都仍是我們現在的社會熱點。而這樣的情節在當時左翼思潮中是少見的，是被忽視的，但卻不該被忽視。
除了故事本身的特别之外，人物刻畫應該是影片中的最大亮點，在《新舊上海》中每個人物都是完整的、有多面性的，沒有絕對的善，也不是絕對的惡。這與之前以及左翼時期的電影又有了不同，整部影片中沒有一個人是絕對的“正義使者”，也沒有一個無惡不作的壞蛋，這似乎和我們的真實生活更加貼近。
影片伊始就給我們繪制了一幅小市民的衆生相：一個清晨的六點，汽車夫根泰和他的妻子兩人六點就起床，雇主七點要用車，是以早早出門；一大早就起來收拾房子的二房東太太；住在閣子間裡被早起的房東太太叫醒的教師陳先生；木器店跑街的範先生和她多病的妻兒；早上剛從舞場裡回來的舞女姐妹；早起去“上班”的袁先生。影片花了五分之一的時間來描寫這樣一個普通的早晨，卻讓我們看到了每家每戶的生活不易，更是當時上海經濟大蕭條下，底層上海市民的真實生活場景的縮影。
二房東太太在整部電影中并不占最重要的部分，但二房東太太的出現才讓六戶人家之間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影片中對房東太太的展示，讓我們看到房東不是隻有“好壞”之分。影片中經常出現的一個場景就是房東太太坐在會客廳裡，看着每一戶人家進進出出，然後幾句看似不經意的寒暄，進出時隻在生活條件不錯的袁先生經過的時候站起來問好，這樣一個簡單的情節設計和細節描寫，把房東太太善于察言觀色、心思細密以及勢利一心認錢的人物特點表現的淋漓盡緻，這看起來就是一個“惡”房東的代表形象。
但之後房東太太在知道袁氏夫婦生活拮據不好時，還在節日裡專門為袁先生燒了他愛吃的紅燒蹄髈，在欠了大房東兩個月房錢時才向已經欠了她三個月的房錢的範先生一家要房租，這不僅讓房東太太這一人物形象立體了，也更加貼近現實，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人物，而不是出現在故事裡的“紙片人”。
影片中最主要的人物便是袁氏夫婦，影片對二人的刻畫也可謂是細緻入微的。袁先生在絲廠做工，有着一個相對體面的身份職業，在這六戶人家中算是生活最好的了，但因為上海經濟不景氣，絲廠停工，袁先生卻要為了面子，仍然堅持早起去“上班”，其實是去茶館打發時間，家庭沒了收入來源，卻還要維持之前體面的生活，為了不讓房東太太起疑心。而在之後他們中了五千塊時，卻說紅燒蹄髈不吃了，生怕鄰居知道自己發了财，這樣看來袁先生是個好面子、虛僞、小氣的人。
但在情節中還有這樣的場景，袁先生才用當當的錢勉強湊好給别人還的錢，卻在失業且家庭拮據的鄰居範先生向他張口想借點錢看病時，慷慨地太不像話。他也許也是為了面子，給鄰居擺闊，才借錢給他們，但也是這樣類似的情景，讓觀衆袁先生有了更多面的認識。而就是這種鄰裡鄰居之間的互相提防、互相打量卻又同舟共濟、共渡難關是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也是每個人多面性的呈現。
而袁太太看起來是一個潑辣不講理的女人，跟丈夫拌嘴時總說的對方啞口無言，但同時又體貼丈夫，她還是有着相對“先進”的思想的新女性，“好像女人是不會有錢的”、“你有你自個兒的錢，我自然也有我自個兒的錢”、“這五塊錢窮也窮不到哪兒去，闊也闊不到哪兒去”。這幾句台詞又讓袁太太為當時社會的廣大女性發聲，充實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讓袁太太這一人物形象豐滿起來。
此外，袁氏夫婦承包了整部片子的大多數笑點，兩人的對話放在現在來看仍然時髦，作為一部喜劇，我認為其中最經典的一段就是，妻子中了五千一百塊後，兩人躺在床上的對話。兩人都說快睡吧，卻又都忍不住對着五千塊做已規劃設想，然後偷笑，還商量着日後怎麼裝窮，兩個人一來二往的對話讓人忍俊不禁，鏡頭一直是固定的，就是靠兩人的語言和細微的神态演出了逗人發笑的效果，在發笑的同時又引起觀者的思考，這似乎是喜劇最好的一個歸宿，是黑色幽默在八十年前的展現。
縱觀過去，在影片《勞工之愛情》中，那些惹人發笑的場面好像是在演一出滑稽戲，通過一些誇張的動作神态、一些故意設計出的搞笑場景來逗笑觀衆，隻是浮在表面；再放眼現在，喜劇片是數不勝數的，但惹人發笑的點似乎有很多還是回到了用誇張的演技神态、故意設計的搞笑情節去逗笑觀衆，雖有笑聲，怕隻是被場景逗的尬笑幾聲。
而《新舊上海》裡的喜劇色彩并不刻意，看起來隻是導演向觀衆呈現一對夫妻的日常生活，十分自然，但其中情節巧妙，還是可以看出導演編劇的别具匠心。夫妻争吵本是最沒有邏輯的口舌之争，但在《新舊上海》中，兩人的争吵不僅有嚴密的邏輯推理，還有十分的表達論證天賦。[1]
其實嚴格意義上講，我并不認為《新舊上海》是一部合格的左翼電影，因為它有太多不像左翼電影之處。1933年11月後，上海藝華電影公司被搗毀，标志了左翼電影運動初期的結束。之後的1934-1935年，左翼影片一共還不足20部，在表現形式上更加隐晦，像之前直接表達尖銳的階級對立與階級鬥争的影片越來越少。[2]
而作為産于1936年的《新舊上海》，它自身的左翼色彩就十分受限，而且它隻是描繪着當時上海最普通的平民生活，這種态度在三十年代的左翼電影裡是絕無僅有的。[3]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它靜靜地給我們展示着生活本身的樣子，單是這樣也足以被珍視。
[1] 1936年：有聲片《新舊電影》讀解 袁慶豐
[2] 中國電影史 課件
[3] 被忽略的《新舊上海》 宋錦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