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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德裡科·費裡尼（federico fellini）可以被稱為一個社會諷刺家、哲學家、詩人、瘋子、編舞者、人物肖像畫家、心理學家、記者，是一部行走着的相機鏡頭、一位出色的色情作家，更是一個電影導演。他很顯然是一位意大利人。需要花費海量的筆墨才能刻畫出上述提及他的方方面面，但是，還是有少數的評論人和批評家不憚其煩得收集了拼圖中的所有小塊，拼湊出了一個完整的名叫費德裡科·費裡尼的男子，湊巧的他還是一位意大利電影導演。
有一點需要特别提及——按照他夫人朱麗葉塔·馬西納（giulietta masina）的說法——費德裡科唯一會臉紅的時刻是他說真話的時候。費裡尼非常随和包容，友好待人，但他在訪談中喜歡顧左右而言它。不過在經曆了來自全球各地的數以千計的訪談之後，誰又不會變成這樣呢？他的回答通常是随機的，這要取決于他當時的狀态。當他和來自英美或者北歐國家的使用英語交流的記者對話時，他常常會依賴翻譯來進行，盡管他自己可以說流利的英語。經常發生的是，他當時給出的資訊很多隻是源自他漫無邊際的自由想象。當一段訪談出現冷場的時候，他最喜歡說的關于他自己的童話故事之一是“有一次我跟着一個馬戲團離家出走了……”。但是很快他母親就會笑着說出這個故事的另一個版本：是的，他确實參加了馬戲團的演出，并且在演出之後得到允許随團去了十公裡開外的另一個地方；隻是後來幾個朋友去把他接回來了。
然而也有一些衆所周知的事實：他的父親是一位銷售葡萄酒和食品的商人，經常出差；他有一個妹妹和弟弟；當他和弟弟還小的時候，他們租了一個小店，為過路人畫即時漫畫肖像。戰争期間，當時像超人、小孤女安妮（little orphan annie）和米老鼠等美國連環漫畫還沒有流傳到意大利，是以費裡尼在一個出版社得到了一份工作，專門仿造這些漫畫系列。他還參與了幽默雜志的工作，撰寫滑稽諷刺劇；還經常跑去羅馬，在威尼托街頭（via veneto）給人畫漫畫肖像；又因為偶然的機會進入了電影世界，先是當演員，然後是寫劇本，最後成了電影導演。也算是美夢成真了。對于當時成千上萬充滿想象的年輕人來說，在戰争期間的某個周六下午去影院看一場電影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你要知道，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視呢。
不得不承認，與其說裡米尼（rimini）是拉丁式的，不如說更像是拜占庭式的。他們和羅馬人之間的差別就像是丹麥人之于芬蘭人一樣明顯。整個亞得裡亞海岸線一帶的居民都比較保守内向，并且他們的幽默感更傾向于諷刺。費裡尼在很多方面就是他故鄉的典型代表。羅馬人比較容易見異思遷，而我們的拜占庭朋友則有着更強的忍耐力和心無旁骛的專注力。
随遇而安是意大利人最偉大的天分之一，看看那個為了阻止法西斯和共産黨而拼湊起來的基督教民主政府。它仍在蹒跚前行。但關于費裡尼随性而為的說法則有點言過其實。坊間流傳着不可磨滅的傳奇，那就是他每天拍攝的場景都隻是根據一些簡單的臨時提綱——類似于意大利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的表演。隻是傳說并不是真實的。他的劇本其實在開拍很久前就已經寫好了，并且經過多次潤色修改，而最終拍攝完成的電影一般和劇本的吻合度都非常高。但在那些細節和塗鴉中，上演着他數以千計的幸運的即興發揮，例如在拍攝《愛情神話》（satyricon，1969）中“特裡馬爾奇奧的宴會”（“cēna trīmalchiōnis”）場景的前一天，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他要求布景師達尼洛·多納蒂（danilo donati）在牆上用馬賽克制作一副英勇的特裡馬爾奇奧的畫像。他希望展示給拼貼馬賽克的勞工們看，如何才能做出一個清晰的井噴效果的畫像。一直挺有耐心的多納蒂也忍不住大叫：“我要拿什麼東西能在二十四小時之内做出這樣的東西？？也許可以用奶油糖果？哦，是的，就用這個了。”一輛卡車開去羅馬采購了成噸的糖果，當時市場上的這些糖果是當附身符來賣的。就這樣那副巨大的馬賽克肖像于一夜之間完成了！除此之外，電影中的大多數首飾是用很多不同種類的意大利面做的。這些面鍍金後被黏貼在一起。特裡馬爾奇奧的巨大紅寶石胸針其實是一顆紅莓硬糖。
與大多數意大利導演不同的是，在論及政治和政客時，費裡尼并沒有任何政治傾向并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着諷刺性。他的主張比大多數人都更為國際化。他主張所有人從小就要開始學習至少三門語言，除此之外，還要會說希臘語和拉丁語。就算你隻能說某種語言的片言隻語，但它仍然會為你打開一扇窗戶，也許外面是漆黑一片，但你仍然能感受到它的空間和其蘊藏的可能性。
費裡尼那些微妙的玩笑并不是能被所有人感受到的。在電影《鬼迷茱麗葉》（juliet of the spirits, 1964）中，由瓦倫蒂娜·格特斯（valentina cortese）飾演的一位女性朋友，在一個清晨來到主角家中的花園裡，她看到了草坪上的水珠中折射出來的陽光，驚歎着說：“……露珠，看看它啊！那是草坪上的鑽石，像是被宣判了必須瞬即消失的鑽石！看這些露珠啊！”但是就在她的身後，一隻若隐若現的老舊的草坪自動灑水槍正賣力地工作着。這就像是費裡尼在說：——人們想着當下所想，人們找到自己所願。就像《八部半》中的那位評論家，非常肯定地告訴主人公導演，他所讀到的這個劇本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部電影。但是如果你足夠細心，你就會發現那部劇本正是電影《八部半》（8½，1963）。
有一些費裡尼的幽默其實和劇本或電影都毫無關聯。在電影《八部半》豪華水療中心所有侍者都是《哥達年鑒》（almanach de gotha）有名銜的人物，而酒店的客人是他從養老院或窮困地區找來的普通老人。我認識起碼一打以上的導演，也見識過他們的工作，但我仍然對費裡尼在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娛樂感歎為觀止。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場精彩的遊戲，而他有着權衡一切的能力，對從自然景觀到人物命運的把握都了然于胸；而他所從事的并不是為了感受權力，而是着迷于嘗試讓自己的想象力與現實結合起來的可行性，并樂在其中。而費裡尼與其他大多數電影導演的不同點在于：他不做任何裁決，而是把他所能找到的證據呈現出來。那是為了證明什麼呢？他想證明的是：不存在任何裁決，而訴訟将會永無休止地繼續下去；他想證明的是：那些不可預見的證據在适當的時候會主動現身；他想證明的是：沒人是目擊者，但是每個人都牽連其中。而陪審團離席去吃午飯了。
談論“信仰”是危險的且不合時宜的，但是費裡尼的作品中仍舊總是展現出一種“信仰”。就像他自己謙虛友善的為人一樣，好像他在指出，不管怎樣，總歸還是有些東西讓我們聚集在一起：一種無言的信仰，比基督教還古老，比時間還為久遠，一種人類信條的多樣性和堅固性的感受。并且理所當然的是，他總是站在諸神、瘋子、詩人和妓女的一邊，對抗以滿足腐敗官僚貪欲的虛假的聖言，按照這種聖言所谕，就好像官僚們的任務就是決定剩下的人們該如何去生活。如果人們認為被世人所知的一面的他是十九世紀以來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那麼他的另一面就是在世界範圍内充滿渴望期盼尋找新“生活方式”（modus vivendi）的探險者。
當費裡尼在拍攝《八部半》時，他曾經在取景器的目鏡上貼了一張随手寫下的紙條：——記住，這是一部漫畫電影。
當一天的工作結束後，費裡尼會把所有的信件、紙張、付過的賬單、便條等等撕掉并全部扔掉。他每天從一張幹淨的辦公桌前開始一天的新工作。
｜原文出自《費裡尼手繪——圖檔和文字選集》（fellini håndkoloreret — en billed- og ord antologi，institute of actual art1978年出版）p68-72
｜翻譯：靜（迷影翻譯）
（1921年11月30日-1998年3月29日）美國作家、編劇、演員、美食家、翻譯家，在羅馬生活居住了20年，曾擔任《跨大西洋評論》（transatlantic review）雜志的主編；也是意大利導演費德裡科·費裡尼（federico fellini）的好朋友，曾參與包括《八又二分之一》和《愛情神話》（satyricon）多部費裡尼的電影作品，擔任編劇工作和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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