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酷夏的庐山，是一片清凉的世界，原本是个避暑的好地方，可现在却让游人们望而止步了。那里戒备森严，成了军人们的一统天下。7月18日，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正在庐山的海会寺前举行。那天，军官们齐刷刷地笔直站立着，聆听着蒋介石对他们的训话。“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党旗在庐山上飘扬，蒋介石的声音在该山上回荡：
今天在庐山召集我们剿匪各军各师的官长开始训练，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能剿清赤匪，来完成剿匪的工作，并尽到大家革命的责任。我们以后能不，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各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教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因为这次召集大家来训练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今熬天开学的时候，我特亲自来参加……
前四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痛下决心，非要在第五次“围剿”中“剿灭赤叫不可。为此，蒋介石开始部署第五次“围剿”。这一次与往日不同，他从训练军官入手，他深知训练的重要性，于是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半个月为一期，学员为上权以下，少尉以上的中下级军官，也有少数高级军官参加受训。这一夏天就办了三期，受训军官达7598人，这些军官，后来大都成了第五次“围剿”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共内战的中坚分子。
蒋介石在训练军官的同时，还请来了“洋顾问”——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赛克特上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赶走了苏联顾问。他随即聘用了德国人。蒋介石十分看重德国，认为在欧美各国中，德国的军事经验最值得借鉴。他的眼光不错，后来希特勒纳粹德国倔起，几乎踏平了整个欧洲。
从1928年年末起，一个由四五十名军官组成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开始进驻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首任总顾问是鲍威尔中将，第二任总顾问是佛采尔上将，他们任职的时间虽不短，但无甚建树，因此后人很少知道这两位的名字。赛克特上将则是这个德国军事顾问团的第三任总顾问。比起他的两位前任来，他因向蒋进堡垒政策而名声大噪。他于1866年生于德国的石勒苏益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出任德国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至1926年，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他于1926年退休，退休前晋升为一级上将。在德国军界，也堪称德高望重。
赛克特来到中国后，蒋介石待他如上宾。在交谈中，赛克特引用希特勒的名言，给蒋介石以启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此次赛克特随蒋介石由南京来庐山，为蒋发动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
赛克特的“最大贡献”，就是为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政策”。他主张用密集的碉堡群，对中央苏区进行包围，然后缓缓推进，一边推进，一边筑碉堡。赛克特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六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二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
蒋介石对此深以为然。并总结前几次“围剿”失败的原因，认为败就败在“长驱直入”上了。这样，在赛克特的帮助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进行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匪区。”蒋介石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积极做好准备，要发动新的大规模“围剿”。 就在蒋介石请来德国顾问赛克特的时候，在中央苏区，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
李德是化名，他原名奥托·布劳恩，原籍德国，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父亲是会计，母亲是教师。父亲早逝，母亲无力抚养五个孩子，就把他送进了孤儿院。不过，他跟他的翻译伍修权曾说过他是奥地利人。他在德国还曾使用过“卡尔·瓦格尔”这个名字。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他认为李德的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华夫是他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他自己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中国男子汉)。
至于他的经历，跟赛克特相比，在军事上的资历就要浅薄得多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李德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军队的一名列兵，而当时的赛克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不久，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李德又加入苏俄红军，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在作战中，李德表现英勇，成为骑兵团的参谋长。后来返回德国。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1926年被捕。1928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狱，秘密逃往苏联。1929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后来共产国际决定派他到中国工作，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担任一名顾问。
1932年春，他带着一份奥地利护照，离开莫斯科，向东经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到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越过边界进入中国满洲里，而后由哈尔滨乘火车到大连，转乘轮船到达上海。
李德到达上海后,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阿瑟•尤尔特(德国人)取得联系，从此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等人一起在上海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分析研究苏区送来的军事情况，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李德被共产国际选中而派到中国的原因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有多种语言知识，他会德文、俄文和英文，便于在中国工作。二是他在德国革命期间积累了街垒战的经验，共产国际希望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重演一搞城市武装起义，因而，他的街垒战经验成了他到中国工作的最关键的原因。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博古从上海动身前往中央苏区前，考虑到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要求尤尔特将李德也派到苏区去。后经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示，同意李德去中央苏区，帮助博古主持军事工作。这样，李德才会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
1933年9月，从中共上海局发来了一份密电，报告了電要消息。电报转到博古手中后，他立刻召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告诉他有一位重要人物由上海前来中央苏区，要他务必做好掩护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前来苏区的这位重要人物就是李德。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她就是博古的夫人刘群先。1933年初博古从上海来瑞金时，刘群先正怀孕，无法同行。此时，刘群先在上海已生了孩子，他把孩子寄养在无锡老家，便陪李德一起动身，一路上即可照料李德，也可以当他的翻译(二人都会俄语)。邓发知道来者非同寻常，当即着手布置严密保卫。
1933年秋天，李德装扮成一个外国旅游者，刘群先则扮成他的妻子，一起向中央苏区进发。李德搞到了一张国内护照，带了几百美元和一支小手提箱，从上海乘坐英国海轮到达广东汕头，与中共的联络员取得联系后，三人一起从汕头到达广东、福建交界处的白区边沿地带，这时，突然被国民党的哨兵截住盘问。联络员赶忙解释说这是一位外国考古学家，为了参观附近的一座古代寺庙，来到这里。哨兵检查了李德的护照后没发现什么问题，因而也没有阻挠，就这样很快到达了大埔。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和博古一样，同样是通过“奉星社”。这支秘密武装队伍当时正在福建长汀一带执行任务，突然接到上级紧急命令要他们赶回汀州东南的河田镇去。执行科长卓雄率小分队来到河田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要处长转达了邓发的命令，说：“有个重要的东西来了，这东西不能抬，也不能背，你要把他安全地搞回来，深入苏区后，有大部队来接你们。”他们知道，有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要到中央苏区来了。
于是，卓雄带着小分队在当天夜里紧急出发，他们经闽西的才溪、上杭、永定，朝广东大埔进发。
在大埔交通站的一个晚上，他们见到了三个陌生人。一个是外国神甫，大鼻子、蓝眼珠，长了一脸络腮胡子，身穿着紫红色的长袍，胸前挂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一个是修女，身穿长袍，用黑围巾包着头。这个神甫就是李德，而修女正是刘群先。另外还有一个人是负责护送他们的联络员。他将李德、刘群先交待给卓雄后，马上就离开了。
卓雄带了十几个武装入员护送，保护着李德，连夜赶往中央苏区。由于李德的目标大，路又走不动，所以行进的速度很慢，加上山陡难爬，李德个子大又爬不动，大家只好推的推，拉的拉，硬是带着这个“不能抬，也不能背的东西”绕过了敌人重重的封锁线。一路上夜里行军，白天则躲在“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挤在里面睡觉)。“奉星社”的交通站，供应红米、山芋、南瓜、苦菜。这样一连走了六七个夜晚，终于把这位“神甫”送到才溪，那里已是苏区了。到了才溪以后，李德等人才骑上了马，迎接他们的大部队也赶到了。根据中央的命令，邓发和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亲自带队，并由部队中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组成一支特殊部队来迎接他。1933年9月，李德到达瑞金，受到了博古等党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
博古专门为李德开了一个欢迎会，在会上博古说：“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并说明李德今后将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是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为了便于工作，临时中央调伍修权当他的翻译，主要负责作战和出席中央各个会议时的翻译工作。后来又调王智涛作李德军事训练方面的翻译，王智涛与伍修权同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共过事，所以两个人工作十分和谐。
临时中央对李德的生活也很照顾，利用一片稻田中的一座庙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处单独的住宅。房子周围都是水稻田，正屋有三间，中间是堂屋，用来做会议室，在堂屋墙上挂了各样的地图。东边一间是李德的卧室，西边一间则是伍修权和王智涛的住处。当时还为他配备了带有大刀和毛瑟枪的警卫员和炊事员、饲养员等。
当时中央苏区的经济很不富裕，党政机关比野战部队生活更为艰苦，每人每天只有10两粮食(旧制1斤是16两)，吃菜不仅没有油，有时连盐也没有，只能把青菜沤酸了用白水煮着吃。但是对李德却比较照顾，苏区自产的鸡鱼肉蛋不断地供他享用，打仗缴到和从白区弄到的香烟、咖啡也先供给他。
由于他这所房子周围长满水稻，所以一般称它为“独立房子”。“独立房子”地处军委驻地沙洲坝附近两华里左右，前面对着总政治部的小村子，相隔只有二三百米，有一条田间小路可以来往。“独立房子”离党中央驻地也不太远，所以与各处联系十分方便。
就在李德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和张闻天便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因博古和张闻天都能用俄语与李德交谈，所以不用翻译。博古说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因为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正在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发，发动第五次“围剿”，而李德的到来，给博古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这就是，博古不懂军事。正需要这样一位来自德国的红色顾问与赛克特对抗。
尽管博古十分清楚，李德到中央苏区来时，共产国际对他的职权作过明确的指示，李德是“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他要“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李德只是总顾问领导下的一位军事顾问。施特恩将军因故不能前往中央苏区，才把李德派来了。但在博古心目中，李德不仅仅是顾问，而且还是红军的主帅。因此，李德刚到瑞金，博古、张闻天跟他的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一边了。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有这样的回忆：“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结果，这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一下子便成了“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的领导，他的权力猛然间大大膨胀起来。
几天后，在李德的住处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博古、张闻天、毛泽东、项英、刘伯承等都出席了会议。当时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工稼祥因为中弹受重伤，在医院养病没有参加。博古在会上向大家介绍李德，从此李德开始直接参加中央军委的工作。
由于博古不懂军事，项英对军事也不在行，所以李德一来，他们就充分放手让李德掌握红军的指挥权，军委的工作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完全取消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所住的“独立房子”，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过李德批阅提出相应的意见后，再由翻译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间题就自己进行处理，有了重大的问题，则由他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进行讨论，做出决定后，由周恩来负责组织实施。
李德在欧洲战场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他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更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他将他的经验和在军事学院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盲目地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机械地抄袭、搬用苏联红军的一套东西来改造中国红军。他把红军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任务。他把红军的游击战术看成是“游击主义”，要求进行所谓“正规战”，坚持打阵地仗，反对运动战的作战原则，反对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方针。李德很傲慢，对东方人有些瞧不起，再加上他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听不得不同意见，工作中又缺乏调查研究，在地图上指挥作战，所依据的地图又是十分不准确的。这样的指挥，反“围剿”的革命战争焉有不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