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的人生颇富传奇色彩。作为一个文人，他不好圣学，而喜好各种各样的杂学，无论是看相、数学、治河之方，还是医药、音乐、词章，无不精通。他随父亲赴任河南时，与当地江湖人物多有结交，长了不少见识。刘鹗原本就不喜欢圣人之学，社会经验增长之后，就更加讨厌。因为他认为那些书斋里的学问，在面对现实的千变万化时常常显得无力。
后来他去南京应试时，居然临阵脱逃，足见他对科举的厌恶。名落孙山之后，刘鹗索性绝了科举之念，开始走经商之路。
这条经商之路走得坎坷。他先是在淮安开了一家烟草店，后又去扬州开诊所，最后在上海办印刷书局。虽然四处奔忙，勤恳辛苦，却什么也没干成，这一段经历可算作日后刘鹗办实业的先声。关掉最后一家店，正在踌躇蹉跎之际，黄河发大水了。
听到这个消息，刘鹗来了兴致。他的父亲刘成忠十分长于河工之学，刘鹗继承父学，且加上自己的实地考察和潜心钻研，因此对治河颇有自信。当时报纸上有不少关于黄河决堤的报道，村子农田被毁，民众受灾严重，刘鹗深切体会到治理黄河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当即开始着手准备。
细致考虑之后，刘鹗花钱捐了个官职，以求在治河一事上获得名正言顺的参与权和发言权。刘鹗不是迂腐不懂变通的文人，而是有志于创办救国实业的文人，他深知为了成事，手段是不可或缺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花钱捐来的官职，他顺利地办成了事，修好了河道，达到了保家安民的目的。当时的治河总帅吴大徵因治河有功升了官，顺便也推荐了刘鹗。再加上刘鹗根据治河的实际经验，写了几本论治河之道的书，因此受到朝廷青睐，“征试于京师，以知府用”。
刘鹗无意做官，原本他治河就不是为了入仕，而是为了救民、养民。但欲成大事，必先造声势。出入官场虽然不是刘鹗的本意，但由此而结交的关系网对于他以后创办实业有很大帮助。
早年刘鹗曾听李龙川讲学，受太谷学派影响很深。李龙川一句“今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在满怀救世理想的刘鹗听来，可谓醍醐灌顶。太谷学派提倡“养民”之说，主张发展经济，先使民富，再实行教育，达到“教养天下”、“国富民强”的目的。
刘鹗正是抱定这种目的和信念，投身实业，屡挫屡战。甚至在“谤满天下”的情况下，也仍旧不改初衷。
他曾申请承办芦汉铁路，却因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产生分歧，被清算出局。失败后，他又去天津组织接手津（天津）镇（镇江）铁路的建设，不料遭到家乡镇江民众的全力反对，他们认为这条铁路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繁华，因此，最终刘鹗以家乡叛徒的身份被开除了乡籍。
刘鹗并未就此收手。他造铁路不成，就把视线转向山西煤矿。他曾给好友罗振玉写信说：“晋矿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刘鹗的计划是：将矿产开采权转让给外国人，三十年之后再收回，实际是借外国的资金、设备和技术来提高矿产的利用率和开采效率，最终使“民得养”。
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问题多多。他的好友罗振玉曾好言相劝，认为他这么做实在是“利在国，害在君也”，也就是说，最终只会让自己得咎。老话说“谋事在人”，如果办事办得人人生怨起疑，事即使办成了，也总有一天会失败。罗振玉看得透彻，他早看到了刘鹗所做之事不得人心、不被人理解的事实。后来，果然应了他的看法，刘鹗被人诬称“汉奸”，因此而丢了官帽，如果不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皇帝大臣自顾不暇，恐怕他已被拉去菜市口行刑了。
遭此一劫之后，刘鹗没有多加“收敛”，反而再次“闯了大祸”。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粮食流通受阻，城内百姓都苦于饥饿，无米可食。刘鹗专程从上海北上赈灾。当时，俄军占领了朝廷的太仓，刘鹗便与俄军商议，以低价收购了太仓中全部存粮，用以赈济百姓。
按理说，救下了这么多百姓，应当算作一桩大善举。可是多年后，刘鹗却因此事获罪，流放新疆，并最终客死异乡，罪名竟然是：私售仓粟。
无论是出逃的朝廷，还是置百姓死活于不顾的大臣，或是隐居起来不问世事、自诩清高的大夫士子，原本都应该在一个读书人的担当和决断面前感到惭愧。然而，他们却拥有惩办和指摘的权力，他们说他通敌卖国、崇洋媚外，他们说他为了一己之私欲，出卖国家利益，可耻可恨。
这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执柄弄权，做实事的人却饱受欺凌的时代，无怪乎刘鹗在《老残游记》的自叙里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一句“棋局已残”，饱含了多少年辗转失败的苦楚与愤然，同时也暗示清王朝积重难返、行将崩溃。
《老残游记》也写官场之黑暗，也写贪官误国害民，但以刘鹗的亲身经历，他感受得最多的还是清官的无用。不收钱的官未必是好官，他们之所以不收钱，也许只是为了保住名声，并非真正为百姓着想。更坏的是脑子糊涂、不做实事也做不了实事的清官。贪官误国误在明处，清官之误却在暗处，叫人防不胜防。
尤其是在中国贫弱交加、动荡不安的时候，只懂明哲自保、眼睛只盯着政绩的官，就更可恶。在同时期的谴责小说家纷纷将笔触伸向贪官，穷形尽相描画贪官的嘴脸和丑闻时，刘鹗的眼光和观点显得很独特。这是因为他笔下的文字，无不来源于切身体验，就连小说中的写景状物，也决不肯落入窠臼，而是根据亲身经历进行描写。他很少使用骈句做类型化的景物描写，而是善用白描勾勒，用语新鲜活泼，贴切自然。
刘鹗以一部《老残游记》闻名于后世，可是，写小说只不过是对他人生的一次概括和浓缩。刘鹗的人生或许就如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名字一样，残。他无卖国之心，但修铁路，开矿业，无不为人所利用，最终都于国无益。他分明是救民于水火，却因此而获罪遭流放。刘鹗之所以为主人公取名老残，或许也寄予着他对自己一生的痛省。
在《老残游记》中，刘鹗将自己的忧国之情刻写得淋漓尽致，世人却对刘鹗有“反腐作家也腐败”的讥讽。对刘鹗来说，思想与行动的冲突，并不是一个解不开的矛盾。他始终走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不曾反悔，也不曾变节，然而，他的远见无法与时代同步，最后，只能在遥远的边疆撒手西归，留下身后无尽的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