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才气逼人，竟然让老师也对他不以为然。
吴宓是非常推崇钱锺书的，钱锺书也喜欢这位老师。但钱锺书为抗战前出版的《吴宓诗集》写的一篇书评，却让老师很难堪。
钱锺书并不认为自己的老师是伟大的诗人，若按中国旧诗的严谨声律而论，诗集中佳作实在无多。他毫不忌讳直陈问题之所在，老师的诗作中有“太多的自己”,有点像履历表，甚至“偶尔当众外扬家丑”。
有趣的是，正如钱锺书所指出的，吴宓“在理智上所痛恨的正是他在情感上所喜爱的”,吴宓的言行都呈现“永不悔改”的浪漫主义人格色彩，并将其浪漫行径记录在诗集里。吴宓肆无忌惮地追求爱情，结果“失去了乐园，并没有得到夏娃”;他实在无法驱除那挥之不去的浪漫恶魔。吴宓的悲剧与苦恼，岂不是源自灵魂深处的“剧痛”？因而吴宓写诗好像就是为了在感情上求解脱，所以情诗占了最多的篇幅，其目的似乎不是为了“没脑筋的轻浮少女”,就是为了“过气的风骚妇人”。
钱锺书于晚年见到《吴宓日记》稿本中对他的“讥诋”感到“痛愤”后，为之歉然，并公开告罪。其实，钱锺书对老师的批评，十分中肯，鞭辟入里，西方人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说，但依照华人社会的伦理标准，似乎要倒过来说：“吾爱真理，吾须更爱吾师。”讲究师道尊严的华人社会，学生直言不讳批评老师，再有理也很难得到谅解。
钱锺书虽在学问上高度重视知识，不稍假借的自主性，但在华人社会的压力下，仍不免要依循“社会取向”，公开为年轻时的真话直说、“弄笔取快”感到愧悔，以符合社会的期待。
钱锺书的另一位老师叶公超也对别人说钱骄傲，甚至对美国传记作者说他不记得钱锺书这个人了，其压抑与怨恨可想而知。
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最爱面子，不给谁面子，那简直是奇耻大辱。在不给中国人面子上，钱锺书和方舟子有些相似，定会遭到人们的怨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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