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老师在“从贫穷走向繁荣——中国经济增长40年”专题研讨会”
作者：王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学术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职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与世界银行。
来源：北京大学国发院经济双学位-朗润之声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2015年2月14日成立，它像是一股经济新风向，吹得国内外经济学界波澜涌动，讨论不息，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林毅夫老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念早已经在北大生根发芽，只是我们经济双学位的同学刚接触经济这一领域，对这一本土化的经济学理念或许知之甚少。于是，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老师，为我们讲述他和新结构经济学的故事。
新结构经济学是什么？
新结构经济学 （new structual economics ）由林毅夫老师首次倡导提出，强调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林老师在2008年-2012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以后，不仅依托中国改革开放经验，还把理解升华到全球范围内，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他研究了非洲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希望寻找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性，总结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异同点，发现哪些因素是导致一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和政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基于这些发现以及林老师长期任教、研究的经验，他总结拓展出来了这一理论。
简单来讲，新结构经济学就是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是怎样内生地、动态地变化，以及决定这些经济结构的因素有哪些，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含义。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时，初创团队留下的纪念手印，包括林毅夫等老师及同学，甚至林老师的司机都印了手印
王勇老师接着介绍道，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三点：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情社区。
首先，市场的有效性需要讨论。现代经济学理论主要发源于发达国家，它们有成熟的市场经济。许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研究采用这种理论，忽视一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而只参考发达国家有什么、自己的国家缺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这种理论忽视了不同发展阶段差异的内生性，比如，大炼钢铁、大跃进就忽视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而一味追求产量、产业向发达国家看齐，这就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现在这种思想在许多国家仍然普遍存在。“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缺什么补什么，出发点是先看我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再想怎么把它做好，逐步改善。”所谓“有什么”就是自己的禀赋结构（ endowment structure ）。一个国家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应该根据禀赋决定最适合的产业结构，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
其次，政府决策时也同样应符合禀赋结构，例如穷国应该首先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做鞋子、衬衫、服装，而不是一开始就要造大飞机”。随着经济发展，资本不断积累，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相对价格下降，产业跟着升级，于是劳动密集型变资本密集型。
此时，对应的金融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无论是小银行、大银行、股市还是风投，它们的最优比重根据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不同发展阶段需要的金融服务之特性也不一样。大部分理论的“赶超”思维误导了发展中国家，因为它没有强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国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贸易结构、技术结构是应该不一样的。新结构经济学主要突出强调重要维度上的经济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并研究什么东西能决定这些结构在本质上是怎么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在这一基础上，观察政府发挥什么作用，市场发挥什么作用。一味向发达国家的政府策略看齐，这是错误的想法。
最后，所谓有情社区（community），指社区里面没有正式的政府组织，但是有慈善机构等，它们希望能够帮助所需要的群体，提高福利水平。这一研究具体要深入到社会学的领域，经济学主要还是研究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市场的价格能够比较准确反映要素的稀缺性，引导产业正确升级和资源正确配置；但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备，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需要政府培育市场、监督市场。同时，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政府不能包办一切，不能越界。
与发展经济学的关系
至于新结构经济学与现有的发展经济学之间有何关系，王勇老师提出，很多人把新结构经济学看作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发展经济学是二战结束后新兴的经济学的子学科，主要研究经济发展。第一波思潮是旧结构主义，第二波是新自由主义，也是现在比较主流的想法，第三波即是新结构经济学。
其实，新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非常相关，但又不限于发展经济学领域。它包括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同时都可以把发展阶段这个维度加进来，因此并不只是限于发展经济学。
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关系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宗旨之一，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战略咨询。王勇老师介绍，新经济结构学研究院现在除了教学团队，还有智库团队，有国内智库组与国际智库组。国内智库组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各部委合作，帮助当地实现结构转型、产业升级、进行发展。国际智库组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给其中央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产业转型。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非洲的不少国家都得到支持，林毅夫老师在非洲已经拿到好几个国家的总统自由勋章。波兰的现任总理也指出，波兰新政府的经济改革理论基础是新结构经济学，所以其实新结构经济学在国际政策上的影响已经很大了。
而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中国学者进行的研究仍处于起步的阶段，跨学科的领域很难结合起来。王勇老师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就是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比较，可以说是经济领域的区域国别研究中质量极高的研究成果。王勇老师对两个国家的经济比较有特别的兴趣，给我们带来许多独特的见解。例如，中国与印度是人口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可是把两个国家作为样本点放在世界200多个经济体中，经常会发现这两个国家通常是outlier ，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有观点认为在200多个点中去掉两个点也可以，可是把这两个经济体去掉，就把全世界40%的人口忽略了，所以需要对它们进行特殊的讨论。在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对比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国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同的政治体制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对于经济结构意味着什么。
王勇老师指出，跨国比较的视野非常重要，它会帮助国人在习以为常的视角中，捕捉到中国在哪些方面在世界上具有特殊性。其次，这样的比较有助于我们发现，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甚至是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在很多维度上也有差异，解释这些维度上的结构的差异性非常有意义。例如比较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同是仍处于发展阶段的人口大国，但在贸易量、FDI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2008、2009年，中国贸易量大于印度的时候，印度整个国家的贸易量不如浙江和江苏两个省加起来那么多，但为何印度1995年就成为世贸的首批成员国，而我们2001年才进入？另一方面，印度这么多人讲英语，劳动力成本更加便宜，但是为什么中国贸易量比印度还大，为什么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更多？所以，观察发展中国家具体实践，我们就会发现现在的主流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事情。
要解释中国政府到底做对了什么，大家想当然的事情不见得就是正确的，所以区域的视角非常重要。新结构经济学并不只满足于解释中国，而是希望总结出经验一般化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之经济现象，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国家更好的进行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经济增长。
进一步而言，要进行区域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合作。我们原来是FDI的净流入国，现在FDI出比进多。中国人跨出中国国门后，对于中国人做生意的态度、政府人员的工作素质要求就提高很多，我们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遵守当地的法律和文化传统，这与一带一路也密切相关。这是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