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301医院，南楼5层16号病床上，邓稼先斜靠着，虚弱不堪。此时的他，刚刚进行完患癌后第1次大手术，手术非常成功，病灶一次性切除。
但作为医学专家，他的妻子许鹿希并没有乐观起来，因为与一般的癌症患者不同，邓稼先的体内，除了癌细胞还有核辐射。
邓稼先倒是没想太多，准确地说，是没空想太多，相比同病魔抗争，他更迫切的任务是跟死神赛跑，抢在死神降临之前完成“计算机模拟爆炸”计划。
邓稼先想得很清楚，这个计划完全值得他用命去换。
当时，美、英、苏三个核大国的核武器理论设计水平越来越高，理论数据与真实试验数据无限接近，再进行地面和地下核试验已没有多大意义。之前积累的大量试验数据，令他们接下来完全可以用计算机模拟试验取代真正的爆破试验。
这种情况下，这三个国家联合呼吁出台禁止核试验条约，目的就是要封杀其他国家对核武器的研究，保持自己核强国的地位。
在核禁试条约实行前，中国如果不能也掌握计算机模拟爆炸技术，今后就得眼睁睁看着人家的核武器水平在实验室里日新月异，而自己只能原地踏步。到那时，我们举全国之力奋斗多年的成果，凭借核武器在国际上取得的威慑力和话语权，都将付之一炬。
就像发动机技术，八十年代我们跟欧洲只差一代，后来却差了两代以上，这就是下马停滞的结果。
而要实现计算机模拟爆炸，实验数据必须足够。在这方面，美国已经做了一千多次试验，前苏联做了七百多次，我们因为起步晚，底子薄落下一大截，只做了三十几次。要赶上如此巨大的差距，谈何容易！
当务之急，只有加快完成必须进行的核武器爆炸试验，获得最丰富、最全面的数据。
然后，中国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在核禁试条约上签字。从此，我们的核研究也会在计算机上进行，国外将更加忌惮我们的核威慑力。那些八国联军侵华、南京大屠杀的屈辱历史才会真正一去不返！
这就是邓稼先重病在身，仍然奋斗不止的目标——起草规划一系列核极限试验的《建议书》。
核武器研究院—九院的同志们每天都会来病房讨论工作。每逢这时，邓稼先就坐在一个酷似轮胎的大橡胶圈上——他是直肠癌，臀部接触硬东西就痛得厉害。即使这样，他还是边写边不停地擦汗，疼出来的汗。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邓稼先的老领导张爱萍上将收到301医院呈送的第一期《邓稼先病情报告》：癌细胞转移，准备化疗。
医生、领导、同事，还有许鹿希轮番上阵，劝说邓稼先把工作放放，养好精神迎接化疗。
邓稼先同意了，不是妥协，而是要积蓄力量，做好人生最后一击。
他老老实实地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高速运转的大脑突然来了个急刹车，不但不能平静，反而天马行空起来。各种碎片化的场景一幕幕闪过：
他想起了父亲。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一，与宗白华并称“南宗北邓”，在清华大学任教。七七事变爆发后，邓以蛰因罹患结核病滞留北平，时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北大校长的周作人，上门邀请他出山任教，邓以蛰断然拒绝。
北京沦陷的8年，他始终在家隐居，缺衣少食也绝不去为侵略者服务。1949年初，蒋介石政府败退台湾，又给邓以蛰送来机票，请他携家眷去美国，又遭断然拒绝。
邓稼先少年离家求学时，父亲邓以蛰就送了他一句话：孩子，不要像我一样学文，你一定要学理！学理才能救中国。
他想起了母亲。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基地的人们陷入狂欢。邓稼先却接到一封“母病危速归”的家书，因为原子弹爆炸在即，这封信迟了三天才交到他手里。
老母亲撑着一口气，在301医院苦苦等待，看到儿子没一会儿，就去世了。
临终前，母亲对邓稼先说：儿子，妈不怪你才回来，妈知道你忙，你是真忙，妈和你爸一点都不怪你。可是，你应该早点告诉妈，你是做什么的！你应该让妈早点为你骄傲。
他想起了女儿典典。
文革开始后，许鹿希被下放改造，14岁的典典不得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一待就是5年多。长期营养不良和艰苦劳动，让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娇娃娃患上了胃病，经常疼得在营房的床铺上打滚，邓稼先对此一无所知。
当时很多家长托关系走后门，把孩子调回北京，但典典依然在内蒙古草原上苦熬着，直到1973年因青光眼需要治疗才回到北京的家中。邓稼先对此仍旧一无所知。
他还想起了妻子许鹿希。
核武器研究，一字一句都是国家绝密。研究人员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常年背井离乡，还要忍受亲朋的误解。而许鹿希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包容。
经年累月家庭事业一肩挑，文革期间下放改造，让许鹿希比同龄人苍老许多，年龄不算大，却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只有凝视她清澈明亮的眼睛时，才能发现她也是名知识分子，是“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的女儿。
他甚至想起了周总理。
1962年12月的一个下午，周总理请张爱萍、钱三强、邓稼先等人到西花厅研究技术方案。讨论到深夜，请大家去吃夜餐。那是中国最困难时期，总理特地安排了白菜豆腐肉片汤、酱菜、烧饼和玉米粥，大家吃得香极了。
周总理却推说不饿，端起搪瓷缸子在一边儿喝着什么，只有工作人员知道，瓷缸子里是兑了水的玉米面粥。
当时吃饭不仅要钱还要粮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粮食定量不高，请客能出钱，却出不起粮票。吃完饭，工作人员请就餐的同志每人自付一两粮票，邓稼先当时就傻眼了，他没带粮票来。
邓稼先一直记着这笔欠账，却一直没有机会偿还。1976年1月18日，邓稼先在西行罗布泊的火车上，听到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他泪眼婆娑，哆嗦着掏出一两粮票，划着火柴点燃……
邓稼先想起了太多可亲可敬的人，因为核武研究，他与他们之间留下了许多遗憾，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做了几天化疗的邓稼先出院了。同人家康复出院不同，邓稼先这次出院只是暂时中断治疗，因为他的白血球数目太低，化疗进行不下去。
妻子许鹿希搀扶着他，走出301医院。
作为一名医学教授，许鹿希早已料到这个结果，现在做不了化疗，将来也一样做不了。邓稼先体内的“钚”已经进入半衰期，放射性越来越强，他的病根本无法用常见的化疗手段来治疗。
不做化疗就是死，而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立刻开始大出血，嘴里是满满的血，耳朵里是满满的血，背后的出血瘢像一个面盆那么大，也是死。无论如何，死神已胜券在握。
唯一令许鹿希想不通的是，她的稼先怎么就“吃”了这么大剂量的辐射？从未听他提起过。
对此，邓稼先当然心知肚明。
那是1979年进行的一次氢弹试验，飞机空投后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地上，距离预定位置很远，试验失败了。
二机部和三机部争得不可开交，二机部说三机部的降落伞没有打开，三机部说二机部发了一颗臭弹。
试验的产品质量签字人是邓稼先，他说，有什么可吵的呢？我去看看就是了，然后就真的去了。
现在看来或许不可思议，但当时在邓稼先看来，这是最合理的决定：不懂的人去了，极端情况下危害更大，甚至可能危及整个区域，只有他去才是最优选择。
邓稼先和当时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毫不犹豫开车进了现场。
邓稼先顺利找到了原子弹，把它捧在手里细细端详，当即确定原子弹毫无问题。防化兵下不了这个结论，他来果然是对的。
随后，向来不爱照相的邓稼先，走向500米开外的赵敬璞，硬拉着他照了一张合影，虽然隔着笨拙的防护服，根本看不出谁是谁。
那之后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下来。
进入80年代，中子弹的研究提上了日程。邓稼先身体越来越差，便血，拉肚子，他瞒住了大多数人，更加争分夺秒地工作。直到1985年7月确诊直肠癌，才入院治疗。
明天就是国庆节，想起天安门广场上欢腾的场面，因为身体状况恶化再次住院的邓稼先躺不住了，他想出去看看！
令他意外的是，当他提出这个“无理要求”时，妻子许鹿希居然同意了，还帮他说服了医生。邓稼先像孩子一样兴奋，跟着警卫人员坐车直奔天安门。许鹿希在他身后默然驻足，怎么能不同意呢？这，应该是稼先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吧。
邓稼先却不想这些，他正坐在车上，一脸看不够地望着外面大街，那一派张灯结彩的热闹景象令久居病房的他感到温馨而喜悦，上次这么热闹还是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呢。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上空蘑菇云冲天而起，中国第一个“大炮仗”成功炸响。
从无到有，中国人只花了5年时间，比美国少用一年，比苏联少用近两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宣布了这一消息，喜极而泣的人们涌上大街小巷，敲锣打鼓，欢庆胜利。
香港《新晚报》以《石破天惊是此声》为标题，评价中国核爆成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之一”。
法国总统蓬皮杜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地位。
这一年，邓稼先40岁。
能研究出原子弹的科学家放在哪里都是瑰宝，按理说，干完这种耗心血的大事，邓稼先他们怎么也要休息一下。在其他国家，原子弹、氢弹、中子弹，都是不同的科学家们在搞。
但实际上，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邓稼先他们没有丝毫停歇，就又投入到氢弹的研究中。当时邓稼先还是个胖子，后来的“氢弹之父”于敏因为用脑过度早就谢顶了。这俩人日以继夜搞出了一个“邓—于理论方案”，奠定了氢弹研制的基础。
九院的人开玩笑说：一个胖子和一个秃子，紧捣鼓一阵子，就响了。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果然响了，罗布泊上空同时升起了两颗“太阳”。
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我们只用了2年多。
遥远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拍着桌子训人：
你们这帮草包，怎么中国能这么快弄出氢弹，我们的原子弹都搞完多少年了？你们必须尽快完成氢弹爆炸，否则就立马集体辞职！
怎么中国这么快弄出氢弹？因为中国有一群不要命的科学家。
氢弹之后是中子弹，10年浩劫中，邓稼先等人一边挨着批斗，一边坚持进行了近20次核试验。
1984年，中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年，邓稼先60岁。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还有现在病床上的核禁试《建议书》，邓稼先在核武研究的路上一干到底。
周恩来、杨振宁和九院的科学家们
邓稼先接到杨振宁即将到访的消息，治疗陷入绝望，憔悴不堪的他，突然振作了起来。
杨振宁，回首62年的人生，在邓稼先感到无助的时候，他总会想起这个挚友。对他来说，杨振宁既是朋友，也是兄长，更是恩人。
邓稼先和杨振宁是世交，两人的父亲是同乡，也是同事，更是至交好友。
在崇德中学读书时，邓稼先人送外号“邓老憨”，一副温吞好学生的样子，经常受欺负。幸亏有高他两级、人高马大的杨振宁出手相助。
除了拔刀相助，杨振宁还给予邓稼先学习上的指导。从北平的崇德中学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再到后来赴美留学，令他受益良多。
除了学习上的指导，还有经济上的支持。留学普渡第一年，邓稼先经济异常紧张，杨振宁多次慷慨解囊，那时他的薪水也不高，还要负担胞弟杨振平的生活和学习。
除了经济上的支持，杨振宁还救过邓稼先的命。1971年，青海221基地，耿直不屈的钱晋教授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从来都温文尔雅的邓稼先暴怒，跳起来跟造反派硬钢。眼看邓稼先也要步钱晋的后尘，杨振宁突然回国了。
他开列了回国要见的人员名单，第一个就是邓稼先。周恩来总理特批邓稼先回京，这才救了他，也解救了一批中国宝贵的科学家。
之后，杨振宁每次回国必会邓稼先。见了面，还像年轻时一样，前者滔滔不绝地讲，后者一脸微笑地听。杨振宁会把当时国际科学最前沿的研究方向和进度一股脑告诉他，并且在关键地方提醒他，别人在这地方碰了钉子，你们就不要这么做了。
邓稼先和杨振宁
科研最重方向，邓稼先对此感激不尽……
一阵脚步声打断了邓稼先的思绪，杨振宁真的来了。
邓稼先仿佛打了一剂强心针，奇迹般地站起来和挚友紧紧握手。
回国之前杨振宁专门了解过，知道邓稼先已病入膏肓，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反而比邓稼先显得还要高兴。两个小时的交谈，照旧是杨振宁主讲，邓稼先主听。
交谈中，杨振宁无意中问到“两弹”爆炸成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两项特等奖的邓稼先得了多少奖金，邓稼先答得无比坦然：“氢弹10元，原子弹10元。”
旁边一名九院的副院长忙解释：“1985年设立的这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奖金是一万元，两次一共两万元。您知道，这两个奖不可能奖给某个人，即使邓院长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单位里还是得按人头分配。这才按照十元、五元、三元的等级分下去。老邓得的是最高等级，两个十元！”
不光是杨振宁，恐怕任何人都很难相信，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85年首获奖励，整整21年，不光是邓稼先，整个中国核武器研制团队，没有得到过一张奖状，更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奖励！
原子弹研究之初，张爱萍曾对这群科学家们说：“将来你们是要封神的！”
是吧，但于邓稼先而言，不过是生前寂寞身后名罢了。
邓稼先和许鹿希
就在杨振宁离开后第五天，无法进行化疗的邓稼先被医院“特赦”，可以回家休养两三个月。
邓稼先心里很清楚，医院之所以放自己回家，是因为病已经治不好了，他的生命正式进入倒计时。换做别人，此时也许会寻找一个温暖角落，晒足人生最后一抹阳光；也许会找来亲朋好友一一作别；也许会忍受不了病痛折磨要求早日结束痛苦；也许……
但这些都与邓稼先无关，他在干什么呢？
这一天，邓稼先约了一位九院的同事来家里谈工作。同事刚下公交车，却发现邓稼先从公交车的另一个门走了出来。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去了。 作为九院院长，一个60多岁的癌症晚期患者，居然挤公交去图书馆查资料，同事傻在原地不知说什么好。邓稼先却笑眯眯地说：“坐公交很方便啊！”
在生命的最后，他的选择依然是核武器研究，是那份关乎国运的《建议书》。
邓稼先的癌细胞大面积转移，疼痛感越来越强烈，他几乎快顶不住了。不得已，医生再次给他做了个小手术。
手术前一天，他勉强写下一张纸条给九院副院长胡思得：
老胡: 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但最后一段要同星球大战(如激光、FEL、Ex-cimer、电磁轨道)等高技术联系起来申述一段，然后，由我和老于签名，抬头是核工业部国防科工委(抄9院)。 老邓3.28
手术之后，邓稼先就不能自己翻身了，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剧痛让他满头大汗，只有眼珠是灵活的。他让妻子把各种书轮番拿进来，俄文的，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护士一走就开读。
但护士总进来，因为之前一天一针的杜冷丁，已变成一小时一针，一天24针，邓稼先身上满布针眼，他一针也不敢省，因为不能让剧痛夺取理智，他还要保持清醒同于敏商讨问题。
《建议书》的撰写已经到了尾声，邓稼先算计着自己的有生之日，应该够用。
邓稼先终于将厚达几十页的《中国核武器未来十年发展规划建议书》核对完毕，请妻子许鹿希把它交到九院去。
当许鹿希手捧着这沉甸甸的“大书”走出病房时，忽然听到邓稼先虚弱到了极点，却仍然一字一顿的话：“这份建议书比你的命更重要！”
许鹿希的眼泪潸然而下，却并无愤懑，她知道邓稼先是对的。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来到301医院，向邓稼先颁发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是国家在“七五”期间颁发的第一枚“五一劳动奖章”。邓稼先躺在床上领了奖。
1996年7月29日，在邓稼先逝世十周年那天，中国进行了核禁试前最后一次核爆试验，随即发表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而许鹿希，怀着对邓稼先的深情，在他逝世后探访了若干“两弹一星”元勋和其他参与原子弹、氢弹研制的科学家。她发现：这批在核辐射中穿行的先驱们，大多数死于恶性肿瘤！
这些新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们，用生命践行了投身核武研究时的诺言：我愿以身许国！
向民族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