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汇款单
作者 | 刘福成
1979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三个年头。那时，正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热火朝天考“户口”，一拥而上过“独木桥”的时候。天赐良机，谁都不想错过。冲刺的那一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其他时间几乎全都埋在书堆里。
那时，大多数农村孩子的家长想法几乎都差不多，那就是让孩子报个中专，考出户口去，脱离农村这个无边无际的“苦海”，吃上“公家粮”就行了。于是，在家人和亲朋的帮助下，给我报上了中专。
听大姐二姐说，我考试的那天，母亲在家里菩萨桌前给菩萨烧香倒水。手里擎着三柱冒着缕缕青烟的高香，嘴里嘟哝着，祈求菩萨保佑我考试顺利，保佑我考上中专。
刚刚拿到考试成绩单那几天，是我一生中倍受煎熬的日子。因为还没有公布录取分数线，又看到有些同学的成绩比自己好，所以整天心里就像是“十五只水桶打水一样，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心里总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甚至晚上都在做没有考上的噩梦，当我从梦中哭醒时，眼里依然含着苦涩的泪水。定定神方才意识到是自己在做梦，顿时，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每次我从噩梦中惊醒，母亲总是宽慰我说：“做梦做反梦”。果然，那年，我二十岁的那年，我成了“幸运儿”，在茫茫人海之中，我顺利地挤过了“独木桥”。或许是母亲祈求菩萨保佑，菩萨真的大发慈悲了吧！录取通知书发下来的时候，母亲比我都高兴！
刚恢复高考那几年，正是教育系统充实师资力量的时候。在报考志愿中，即使没有填报师范类学校的，只要填报了服从分配志愿，考试成绩又稍好点的，照样被录取到师范类学校。于是，我被录取到了离家三四百里之外的一处省属师范类学校。
我高中毕业那年，家里添了一个整劳力，多了一个挣工分的，因此，那年年底生产队里找补粮食，是我自想事儿以来第一次往家里找补粮食！年关底下，往家里抬粮食，对于母亲来说，这是一个多好的兆头啊！看着找补来的粮食，一家人心里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尤其是母亲。我亲眼看到，母亲竟激动地热泪盈眶。也正是高中毕业那年，我拼命地干活，一年到头挣了五千多分，在全队里数我的工分最高。家里多添了这五千多分，才使得那年年底第一次往家里找粮食。
家庭粮食收入刚有一点转机，突然间又少了我一个挣工分的整劳力，家庭收入又回到了以前。学校放寒假的时候，也是生产队年底找补粮食的时候。母亲眼巴巴看着人家从家里往外抬粮食，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此时此刻的她，似乎比以往坚强了许多，不再暗暗流泪，因为我考出去了，她打心底里感到了希望！
母亲大我三十五岁，上中专的那年我二十岁，母亲却已经是五十五岁的人了。作为一个这个年龄的小脚女人来说，行动显得更加困难。而父亲也已经是五十岁，虽说年龄不是很大，但由于生活条件差，体力精力都大不如从前。一家七张嘴，一日三餐，可想而知，衣食无着的艰难日子仍在延续。
上学走的那天，我第一次看到爷爷奶奶那满脸灿烂的笑容，仿佛我为他们争了多大一口气，光宗耀祖了一样。父亲帮我提着行李箱，默默无语的陪我一起走着。而母亲则紧紧地跟在我身后，泪水在眼里打转。她不住的叮嘱着我：好好吃饭，好好学习，天气冷了就穿暖和点儿，别冻着，别想家……“别饿着”这句话母亲只字没提，我懂母亲为何不提，因为母亲知道她提也没用。姐姐弟弟也都为我送行，就连村里人也向我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那时身处两地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我从小就在父母身边，没出过远门儿，刚到一个陌生的县城，人生地不熟的，没几天就开始想家了。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话一点也不假！家里虽然穷的叮当响，吃不好穿不暖，但照样心里老想家。想家，就无法安心学习。安不下心学习，就越是想家。幸好刚刚开学不久，就来到了中秋节。学校放了一周假，我买上汽车票回了家。我回到家里，母亲不但没有显得很惊喜，反而看到母亲有点儿不高兴：“刚刚上学这么几天就往回跑！”母亲说。这样刺耳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竟然能从母亲的嘴里说出来。那时，听了母亲的话，我只觉得心里很委屈。但母子连心，我懂母亲。母亲不是因为别的，就是疼那十块钱的路费。
中秋节之后回到学校，我心里慢慢地平静了许多。时间也多用在了学习上，家也就渐渐地放在了脑后。
在这两年的上学期间，尤其是第一学年，大哥给我寄过粮票。那时大哥在胜利油田工作，哥嫂拉巴着两个孩子，经济上虽不宽裕，但脸上感觉有光。那时谁家考出一个学生，邻舍百家，亲戚朋友，人人都非常羡慕。那时，我收到大哥寄来的粮票，打心底里非常感激大哥大嫂。因为刚从农村出来的我，饭量大。在校学习的这两年间，如果不是一而再，再二三的减饭量，一个月的饭票，恐怕半个月就没有了。那时我在学校篮球队上，由于平时活动量大，虽然学校补贴十斤饭票，但依然不够吃的。母亲最清楚我的饭量，她最牵挂的就是我在学校里能不能吃饱。
大姑一家人住在甘肃省天水市长城开关厂，她得知我考上了学，心里也是非常高兴。大姑夫是从部队转业到长城开关厂的，大姑也在开关厂上班，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宽裕，可大姑省吃俭用给我寄粮票，一家人都是担心我的吃饭问题。他们都知道，一个二十岁正在长身体的大男子汉饭量有多大！
那时候，班里男同学的饭票基本都不够吃的，只有女同学的饭票少宽裕一点。每次吃饭，班里的女生有的吃不完，但又不好意思给男同学吃，所以只好把剩饭放在教室的饭架上的餐具里。课间，那些没吃饱的脸皮厚的男生，便都到饭架上找剩饭吃。那时，男同学几乎都要靠家庭的补贴来解决饭票不足的问题。
学生的信件都是通过学校传达室发放的，马老头在传达室工作。由于平时从学校大门口出出进进，时间长了，也就和马老头认识了。马老头个头不高，人长得挺精神。花白的头发，满脸堆着笑容。他人品不错，又很和善。在校期间的那两年里，马老头还经常喊我去喝茶。他喝的茶叶都是十块钱以上的茉莉花茶，茶香很浓。他是退休后又到学校传达室工作的，负责信件的发放，上下课拉铃，以及门卫等事务。
那时，只有粮票没有钱是买不了饭票的，用粮票和钱才能买到学校食堂的饭票。
记得那是1980年春天的一个中午，传达室的马老头让班里的一个同学给我捎信儿，去传达室拿一张汇款单。一听到来了汇款单，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边走边想象着汇款单上的数额，是十元？还是二十元？三十元？还是更多？边走边猜测着这汇款单是天水大姑寄来的？还是油田的大哥寄来的？因为我知道家里没有钱。
到了传达室，拿到汇款单，眼睛便首先盯在了钱数上。五元！再看，是父亲寄来的。另外，马老头说还有一封信，我接过书信。当时，我看到汇款单上的钱是五元，心里就感觉有点不快。于是我就快速的把汇款单攥成了一团，愤愤地装进了口袋里，生怕让同学看到耻笑我。说实话，在班里家长给孩子寄钱的虽然不是很多，但我听说有一些，寄的钱，有的是十元，有的是十五元，还有的是二十元、三十元，可就没听说过有寄五元钱的！学校本地的一个同学，和我比较要好，他也在校队上，由于他离家近，所以他一个月左右回家一趟。他每次从家里回来，都是带钱，据他说，最多一次带来了45元。我听了感觉整个人像傻了一样，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我从小到大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如果说，他是在吹牛皮，那么，他平时花钱和别人确实不一样。再有我同桌是山区的，那时，山区生活条件可想而知，经济条件一般也都很差。可家里给他寄二十块钱，这是真的，因为我陪他去邮局取的钱。我越想越觉得比别的同学低下，越想越感觉抬不起头来。
回教室的路上，我垂头丧气地打开父亲寄来的信，边走边看。父亲信中那字里行间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句句暖心的话，无不透露着对儿子的牵挂与惦念，无不透露着对儿子的愧对与无奈。不知不觉中，我泪流满面：“……寄去这五元钱，你买饭吃。这五元钱是你弟弟上坡干活时，捉住了一只獾卖的钱……”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那张被我攥成了一团的汇款单，默默的在心里向父亲忏悔……
从那一刻起，我就暗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将来一定挣很多很多钱来报答父母的恩情，报答每一位家人及亲朋对我的关爱和帮助。
…………
转眼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父母寄出的那张五元钱的汇款单，就像是给了我做人的标尺一样，我把它永远的留在了心底！
刘福成，笔名溪涓。1959年5月生人。现在临朐县新华中学担任数学老师，中学高级教师。潍坊市数学教学能手。在国家级，省级，市级报刊杂志上发表数学论文二十余篇。本人酷爱文学创作，喜欢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