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平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
这一天，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海陆空三军大授衔正式拉开了序幕。参加此次授衔的人员包括了所有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战场上的有功人员，这里面既有元帅、将军，也有普通士兵。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授衔，既是对有功者的奖励，也是对于人民解放军过往历史的一种荣誉烙印。
在这次参与授衔的元帅和将军里面，年龄最大的是生于1886年的朱老总，1955年授衔时已经69岁高龄。除了朱老总之外，还有三位将帅生于1892年，分别是 刘伯承元帅、张云逸大将、陶峙岳上将，授衔时都是63岁，他们也是授衔时仅有的四位超过60岁的开国将帅。
当时在参加授衔的校级军官中，有一位满身戎装的老人在队伍中十分显眼，按照当时军委要求，参加授衔的人员必须要将仪容清理干净，但唯独这位老人留着满口花白的胡须，当人们问起开始，才得知这竟然是毛主席特批的。
这位老人就是蒋维平，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虽然级别并不高，但他却是所有参加授衔的军官里面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878年的他，在参加授衔时已经77岁高龄，比朱老总还要年长八岁。
蒋维平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不熟悉，但老人家绝对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唯一一位参加过清军、北洋军、国军、八路军并最后参加授衔的人，堪称中国军人的“活化石”。
1878年蒋维平出生在河北省河间县的一个农民之家，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在蒋维平6岁那年，由于连年的饥荒，父母带着他逃荒来到了房山县石楼村，在这里他们租下地主家几亩土地，靠着一家人的辛勤劳作，生活逐渐的稳定下来。
彼时正是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变革前夕，蒋维平的父母虽然是普通的庄稼人，但也懂得学习、读书的意义，因此省吃俭用将蒋维平送到了私塾读书，盼望着儿子以后能够出人头地。
蒋维平也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在学堂里分外刻苦，但仅仅三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地租加重，家里再也负担不起他的学费，15岁的蒋维平只能辍学给地主家当长工。
在地主家里做长工的这几年，蒋维平真切的感受到了底层生活的艰辛，也看到了满清政府的腐败透顶和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时的无能。
此时蒋维平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看着国家被如此欺凌，他难以抑制心中的不平，于是便离开家乡投奔了李鸿章的淮军。
就在蒋维平走向行伍的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戊戌变法，这时期中国的有志之士都在为这个苍老的国家殚精竭虑，都在为民族的命运而奔波。
蒋维平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此时的他实在过于渺小，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也仅仅是当好一个普通的士卒。
李鸿章
在李鸿章病逝后，袁世凯接过了李鸿章的衣钵，很多李鸿章的旧部都聚集到了袁世凯的麾下，而蒋维平也来到了袁世凯的北洋军中。
在袁世凯这里，蒋维平学习到了现代的军事制度和操典，凭借着自己优异的表现，他在北洋军中的职务不断提升。
到了段祺瑞执政期间，蒋维平已经成为了副团长。
此时清政府虽已倒台，但掌权的北洋军阀并没有想着怎样救国救民，而是彼此之间不断的征伐，老百姓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身在这样的环境下，蒋维平感受到了内心深深的痛苦和无奈，立志从军报国的他早已经厌倦了这种自己人打来打去的日子，但是身在其位，他又不得不违心的做这些事。
1916年初，蒋维平的团里一位团副强奸一名14岁的农民少女，蒋维平按照军法打了这位副官。
随后这位副官便将蒋维平告到上级，蒋维平因此受到处分。眼看部队如此的风气，蒋维平一气之下，离开了部队，从此脱离了北洋军。
回到家中后，蒋维平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一边务农，一边学医。
这对于已经39岁的他来说并不容易。因为蒋维平只是念过几年的私塾，而多年从军他也没有机会去进一步学习，所以如今他需要一切重新开始。
在老家他先后自学了《医学大全》、《西医手术指南》等医书，同时广集民间中药验方，并向有经验的老中医求教。几年之后，蒋维平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成了当地一位颇为有名的医生。
此时的蒋维平虽然已经脱下了军装，但并没有放弃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他虽耕田行医于乡里，却也时刻都在关注着时局的变化。
1919年5月4日，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一时间运动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各地仁人志士纷纷响应。蒋维平得知消息后，当天就赶往北平城内,参加了学生发起的斗争。
之后，蒋维平回到房山县石楼村广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并开始组织当地农民，支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
在参与“五四运动”的过程中，蒋维平看到了普通民众身上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普通民众的力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吞中国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声浪越来越高。
蒋维平在旧军阀队伍中时曾长驻东北10余年，深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此时抗日的烽烟再起，蒋维平的内心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抗日救国愿望，他觉得自己必须要为抗日出一份力。
于是他毅然出山，来到了宋哲元的第29军担任医官，但没多久宋哲元的部队便战败南撤，蒋维平不愿意投敌，于是便回到了老家。
回到老家后，蒋维平也没有闲着，一边行医救人，一边继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5年初春，57岁的蒋维平在通州潞合教会中学参加了一场宣传抗日活动，当时学校的教堂里挤满了人，所有人都在认真的聆听一位宣讲者的演说。
讲台上的演说者声情激动、慷慨激昂，历数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的桩桩罪行，与会者无不泪湿衣襟、义愤填膺，蒋维平在台下听得也是热血沸腾。
待演讲完毕，蒋维平立即挤上前去，向讲演人问候、与之交谈，并诚挚地请讲演人到房山县石楼村宣传抗日。
在两人相谈的过程中蒋维平得知讲演者原是南京金陵大学的学生，“九一八”事变后,因抗击日军的侵略受到追捕,被迫来到北平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此人便是中共地下党员李向前。
李向前和蒋维平虽然年龄相差很多，但是彼此却聊得十分投机，随着两人越来越熟络，李向前也成为蒋维平家中的常客。
蒋维平通过与李向前的亲密交往，了解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和理论，同时也认清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唯一可以领导中国的队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房山县城，在房山县二站村教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日军残忍的将在教堂中避难的数百名中国老百姓中的80多名青年全部残杀，连教堂的神父也未能幸免。
蒋维平闻讯后急忙赶来教堂，主持料理死难者的丧葬后事，建立起难民收容所，并设法帮助解决难民的食住、医疗等问题。
但是在某一天的夜里，教堂中突然涌进一帮武装匪徒抓走了蒋维平，将他带到了一个叫娄子水的村庄，到了这里蒋维平才知道这是当地一个土匪头子胡振海要抓他来充当“军医”。
蒋维平眼见这帮不思抗日，专门欺压百姓的乌合之众，心里自然不甘为他们服务。他假意接受安排，瞅准机会，几天后便逃离匪窝。逃出来后为了防止土匪报复，蒋维平将一家老小带到了亲戚家暂时躲避。
在避难的日子里，蒋维平为抗日无靠，报国无门而苦恼万分，他悔恨自己当初没有紧紧缠住李向前，随他而去参加抗日队伍。此时他决定无论如何自己也要参加八路军，从这天开始，蒋维平便开始四处打听八路军队伍的消息。
1938年2月，由宋时轮、邓华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平西，所辖包森支队进驻河北省房山县等地。
60岁的蒋顺发得知这一消息后，如久旱逢甘雨，高兴得昼夜不眠。他将全家人叫到一起，把自己早就想参加八路军，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量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家人。
在寻常人看来，蒋维平这样一个年至花甲的老年人，还想去参军，实在是天方夜谭。但是蒋维平对此却不以为然，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愿意为抗日献出自己的一切，而他的做法，也获得了家人的强烈支持。
就这样，在1938年2月的一天深夜，蒋维平携带自家全部中西药品、器械，拜别乡亲、离开家乡。他一路冲破日伪军的重重封锁，终于来到八路军第四纵队驻房山县南窑村包森支队司令部。
包队长热情的接待了蒋维平，然而当蒋维平表明自己要参加八路军时，包队长却有些为难。他想蒋维平这么大年纪，怎么能经得住艰苦的行军生活呢？于是婉言相劝，让他回家乡行医务农。
但此时蒋维平早已下定决心寻找共产党、参加抗日战争，他是绝不会舍弃这难得的机会的！他慷慨陈词，痛表决心，表示一定要跟随共产党把余生都献给抗日事业。
眼看蒋维平如此坚决，包队长便请示纵队领导。
宋时轮司令员眼看面前的这位老者，虽然年逾花甲，但目光却炯炯有神，待问明蒋维平到来的原因后，宋时轮也被蒋维平这种抗日热情所感动，最终批准他加入八路军。而蒋维平也成为入伍年龄最大的八路军战士。
蒋维平被批准参军后不久，便多次要求到前线去，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无法参加战斗任务，于是便将他调到了新组建的房、良联合县政府，担任抗日救国会办的医院任院长兼任九区救国会主任。
来到医院后，蒋维平感觉自己仿佛重获新生一样，他马不停蹄的开始投入工作，在这里他仅仅工作一个多月，就为支队广大指战员和当地群众看病治病数百人，受到支队指战员与当地老百姓的热烈赞扬。
眼看蒋维平的工作热情如此高涨，在其参军仅仅两个月之后，经傅伯英同志介绍，房良县党工委就批准蒋维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逾花甲的蒋维平向党宣誓：“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辈子献给党和人民，只要我有口气活着，就要一刻不停地为人民工作，直到停止呼吸为止。”
在房良联合县政府抗日救国会医院工作的半年时间里，蒋维平常常被前方传来的战斗消息激动的彻夜难眠，他多次向组织要求将他调往前线，从而为队伍多做一些贡献。
对于蒋维平的申请，起初组织再三地向他做解释工作，说前线部队机动性大，行军十分劳累艰苦，你偌大年纪是吃不消等等。
但是蒋维平多次请求，执意要上前线，组织上也只好批准了他的请求。
1938年10月，蒋维平被调到一二0师三五九旅，王震旅长亲切接见了他，并任命他为七一九团军医。
蒋维平来到七一九团卫生队后，第一次亲身经历了抗日战场前线的硝烟，工作也更加的忙碌。当时他从家中带来的西药已经用完了，而随着战事吃紧，伤员不断的增加，但由于敌人的封锁，西药很难搞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蒋维平决心亲自采药，为战士们治疗伤病。
在他跟随部队转战晋西北恒山地区的过程中，每到一地，蒋维平在为驻地军民医伤治病的过程中都会查访当地诊治疾病的偏方，并亲自带人验、采药。
经他精心采集，共收得止血、消炎以及治疗疟疾、伤寒、疥疮等偏验方剂共300余种，大大缓解了部队与群众的用药困难。
1939年5月8日，上下细腰涧战斗打响了，三五九旅奉命从山西省灵丘县赶往五台山，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围歼进攻的日军。
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七个昼夜，蒋维平和战友也参加火线抢救工作整整七昼夜，他运用自己的外科医术为前线下来的伤员精心实施急救手术，经过蒋维平和战友们的努力，最大限度的治疗了伤员，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1939年8月为加强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领导的津南卫军，八路军总部命令三五九旅七一九团部分人员与津南自卫军台编。蒋维平奉命调津南卫军第九团卫生队任军医并担任卫生队党支部书记。
此时津南卫军已深入敌人后方，斗争环境十分艰苦，战斗也十分频繁。在不长的时间里，蒋维平随部队转战平汉路东西途经河北省冀中的献县、深泽、等地，参加了围歼日军水原义重旅团的陈庄战斗、讨伐叛军石友三的战斗以及百团大战第一、二阶段的破袭战。
在这些战斗过程中，蒋维平一直冲在最前线，虽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高龄，但却没有一次掉队。
1940年10月10日，接八路军总部命令，津南自卫军回归五九旅原建制，调回陕北担负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光荣任务，蒋维平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奔赴延安的新征程。
受命调回陕北的津南自卫军，1940年10月从河北省涞源、阜平出发，途经平山进入山西，在绥德县稍加休整，于1941年3月初到达陕西省的米脂县。
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广大指战员与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新战友的到来。至此，蒋维平又回到他原来工作过的七一九团。
欢迎仪式结束，王震旅长接见原津南自卫军的全体干部，与大家一一握手并致问候。当他走到蒋维平同志面前时，紧紧握住蒋维平的手非常高兴地说：“老同志，辛苦了，欢迎您又回到三五九旅！”
蒋维平也如恩人相见，激动万分地说:“感谢王旅长对我的欢迎，保证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当王旅长告诉蒋维平仍分配他回七一九团卫生队担任军医兼制药厂厂长时，蒋准平顿时激动得眼里闪出了泪花，此时七一九团卫生队相识的战友呼啦啦拥上来一股浓重的战友情谊迅速把他们融合在一起了。
回到卫生队第二天，蒋维平便直接上岗。他经过与同志们交谈和观察了解，得知目前部队与当地群众患病的人很多，但由于敌人的封锁，药品供给非常困难。他深知此时王旅长让自己兼任制药厂厂长的责任重大。
为了解决医疗工作面临药品短缺的困难，蒋维平亲自率领40多人的采药队伍，分工划区，采集制药原料。米脂县地处高原山区，地广人稀，岭壑亘连，63岁的蒋维平身背镐锹，腰缠干粮和年轻人一样东奔西走。
他们除采集了大量的根、茎、叶、果之类的草药外，还在无定河岸边刮扫了一大批出地面的白碱。之后,他不顾连续十几天登山涉水采药的疲劳，又立即投入复杂的加工、配制工作。
经过20多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劳动、煎熬沉淀、配制试验，终于制出了麻黄丸、疟疾丸、疥疮膏、拔毒膏、治腐膏 等40多种应急药品。
由于过度的紧张劳累，蒋维平病倒了，然而他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的工作，他跟同志们说:“只要我活一天，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责任！”
后来王震旅长听说蒋维平因工作过于劳曾病倒床，从关心他的健康出发，和他商量调到后方医院工作。
蒋维平却坚决地拒绝了，他说到:“我还没有老僵，到后方去干啥”。
就在蒋维平在制药厂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1942年三五九旅奉命赴南泥开荒生产。
蒋维平随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开进南泥湾，当时的南泥湾举目望去就是一片荒凉。当时陕北党中央的处境非常危险，胡宗南40万大军就在不远的周围，不抗日，专门围困“陕甘宁”边区。
来到南泥湾能够，蒋维平主动请缨，要求改行和大家一起上山开荒种地，王旅长答应他的请求，并让他出任七一九团农场场长兼制药厂厂长。
来到新的岗位后，蒋维平以身作则，不顾自己的高龄，率先投入到生产中，在他的带动下，全场同志精神焕发，高呼“开荒，开荒，向荒山要粮！”的口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在来到南泥湾以后不长的时间里，蒋维平和他的战友们便开出荒地400多亩，并不失时机地种上了农作物。
蒋维平在南泥湾
为了扩大生产，耕种间隙蒋维平又把全场人员分别组成木工厂、碾米坊、制药组等，每个战士各尽所长，开展生产。
在蒋维平的带领下，全团不到一年的生产，不仅实现了全场人员的衣食自给，还为全团解决了3000多套棉衣，并上交旅里一部分产品。
靠着自己的努力，蒋维平和战友们愣是把一个昔日荒凉的九龙泉改造成了环境优美的花果山，蒋维平因成绩突出，年终被评选为三五九旅劳动英雄。
1943年夏初，蒋维平因成绩突出，受到毛泽东主席和王震旅长的通令嘉奖，毛主席还当面对王震说：“活着就是工作，他是有影响的典型。”并指示增加蒋维平的营养，保证蒋维平的健康。
1943年10月，蒋维平领导的七一九团农场收益居全旅第一，他本人因而再次被评为全旅劳动英雄，农场也被评为全旅第一模范农场。
1944年9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亲自到九龙泉农场看望蒋维平，向他表示祝贺和问候，并当场赠诗一首:
兵农礼乐般般会，手脚心神件件优。
九洲踏归图玄圃，花果山中一老猴。
而著名的词、曲作家贺敬之马可在他们的事迹和精神的激下，激情满怀地创作出传世珍品《南泥湾》这首歌。
随着日军在东南亚、太平洋的节节败退，中国各抗日战场的形势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三五九旅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精简整编，一分为三。大部主力 由王震旅长率领南下；另一部分主力开赴东北，加强东北收复失地的战斗力量；剩余人员留守陕北。
蒋维平被任命为三五九旅卫生队长，留在陕北做留守部队与当地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
对于这样的安排，蒋维平心中也很明白，如今的自己毕竟也是67岁的人了，随着抗日战争胜利临近，部队行军作战任务加重，将自己安排在陕北，这是领导照顾他。
他感激领导对自己的关心照顾，然而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好，当初自己选择参加八路军时就是为了把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如今自己的夙愿还未实现，于是他向领导提出请求，回晋察冀军区前线部队工作。
1945年，老英雄蒋维平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军区。他先被安排做军区政治部第三招待所的政治指导员，不久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农场场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维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但是就在蒋维平期待着和平生活到来之际，局势的却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发展。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破坏停战协定，挑起内战。9月下旬出兵攻占已被我军解放的张家口市，蒋维平忍痛丢弃自己辛勤耕耘、丰收在望的农场，随军区机关撤出张家口市，来到革命老区河北省阜平县。
蒋维平目睹国民党蒋介石大举进攻，抢夺人民抗日胜利果实的罪行，义愤填膺的他一放下行军背包，便写了请求上前线的请战书，并同时向解放区全体英模发出挑战书。
挑战书写道:“我是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劳动英雄，今年已近70岁。去年日寇投降，全国人民本来渴望过上和平日子，可是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人民的愿望，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实在令人痛恨万分。我们英雄模范是群众选举的，应当不负众望踊跃上前线，消灭蒋匪军，我虽已年老但不甘落后，敢和青年们比一比。”
蒋维平的请战要求得到晋察冀军区领导的批准，他的挑战书被刊登在晋察冀军区出版的《子弟兵》报上。
《子弟兵》报上刊登的蒋维平挑战书
在蒋维平的号召下，一个参军参战、勇跃上前线的参战高潮轰轰烈烈地在全区开展起来。1947年2月，晋察冀军区首长应蒋维平的请求，任命他为晋察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分院副院长，他高兴得见人便说:“我到前线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月，蒋维平赴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分院。此时正赶上我军向进攻正太路的阎锡山部发起反击战，蒋维平随即率全分院医务人员投入了接收救治伤员的工作。他响亮地提出“向白求恩大夫学习做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的口号，带领全体同志夜以继日园满完成了收治任务。
1947年6月25日保北战役打响。敌第十六军主力由平汉路东援津浦线之敌。我军遂乘虚发起保徐攻势，连战三天，克徐水、固城等6城歼敌7000余人，我军伤员也过4000。蒋维平会同兄弟分院超额收治，精心手术，精心看护，使大部分伤员很快伤愈出院投入战斗。
1947年10月，为贯彻实施党中央全线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我华北杨德志、罗瑞卿兵团又打响了清风店战役。此役共歼敌9000余人，先伤敌3100人，活捉敌军长罗厉戎。战斗中蒋维平带领分院转战河北省灵寿、行唐、曲阳等县，行程里昼夜工作，从未有过精力呆倦不支。
此后,直到石家庄解放，蒋维平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分院的全体同志，转战华北战场，先后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共收治伤病员1940名，任务之艰苦，工作负荷之重可以想见。
然而，年近70高龄的蒋维平不但没有掉队，反而始终保持英雄本色，处处为青年人起模范作用。
在那转战华北、日行百里的日子，他还把领导为照他配给他的一匹马让给重伤员骑，而自已和青年人一样徒步行军蒋维平同志就是这样履行着自己“不死就要干，越苦越向前”的诺言，用实际行动实现着自己参军前立下的报国志愿。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就地歼灭国民党华北守军，以迅猛之势把敌人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唐沽、张家口、新保安，并继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后又揭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我人民解放军首先于12月下旬攻克新保安，继而又攻克张家口。
年满七旬的蒋维平谢绝领导让他留守后方的关照，自始至终随军参加了解放新保安、张家口的战地救护。他这般年纪，部队领导实在不忍心让他再奔波于战场，于是只好调离他的工作。先是把他调往察哈尔省军区工读学校任校长，后又调他去察哈尔省军区生产合作总社(驻张家口市)任副科长。
然而，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管调到哪里，都要为党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而工作。领导不分配具体任务，他就跑遍附近山区，调查筹划，春天组织部队栽种各种树木20万株。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庆典政务院发出通知，于国庆大典的同时召开“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73岁的蒋维平，被评选为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代表。
蒋维平应邀在大会上作了模范事迹的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称赞。大会记者秦江为蒋维平的事迹写了“73岁的老英雄—蒋维平”专题报道刊发在9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
1953年后随着国内国际环境日益安定，各项建设事业全面展开，军队医院的正规化建设也迈开了强劲的步伐。
75岁的蒋维平作为副院长又主动承担了正规医疗制度的建立和消灭医疗事故的工作他首先从整顿病室、制定规章制度与工作程序入手，结合学习苏联的先进管理经验，推行科主任负责制、计划治疗制、保护性医疗制等制度，从而大大增强了全院医护人员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责任感，使诊断符合率、治愈率、抢救成功率明显提高。
仅以抢救危重病人为例，1961年共抢救危重病人339名，转安和治愈出院271名，达到了80%。同志们担心他年纪大，身体支持不住，劝他回去休息，蒋老却说:“抢救病人要紧!”蒋维平平时有句口头禅:“什么嗜好都可改,唯有工作不能丢。”
蒋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再一次深深感动着当地的人民群众，人民的心中牢牢记着这样一个老共产党员。
因此，他又被当地群众一致推选为张家口市人民代表，他的事迹还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成《老英雄蒋维平》的电影，于1956年在全国广为放映。
蒋维平的事迹被《人民日报》、《八一电影制片厂》广为宣传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省市区工会、青年团、学校纷纷以蒋维平为榜样向青年们进行阶级教育、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也有许许多多的单位请蒋维平去做报告。
对于自己的荣誉，蒋维平看的很淡，他总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能够为国家做这些贡献，是自己这一生最光荣的事情。
建国后，蒋维平一直工作在医务最前线，但是对于自己的家乡，他却从没有忘记过。
1955年，部队实行薪金制后，蒋维平每月可以拿到150元的工资，在当时说来钱也不少，是可以把生活安排得舒适宽裕的。
但是，蒋维平他心中装的不只是自己一家人，而是家乡以至全国贫苦的阶级弟兄。
因此，蒋维平时的日子过得依然十分俭朴，工作服总是破了就补，能穿就不换，孙子蒋镇结婚，他赠给的礼品仅仅是两把锄头和两把小镐头。
1950年，蒋维平于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回石楼村家乡探亲，他就与乡亲们亲如手足，畅谈如何致富的道路。因当时还没有互助合作组织，他就把自己积攒下来的300元钱捐给了村里。
1956年蒋 维平再次石楼村探亲，这时石楼村已发展成高级农业合作社，他心中非常高兴。于是又把之前节约下来2000元薪金捐赠给了农业社，农业社用这笔钱购置了2部双轮双烨犁、4架喷雾器、一匹马，并把早已培育的桃树苗开建了一块30亩地的桃园。
自从参军以来，蒋维平常年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虽然他身体一直很好，但是岁月终究是无情的，任何人都无法躲避时间的审判，随着时间的推移，蒋维平也走到了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刻。
1964年6月18日上午，86岁的蒋维平患脑栓塞合并肺气肿，经再三抢救无效，和世人辞别了。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上下，在蒋维平逝世的当天,北京军区组成了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吴先恩任主任委员，有李雪峰、杨勇、廖汉生等34名蒋维平生前领导与战友作委员参与的《蒋维平同志治丧委员会》，为蒋维平治丧。
张家口市驻军、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工厂、学校的代表1700余人参加了蒋维平同志的追悼会并为之送葬。
很多人，在告别仪式上都流下了眼泪。蒋维平作为一个普通人，却让自己的人生迸发出了无限的光彩。人们之所以崇敬与怀念他，不是他的地位显赫，而是因为他以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蒋维平以60岁的高龄，毫不犹豫的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中。虽然相比较于那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将帅，蒋维平虽然没有那样的高光时刻，但是他也在战争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在无数的英雄人物面前，蒋维平可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的一生可能是那个年代更多人的一个缩影。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了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很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