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出土春秋吴国铜器及相关问题
《上海文博论丛》 2010年03期 李夏廷
春秋时期吴国铜器在晋地多有出土，如山西代州蒙王村出土的吴王夫差鉴、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万荣庙前村出土的王子于戈、榆社出土的吴王姑发剑，以及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鉴和剑等。张颔、陶正刚、劳伯敏等先生对此有专文详细介绍讨论（1），这里就不再赘述，现在仅将太原新近出土的吴国铜器加以介绍。
上世纪80年代末，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太原市文管会在太原南郊金胜村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其中M251春秋大墓引人注目，墓主系春秋末年晋国执政卿赵鞅（赵简子）应没多少疑问。该墓发掘报告已于1994年出版，因种种原因，当时的发掘报告仅报道了这一座墓的资料（2）。
1994年，在距离M251东边百十米的坡下又发现一批东周墓，其中4座为铜器墓，墓主或许是赵简子的族人或陪臣，四座墓出土青铜器数百件，由于种种原因，发掘资料至今尚未系统整理，绝大多数铜器也未修复，在这批铜器中，发现几件有铭文的吴国铜器，在征得发掘主持者惠允后，这里先期介绍并加以讨论。
吴王夫差鉴
金胜村673号墓出土，同出一对，一件残尚未修复，整修一件高38.5、口径62.7厘米（M673∶1），有对称的兽耳衔环，鉴颈部饰横鳞纹，腹部饰蟠螭纹和垂叶纹，器内壁有铭文三行13字：“攻吴王夫差择其吉金自作御鉴”。（图1）
盖鼎
金胜村674号墓出土，同出3件，残破，均未修复，据观察它们尺寸不一，或许为一套列鼎，图中标本（M674∶3）复原通高53.5、口径42.8厘米，盖上有3只兽形纽，盖中央有绹索纹套环，器和盖用子母扣扣合，附耳内外侧均有纹饰，高足外撇，足跟饰兽面纹，鼎内壁有两行铭文，铭文似经锉磨，故漫漶不清而难以释读，惟左边隐约似有“吴王”字样，器型和纹饰为典型的春秋晚期吴国式样。特别是纹饰，为吴国铜器特有的细密S形纹（图2）。
关于吴王夫差鉴
除上述新出土两件外，目前所知还有4件，计清代同治年间山西代州蒙王村出土1件、上世纪30至4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3件。代州出土者后下落不明，有说已流失海外，目前仅在北京图书馆存有拓片。河南辉县出土的3件中有1件现藏国家博物馆，另外2件现藏上海博物馆（3）。在全部6件吴王夫差鉴上，都有相同的13字铭文：“攻吴王夫差择其吉金自作御鉴”，只是铭文行数有两行和三行之别（图3）。
从造型上看，六件夫差鉴可分两种模式，太原2件为一种模式，主要特征是双兽耳衔环，纹饰为春秋中晚期盛行的单层平雕蟠螭纹、重环纹和垂叶纹；另外4件夫差鉴为另一种模式，即4耳，其中2耳为兽首衔双环，2耳为虎形耳，鉴身纹饰为春秋晚期新兴的复层浮雕羽状纹和垂叶纹，后4器虽然为同一模式，但尺寸和纹饰细部略有差别（表1，图4、5、6）。
值得注意的是代州夫差鉴仅有两耳，但是通过对比研究，再结合代州夫差鉴腹部的焊痕，推测它似乎原应有一对虎形耳，或后来脱落，或当时就没焊上也未可知。总之，从造型和纹饰看，代州夫差鉴与辉县夫差鉴应为同一模式，只是它们在尺寸和纹饰细节上略有差异。
然而在铭文格式上，太原夫差鉴与代州夫差鉴如出一模，即三行13字，左读；辉县夫差鉴则为两行13字，右读。虽然如此，6件鉴的铭文内容和字体却完全相同，说明这些鉴出自同时期的同一作坊，只是相同的铭文用在不同造型的器物上而已，换言之，铭文可以选择性的用于不同器物上。
除上述6件夫差鉴外，笔者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见过一件大铜鉴（图7），其造型与辉县夫差鉴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尺寸不明，据说该鉴系截获的走私文物，出土时间地点不明，也未曾发现铭文，不过它产自同时期吴国应毫无疑问，看来吴国当年曾铸造过不少这种形制的鉴。
关于吴式盖鼎
由于地缘关系，吴式鼎和晋式鼎在造型上差异较大，而与楚式鼎更为接近。如同时期常见的晋式盖鼎多为扁球形，整体像柿子，鼎足粗短，纹饰多为宽身动物纹。而常见的吴式盖鼎则盖顶较平、鼎腹较深，鼎足细长外概、纹饰也非常细密。特别是S形纹，被认为是吴国特有的纹饰（图8），但是这种纹饰也偶见于晋地出土铜器上，如原平刘庄出土铜舟即为这种纹饰"4），这种造型的铜舟是春秋战国之际晋地最常见的器种，而在吴越地区则几乎不见，因此它应该是晋制，是晋吴文化融合的产物（图9）。
晋地吴器相关问题
连同太原新出的两件，目前所知共有6件有铭吴王夫差鉴。它们全部出自春秋战国之际的晋国境内，反而在晋以外地区少见。
六件夫差鉴虽然都标明夫差"自作用鉴"，但未必都是夫差自用，同时说明当时吴国铸造的夫差鉴数量远不止这些。此外，目前所见铸有吴王夫差名号的铜器还很多，除鉴、盉一类礼器外，还有10余柄铜剑（5），它们自然不可能是夫差一人专有，倒更像今天的注册商标，或夫差当政时王室作坊产品的符号。相对而言，吴国铜器中有铭文的比例较大，做器者多为王室贵族成员，看来吴国青铜器生产和支配是在王室高度掌控之下。所见有铭铜器品质也很优良，多为实用器。
春秋晋国铜器则较少有铭文，已知晋国公室有铭铜器仅见春秋初年的晋姜鼎和晋公奠，新绛柳泉晋国公室墓地所出铜器亦未见铭文，属于晋国卿大夫的有铭铜器同样屈指可数。早期的铭文继承了西周传统，往往有做器者名字，晚期铭文字数逐渐减少，而且多无做器者名字，有的器主名字仅为代称，如“子之弄鸟”、“智君子鉴”等，总之，寥寥可数的东周晋国有铭铜器相对于数以千计的庞大晋国铜器群而言实在是凤毛麟角，即使如太原金胜村M251、汲县山彪镇M1、辉县琉璃阁M60这类大型晋卿墓（6），所出铜器也罕见铭文，无法为墓主身份提供直接证据，所以这些大墓墓主至今仍然存在争论。
现有资料显示，晋国有铭铜器多制作较精，无铭铜器多为明器，一般制作较粗糙，即使金胜村M251这种大墓出土铜器也常常有未补的砂眼，如该墓所出4件大方壶和4件铜鉴即留有砂眼和未清理的范土，这种情况不限于太原，在晋地其它地方均普遍存在，因此这些铜器可能专为祭祀或随葬之用。
目前春秋时期的晋国铜器存量数以千计，它们绝大多数应产自新田（即今天的侯马）。虽然春秋中晚期的晋国在政治上“政出多门”，但其青铜文化却面目一致，从临猗程村到侯马上马，从浑源李峪到太原金胜村，从长治分水岭到辉县琉璃阁……所见春秋铜器均似新田所出，这或许反映了晋国铜器生产和支配方式的一个侧面，即晋国国内没有谁能够绝对掌控铜器的支配权，铜器占有方式可能会按照等级权力和实力来配给、购买或交换。再从晋国随葬铜器多未经使用这一点考察，它们很可能具有初级商品的形态，因此墓葬出土铜器除个别属于死者生前钟爱的器类，如特别订制的“弄器”和兵器外，大多数礼器应是通过购买或交换获得的明器，只是随着晋国国内政治的分化，强家大族自己铸造铜器才成为可能。总之，如果将吴国铜器生产比作“王有制”的话，晋国铜器生产是否可看作“国有制”或“邦有制”？
至于晋地多出吴国铜器，前辈学者已多有论述，如戴尊德先生说:“晋吴之间通过盟会、聘使、媵女等方式，采用赠送、贿赂等手段，晋吴铜器互相传入是很可能的”（7），张颔先生说：“春秋末年，晋国赵襄子谋臣中有延陵玉，战国时赵孝成王臣中有延陵钧，西汉时，代郡有延陵县（地在山西大同天镇），据《通志·氏族略》载，因吴季子居延陵，其后因以为氏。从这些线索可以推测，吴国被越国灭亡后，延陵季子的宗族逃亡在三晋地区为仕者大有人在，故很有可能把吴国宗器带到今天的山西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