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1年是艰难的一年，也是收获的一年。这一年新冠疫情此起彼伏，国博考古院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圆满完成了四个考古遗址的发掘任务和两个田野调查项目，成果丰硕。
2018年成立考古院以来，国博考古重心向边疆倾斜，设计课题，组织调查，选点发掘，期间馆领导还亲赴新疆调研，指导项目工作。历经三年的努力，本年度国博边疆考古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库车市乌什吐尔遗址发现秦汉时期祭祀玉人，该类型玉人大量出现在秦汉时期的祭天遗址中，如雍五畤。这一发现为探索汉帝国在西域的祭祀礼制提供了重要材料。库尔勒玉孜干古城测年显示该城年代与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的测年数据基本一致。这两个城的形制和测年数据表明，我们要重新考虑塔里木盆地北缘分布的这些圆形城墙、中心高台的古城的年代和它们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为了从更宏观的角度考查西域汉唐时期古城分布状况，探索汉唐军镇体系建制以及西域绿洲城邦的建制，考古院还组织了对古龟兹地区和喀什地区的航空遥感考古调查。充分利用无人机搭载光学、热红外、激光雷达等传感器，对戈壁腹地无人区进行航空摄影调查，收获了大量遗址的珍贵影像资料。
除边疆外，考古院在内地持续开展的山西西吴壁和河北兴隆遗址发掘本年度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西吴壁遗址发现了大量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的冶铜遗迹和遗物，其中一座二里岗下层阶段的圆形祭祀坑最为特殊，坑内出土二十余个完整兽骨个体，为探索商代早期手工业祭祀活动提供了直接证据。兴隆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房址9座，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石器、骨角器和陶器。房址年代跨度长，从距今8500年到6000年。为重建坝上高原地区古环境、生业经济模式、探索人地关系、农业起源等重要课题提供了资料。
今年是中国考古的百年，国博考古在第一个百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下一个百年，国博考古将抓住机遇，找准定位，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供稿人：游富祥）
一、乌什吐尔古城遗址
项目负责人：牛健哲
1、项目背景
乌什吐尔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玉奇吾斯塘乡西5公里处，坐落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渭干河东岸的绿洲台地之上。其西与新和县的夏合吐尔遗址隔河相望，其北约1公里处为库木土喇石窟。
乌什吐尔遗址城墙及马面
20世纪初，先后有来自日本、德国、法国的“探险队”在此进行调查、测绘和盗掘，曾盗走数量不明的钱币、文书等珍贵文物。自1928年黄文弼先生对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遗址进行调查开始，国内学者也对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但一直未经正式发掘，学界对遗址的年代、结构及性质仍存在争议。
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文化润疆”，国家博物馆自2018年开始将考古工作重心向边疆地区倾斜。从2019年开始，我馆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克苏地区文博院等单位对乌什吐尔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如今已进行了三年。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我们初步判断乌什吐尔古城遗址延续使用时间较长，现存遗迹的主体年代为魏晋至唐代。
2021年发掘现场
2、考古成果
乌什吐尔遗址2021年发掘面积600平米，发现并清理房屋遗迹9座，排房8座，排水管道1条，灰坑4座。出土了较多陶片、建筑废弃物、动物骨骼、青铜小饰件、青铜钱币（可辨识纪年钱币有五铢钱、大历元宝、光绪通宝），还出土了少量玉石器、铁器、木器、玻璃器、纺织品残件、果核，特别是出土了石膏佛足、青铜小佛像、骨骰、金戒指、玉人残件、五铢钱、汉龟二体钱等对进一步判断遗址年代和性质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
五号房屋（自南至北拍摄）
乌什吐尔遗址出土五铢钱（右为X射线探伤照片）
乌什吐尔遗址出土器物（从左至右：金戒指、玉人残件、骨骰）
与乌什吐尔遗址玉人残件相似的玉人此前主要发现于秦汉时期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遗址中（如血池遗址、吴山遗址等）。根据此前的考古发现，同一时期的祭祀用玉在料质、尺寸、刻划方式等方面均有一定之规，应由中原王朝的专门机构统一制作而成。乌什吐尔遗址玉人残件与血池遗址出土玉人尤为相肖，而血池遗址年代约在西汉早中期，由此判断这件玉人残件的年代也约在西汉。更重要的是，祭天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才有资格进行的活动。那么在乌什吐尔遗址所在的西域地区，能够代表皇帝行使祭天职责的必然是当时区域内最高权力机构的长官，而汉王朝在西域设立的等级最高的管辖机构无疑是西域都护府。因此，乌什吐尔遗址玉人残件的出土是寻找西域都护府的重要线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玉人与五铢钱的发现，还可能将遗址的年代进一步提早至汉代。
3、考古感言
2021年又是风尘仆仆的一年。我们在北京-乌鲁木齐-库车-阿克苏之间往返穿梭，在疫情的持续影响下，与病毒打着时间差，赶在疫情稳定期间完成了本年度的发掘、整理和调查工作。工作开展至第三年，我们已经逐渐熟悉了南疆春季漫天席卷的沙尘暴，夏季炽烈毒辣的日头，也惊喜于阵雨过后渭干河畔拂过的清风，以及黄昏时分却勒塔格山映射的佛光。2021年亦是收获满满的一年。我们与当地维吾尔族村民一同劳作、朝夕相处，彼此之间增进了沟通和了解，建立起信任和友谊，也让他们对身边的文化遗产有了切身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在这片土地静心求索，慢慢打开乌什吐尔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将它遗留给我们的只言片语缝补缀合起来，逐渐揭开它神秘面纱的一角。
（供稿人：牛健哲）
二、玉孜干遗址
项目负责人：张晓磊
为深入践行文化润疆，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积极开展边疆考古工作，确立了以新疆考古为重心的业务方向。在国家文物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治区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玉孜干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玉孜干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阿瓦提乡阿瓦提村二组东侧200米，地面现存遗迹主要有周边城墙和城内高台。2021年6月，对玉孜干遗址城内高台、周边城垣、城内重点区域进行初步勘探。2021年7月至9月对城内高台顶部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基本完整清理出高台城址夯墙的北段、西段和部分东段、南段，剩余东南角尚未揭露。城址平面基本为南北长20米，东西宽19.5米的正方形。内部为修建近现代麻扎填充大量垫土。向下清理至深约3.8～4.4米发现一保存较为完整的活动面。出土遗物以陶器、石器、动物骨骼为主。陶器皆为陶片，有彩陶片、夹砂红褐陶片、夹砂灰褐陶片等，可辨器形有口沿、耳鋬、器底等。动物骨骼包括牛、马、骆驼等。
通过2021年度考古发掘，基本明确了城内高台的基本形制。2022年计划发掘高台城址的东南角，对局部破坏的最晚期活动面继续向下清理，以找出高台城址始建期的活动面。同时，对周边城垣疑似城门处进行解剖发掘。
经过四个多月的考古工作，我们初步搞清楚了城内高台的基本形制、夯墙的构筑方式及年代等基本问题。虽然这个收获看似简单，但却解决了该遗址长期悬而未决的年代问题，为探索南疆地区塔里木北缘圆形高台古城的年代提供了重要材料。特别是这项成果是全体玉孜干考古队员、民工叔叔阿姨一起在7、8月的烈日下一铲一铲发掘出来的，尤其显得不易。我们不能期待每一次考古发掘都有惊世骇俗的发现，但是我们会继续为准确阐释玉孜干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坚持。
玉孜干遗址2020—2021年城内高台发掘区域
2021.9.15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检查玉孜干遗址
考古现场
玉孜干出土动物骨骼
玉孜干出土陶片
（供稿人：张晓磊）
三、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项目负责人：戴向明
西吴壁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地上，南距中条山约6公里。2018年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在西吴壁遗址开展了连续的考古发掘工作，揭露出丰富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冶铜遗存，确认该遗址是一处以冶炼纯铜为主，同时铸造一些小型工具的冶铜遗址，为认识夏商王朝的崛起同控制、开发、利用中条山铜矿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吴壁遗址所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于2020年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并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2019-2022）”之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生业、资源与技术研究等重要课题当中。
2021年4-7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继续在西吴壁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地点位于遗址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的西、中区，旨在寻找更多冶铜遗存，为深入了解夏商时期的冶铜工艺，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活动积累更多资料。
发现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等时期的房址、陶窑、窖穴、祭祀坑、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陶、石、骨器，以及铜矿石、残炉壁、铜炼渣等冶铜遗存。其中一座二里岗下层阶段的圆形祭祀坑最为特殊，坑内出土二十余个完整兽骨个体，种类包括牛、羊、猪，犬，当与冶铜生产中的祭祀环节密切相关。
半数以上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迹出土冶铜遗物，种类有铜矿石、残炉壁、铜炼渣等；另有一些冶铜生产工具，如石锤、石砧、鼓风嘴等。此外，还发现少量铸铜遗物，如陶、石范。这些陶、石范均为铸造小型工具所用。
所获各类遗存丰富了西吴壁遗址的内涵，为研究遗址冶铜手工业及聚落结构提供了更多实物资料。二里岗下层兽骨坑的发现，为探索商代早期祭祀活动提供了直接证据，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大家都知道考古工作是艰苦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平日居住于一线城市，朝九晚五在恒温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出差去田野考古工作拿起手铲，终日经受风吹日晒，甚至雨淋时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何况，即使是这样艰苦的工作也难以完全消停，不时还需要处理一些棘手的突发事件。虽然如此，在外的考古人并未选择苟且，而是积极的应对工作，具体事例不胜枚举。
参与西吴壁发掘的各位同事，春天忍受飞沙走石，夏天面对高温，但在清理探方内的遗迹时，从来是一丝不苟，绝对不打折扣。参与发掘的刘文晖博士在夏天的简易棚子里，忍着高温，趴在几块简陋的木板上，细致的清理、提取兽骨坑，每日汗透衣衫，后期几乎天天晚间加班，但却从不为此降低工作质量。来自数据中心，临时参与三维采集的几位同事，一下火车就立即投入到采集工作当中，一直工作到凌晨才去休息。
这样一些不畏艰苦环境，一丝不苟面对工作的精神是我们的考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我们今后还将继续保持并发扬这样的精神，为国博乃至中国考古事业的建设增砖添瓦。
西吴壁2021年春季西部发掘区
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兽骨坑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窑
刘文晖博士在清理兽骨坑
研究出土遗物
（供稿人：田伟）
四、兴隆遗址
项目负责人：庄丽娜
兴隆遗址位于冀蒙交界的坝上地区，在河北省康保县照阳河镇兴隆村赛圪垯沟西侧的山前坡地上，南距康保县城约30公里，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202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申报掘面积500平方米。
本次发掘清理了三层下房址12座，其中有2座为19年未清理完的房址。房址按开口形状分为圆形、椭圆形、圆角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根据房址的结构可以分为较浅的半地穴式房址（F12/F3/F1/F5），深度一般小于0.5米，和较深的地穴式房址（F2/F4/F6/F7/F8），深度一般1.5-2米。3座房址发现门道，门道向东、东北或东南，2座为台阶式，1座为斜坡式。有房址内发现壁龛，有的留有陶片等遗物。
部分房址经过多次使用，在四周存在多个生土台，房址内也多发现有两个及以上明确的活动面，活动面上多发现有灶或者骨堆、石堆等遗迹现象，并留有动物骨骼、陶器、骨器、石器及相应的半成品、未燃尽木材形态等遗物。灶一般位于中部，可分为浅坑灶、石板灶、支石灶三种，个别房址内还在房址中部发现有火塘。
本年度发掘的房址时间跨度长，涵盖了遗址文化分期的第一期-第四期，距今8500-6000年。我们在发掘阶段甄别出生土台与活动面的对应关系，对不同房址结构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了解了房址的建造、利用、废弃以及部分再利用的过程，为分析不同时期的建筑特点、聚落布局奠定基础。发掘还收获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石器、骨角器和少量陶器，完善遗址分期，丰富遗址的文化内涵。同时在此前工作基础上，系统采集年代学样品、动植物、土壤等样品，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生业经济和环境考古研究。
兴隆遗址作为坝上高原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中心聚落，前后延续使用长达2500年，是研究该地区聚落结构的典型遗址，为探索早期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考古工作总是能让我们与古人进行一场又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像侦探一样，通过古人给我们留下的零散的无声的证据，去复原他们曾经的生活。坝上草原风光无限，在久远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古人繁衍生息，在长达三千年的时光中，兴隆遗址被古人反复利用，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兴隆青睐有加？最初到达这里的先民是农人还是狩猎采集人群？……有太多的未知需要探索，有太多的故事需要讲述，探索未知，我们永远在路上。
兴隆遗址考古队
兴隆遗址发现房址和灶
发掘现场
石磨盘、骨柄石刃刀、细石器
（供稿人：庄丽娜）
五、喀什地区丝绸之路遥感考古调查（二期）
项目负责人：李刚
项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层次人才天池计划（柔性人才）
本项目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支持的人才引进援疆项目，新疆本地合作单位是喀什博物馆（喀什地区文物局）。2016至2019年，曾与国家博物馆合作执行了“喀什地区丝绸之路遥感考古调查”项目的一期工作，2019年底的结项评审会上被评为优秀项目。之后在喀什地区文物局的要求下，我们做出了在喀什地区深入开展遥感考古调查的工作计划，再次得到自治区人社厅的批准和经费支持，由于2020年疫情的影响，二期项目工作于2021年初开始准备。
本年度4至5月国家博物馆、内蒙古大学、东南大学、喀什博物馆联合组队赴喀什地区巴楚县，深入戈壁无人区开展遥感考古调查工作。利用无人机搭载光学、热红外、激光雷达等传感器，对巴楚县境内的戈壁区域进行了航空摄影考古调查，戈壁腹地的调查数据正在分析研究中，其中有在戈壁东部边缘拍摄到一处一处疑似军台遗址（图1）。1842至1845年，林则徐被流放新疆期间曾在日记中记录了所经由的天山南北路诸军台名称及诸台间距里程，其中的雅克库都克军台（十一台）与此次航摄调查所获遗址信息相合（图2）。
图1、无人机调查航线示意图
见于文献记载喀什地区的清代十四个军台，一直未得以确认其遗址所在地，且绿洲地带的军台遗址又难以保存至今。通过本年度春季的航空摄影考古调查和对卫星影像的判读，除牙喀库都克台之外，发现并确定戈壁地区另三个军台：色瓦特台、车底库勒台、图木舒克台遗址地点，并根据低空和高空遥感影像对加上齐兰台在内的五个军台遗迹及与之连接的清代官道进行了分析和精确定位（图3），为喀什地区及与阿克苏地区交界地带的清代军台遗址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图2、牙喀库都克军台（十一台）遗址的地表模型
图3、奇兰至图木舒克诸清代军台遗址与官道的定位
史学界对清代军台（驿站）的研究比较重视，但因文献记载简略或有讹误，且缺乏考古证据，出现过一些对台站与官道位置描述的偏差，进而对研究产生不利影响。将历史文献与遥感考古调查相结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得以保存至今的军台遗址，往往在自然条件较差，且一个世纪以来已无人居住的区域，南疆的绿洲地带由于生产建设的持续发展，已很难找到相关遗迹，所以文物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清代台站遗址的认识和保护。
现在的戈壁是曾经的绿洲，留下许多人类活动的遗迹，气候与世事变化无常，留给考古工作者探索的问题很多，也很艰巨！希望考古工作能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使遥感考古能在新疆荒无人烟、地面行动困难的区域发挥应有的作用。
戈壁腹地一号宿营地的清晨
利用干涸已久的湖床做临时起降场
（供稿人：李刚）
六、古龟兹地区考古调查
龟兹是古代新疆的绿洲王国之一，其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缘，背倚天山，南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西域地区汉唐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2021年10月上旬，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联合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启动古龟兹地区考古调查项目。本年度调查的主要目的是配合中国国家博物馆库车乌什吐尔遗址的考古发掘项目，对乌什吐尔遗址所在的古龟兹国核心区--库车绿洲进行考古学调查，积累资料。本次调查以库车、沙雅、新和三地为重点区域，在阿克苏地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挑选了一批遗址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工作。
通过为期三周的野外工作，考古队总计调查遗址50余处，类型包括古代城址、戍堡、烽燧、聚落址、冶炼遗址和佛教遗址。调查中采集遗物及标本包括石器、陶瓷片、古钱币、建筑构件、冶炼炉渣等。调查方法除采用常规的地面踏查外，还运用无人机低空航拍和RTK采集了大量的空间地理数据，共获取了24处遗址的正射影像和数字高程模型。通过本年度的调查工作，我们对古龟兹地区汉唐时期不同类型遗址的分布特点，各具体遗址的范围、结构以及保存现状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特别是对大量城址和戍堡的调查，为下一步乌什吐尔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积累了重要的资料，明确了今后的工作重点，也为全面探索古龟兹地区城镇聚落体系，研究汉唐中央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管控和治理提供了有益的方向。
1928年9月至11月，我国考古学者黄文弼对库车、沙雅一带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黄文弼先生是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是新疆考古学乃至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今年正值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能够在此百年华诞之际重走黄文弼先生之路，对于每一名考古工作者而言都是莫大的荣誉。本年度的调查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今后考古院将持续围绕汉唐时期西域地区的军镇防御体系和古代龟兹文明开展更为深入和具体的研究工作。
（供稿人：钱静轩）
可可沙冶金遗址调查
考古测绘
库车唐王城
沙雅博提巴什古城
库车唐王城北遗址数字地表模型
编辑 | 吴二棒
审校 | 刘 钧
江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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