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有朱棣这样有雄才大略的儿子，但却近乎固执地要把皇位传给嫡长子朱标，甚至在太子朱标去世后，又固执地要把皇位传给稚嫩的皇太孙朱允炆。
尽管朱棣后来起兵夺位，但是，在朱元璋在世时，储君之位始终是明确、不容争议的。
康熙也有一众不错的儿子，他也曾想立储君，但诸子之争却此起彼伏，最后上演出“九子夺嫡”。
这背后，是古代立储方式的不同。
古代主流的继承人选择制度
自古以来，选择继承人有两种方式：立长、立贤。
其中，自周以来，在大部分时间里，“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嫡长子继承制是主流。
不仅仅在皇位传承上如此，在爵位，甚至家族地位传承中也是如此。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明确！利于家族的团结、稳定。
谁来接班，靠出身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其他人可以早早丢掉妄想，安分守己地作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去争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长幼有序，团结亲爱。
与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不同，古代农业社会是相对稳定的，只要继承人不是太“作”，即便能力平庸一些，家业也是能守得住的。相比之下，诸子相争，导致家族分裂、衰落的危险要大得多。
所以，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制在古代一直是主流。
朱元璋的坚持
朱元璋驱逐蒙元，一统天下后，急切地要恢复天下秩序。
当时，不但皇位是世袭的，王位、各级爵位、军户，甚至许多职业都是世袭的。
有的世袭位置，人人都抢着要，有的世袭位置，人人都不想要。
在朱元璋看来，如果不能对世袭制度做出明确，便于执行、监督的规范，天下要乱套。
因此，朱元璋对皇位、亲王、爵位、军户的世袭都作了严格的规范。
比如，亲王之位，嫡长子到十岁时（夭折概率大减）就要授予金册，立为王世子；其他的儿子各得其位；如果嫡长子早去世，又已经有了嫡长孙，就要立嫡长孙；如果王与正妃50岁了还没有生子，就要立庶长子。
总之，朱元璋对世袭制度做了明确、细致的规范，列入祖训，以为大明万世不变的原则。
朱标去世后，朱元璋立皇太孙时的诏书，更是表明了自己的坚定不移。
朱元璋提到：朕建立大明，就是要为后世立榜样！如果朕自己都不遵守自己设立的制度，以后谁还会遵守这个制度呢？
因此，有明一代，嫡长子继承制都是皇位传承的基本原则。
朱棣起兵夺位后，继续坚决执行朱元璋的祖训，明确推行此制。
显然，对曾经流浪的朱元璋来说，“各得其所，各安其业”就是理想天下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
而朱元璋带头执行嫡长子继承制，正是试图为天下做出“各得其所，各安其业”的表率。
大清（后金）早期的继承人制度
后金其自关外，受到中原宗法制度的影响较小，生产力水平也比较落后。
因此，后金的继承人制度，有原始的民主色彩。
首领一般不指定接班人，而由八旗贵族们以会议选举的形势确立继承人。
因此，后金的每次皇位传承都危机四伏。
努尔哈赤去世后，经过激烈角逐，皇太极登基。但当时许多人不服，多尔衮甚至认为“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
皇太极去世后，豪格与多尔衮互不相下，险些引发火并。
所幸的是，当时的八旗贵族头脑比较清醒，行为比较克制，皇位之争始终没有导致政权分裂。
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继承人制度，激烈的内讧、分裂是早晚的事情。
如果真是那样，大清也逃不脱”胡人无百年之运“的“魔咒”了。
康熙的尝试
康熙最初的尝试，是要再用中原王朝常见的嫡长子继承制。
因此，康熙早早确立了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
随即，康熙倾注了大量心血，试图将胤礽培养为合格的接班人。
康熙不但选择了优秀的老师来交代太子，还极力维护皇太子的地位，对于藐视皇太子的臣功，无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坚决打击，毫不留情。
然而，满清贵族，并没有宗法制传统，各皇子依然觊觎其位，各重臣也结交不同的皇子，彼此拉帮结派，相互竞争。
复杂的情况下，皇太子胤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成为众矢之的。
与此同时，胤礽也确实不具备处理复杂形势的能力。
胤礽不但盛气凌人，随意训斥王公大臣，甚至在留守京城期间擅自将康熙已经批发的事情进行修改！
最终，康熙还是废了胤礽。
显然，试图再用中原王朝常见的嫡长子继承制，早立太子是不合适的了。
因为：满清贵族受中原宗法制度的影响有限，约束较小。
即便立了太子，如果不加重太子的权力，诸子与大臣勾结，仍然能对其发起挑战；而如果进一步加重太子的权力，太子又可能威胁现任天子。
因此，康熙不再立皇太子了。
如此，大清的皇位继承权，不但没有明确的接班人，连相对明确的继承顺位都没有！
这样的情况下，谁能表现出突出的能力，拥有更大的力量，获取更多的支持，谁就更可能成为继承人！
诸子中的积极分子觊觎皇位，相互争夺，“九子夺嫡”，愈演愈烈。
“秘密立储”制度的形成
任诸子相争，康熙并未再立皇太子。
直到弥留之际，康熙才以《遗诏》的形势确定：皇四子“继朕登基”。
经历过“九子夺嫡”风风雨雨的雍正，决心确定新的规则。
雍正元年，初登大宝的雍正就宣布：现在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以后再说。
实际上，当时，三子弘时已二十岁，四子弘历、五子弘昼已十三岁，都已不算“幼”了。
所以，雍正此语的本质，是表示：不再使用“嫡长子继承制”，而是要对诸子考察后，再确立继承人！
随即，雍正表示：朕会亲自写下确立的储君人选，放在“正大光明”匾之后，以备不虞。你们不用去知道朕到底立了谁，只管尽心尽力替朕办事，朕也会保全你们的富贵，这难道不是国家的大庆吗？
显然，雍正的意思很明确：朕已经选好了储君，所以你们再怎么争来争去都没有用！而朕又没有公示储君，所以你们也不必党附太子，动摇皇权。
如此，对雍正来说，能够维系政权的稳定，而对群臣来说，不必被迫站队，你死我活。
因此，群臣都赞许此法。
此后，乾隆继位后，将雍正的“创举”法定下来。
乾隆下诏：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最为良法美意，我世世子孙当遵守而弗变者。
如此，“秘密立储”制度被确立下来，成为大清王朝法定的立储制度。
此后，帝位传承时的剑拔弩张少了，大清算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传承之法。
朱元璋固执坚守“嫡长子继承制”，希望以此使诸子“各安其业，各居其位”。
然而，权力分配的本质永远是以实力、能力为基础的。
朱元璋死后不久，朱棣就把建文拉下马，夺得了帝位。
康熙时期，大清已经入主中原许久，过去基于关外生产、生活方式的贵族民主制度已经不合时宜。
因此，康熙尝试再用嫡长子继承制。
然而，对于缺乏宗法制传统的满清贵族来说，这样的做法并不能使诸子、大臣各安其分，围绕继承权的明争暗斗仍然不能制止，以至发展到“九子夺嫡”。
在皇权进一步集中的情况下，雍正确立的“秘密立储制度”，“不可不立储，尤不可显立储”，算是为满清贵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继承制度。
当然，放眼世界，此时的世袭皇权本身，已经是落后的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