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在春秋时期，一般而言强大的诸侯国，对弱小的诸侯国的勒索和要求，都是无止境的。弱小的诸侯国因为自身力量不足，所以经常隐忍退让、忍气吞声。可是郑国的子产却不一样，他利用“平丘会盟”的机会，提出了问题，并且据理力争。这就是值得一提的“子产争承”一事。
《左传》云：“子产争承，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及，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
《春秋左氏传》
实际上，“贡赋”最早是上缴给周天子的。我们可以从子产一开始把从前天子制定“贡赋”的规则——次序和轻重，这两项所提出的说明中见出端倪。
我们都知道，在春秋时期，诸侯们对周王室有提供“贡赋”的义务。然而，周天子势力渐渐式微之后，“贡赋”就成为诸侯眼中的肥肉——有能力者得之。
《左传》云：“于时天子衰微，政在霸主，霸主量国大小，责其贡赋。”
刚开始的时候，霸主们尚不敢强迫诸侯们向自己负责“贡赋”，顶多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后，形势渐渐开始发生转变，霸主们开始明目张胆地向诸侯索取“贡赋”。
《东周列国·春秋篇》齐桓公剧照
本来按照周朝的制度，“贡赋”的轻重，是依据“位尊”来排定的，根据《尚书》所言——“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可以得出结论——排序为侯、甸、男。
其实，“甸”级的诸侯，其性质本就是代替周王室暂时管理土地的，他们无需负担军事方面的任务。也就是说，对于“甸”级诸侯来说，正因为军事要求相对低，所得的大部分都需要提供给王室，以备王室之军事支出，所以他们虽然职位低，但是仍旧要承担很重的“贡赋”。
我们都知道，郑伯的地位只是“男”而已，晋国却要依据“侯”和“甸”的标准来缴纳“贡赋”，难怪子产会大喊不公；而且郑国只是个小国而已，它同时要应付晋、楚两个霸主，负担实在是太沉重了。所以，子产希望能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否则小国供应不及，迟早会因此而亡国。
子产抬头挺胸地抗议不平等待遇，让同行的子大叔捏了一把冷汗，并且责怪他：“诸侯若讨，其可渎乎？”然而，子产不愧是一位胆识十足的人，他早就看出“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况且“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子产当然要据理力争，否则会更让人看不起。而事实也证明，子产这样做是对的，如果当时示人以弱，则后患无穷矣！
《东周列国·春秋篇》晋国战车剧照
“韩宣子索环”，就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韩宣子有一只玉镯，落在郑国商人的手上，因此他前来郑国讨取。子产以“非官府之守器”的理由加以拒绝，然而，子大叔、子羽却认为韩宣子所求的不多，并且他又是如此重要的人物，应该巴结好他才对，要是有人因此从中说些挑拨离间的话，而惹恼了他，将后悔不及。何必因为爱惜一只玉环，而得罪大国呢？
殊不知，子产之谋可谓深谋远虑。《左传》云：“吾非偷晋而有二心，将终事之，是以弗与，忠信故也。”
晋国是大国，如果小国事事对其有求必应，那将使得大国的欲求贪得无厌，一定会逐渐超出郑国的供给能力；针对“韩宣子索环”一事，无论是给他，还是拒绝他，得罪他的程度其实都会更大。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坚守立场“以礼斥之”，这么做并非是对晋国有二心，而是为长远之计来着想。如果郑国一味地去倒贴晋国，那么郑国就会成为他们的边境城市，以致失去国家的主导性。更何况韩宣子是奉命出使的，结果却来索取玉环，这岂不是太过贪婪了吗？
春秋时期出使
我们想一想，因为一只玉环，而引起两种罪过——其一是让郑国失去国家地位，其二是让韩宣子成为一个贪婪的人，有必要这么做吗？
子产的话，的的确确是很有道理的，也可以看出，子产始终是站在国家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他绝不会让国家的尊严受到伤害。
子产用优美的外交辞令去应对，以求成功达成目标。子产的坚持，最终让韩宣子不敢再强求，只好转向商人低价购买。而商人不甘心来告状，子产又以郑国的立国盟誓，讲出了一番大道理，奉劝韩宣子如果为了得玉而在诸侯之中失去信誉，那么必然会因小失大，最终劝得“韩子辞玉”，使得郑国在“韩宣子索环”这件事上，能有一个相对完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