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陕西省西安市挖出一方唐朝墓志铭，墓主名叫祢军，身份是“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从墓志铭的内容来看，他并非唐朝人，而是出身于今天韩国西南部的百济国。
公元660年，唐朝大将苏定方受唐高宗之名，渡海进攻百济国，并一战而破之，在该地甚至熊津都督府，同时将育济百济及王族臣寮九十三人和百姓一万二千人押送至长安，献俘于唐高宗面前，而祢军正是其中的一员。
据祢军墓志铭记载，此人自称是三国名士祢衡的后裔，并在唐朝官运亨通，做到了右威卫将军的高位。在祢军的墓志铭中，留下了许多相当有价值的信息，为了解唐朝时中日韩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其中，墓志铭有八个字，着实令人意外。它们分别是“日本余噍”和“僭帝称臣”。
首先《祢军墓志》对于此时朝鲜半岛上的形势这样写道：
（ 甲） 于时日本余噍， 据扶桑以逋诛； （ 乙） 风谷遗甿， 负盘桃而阻固。（ 丙） 万骑亘野， 与盖马以惊尘； （ 丁） 千艘横波， 援原地而纵弥。
这段历史讲述的是唐朝攻占百济后，百济遗民集体叛唐。其中，“日本余噍”这四个尤其引人注目。一些日本学者认为，这四个字颠覆了历史，将日本国号由“倭国”改成“日本”的时间，提前了十数年。一般认为，日本改国号应该在702年之后。而从墓志铭显示，日本该国号的时间应当在670 年到678年之间。
然而，中国学者马云超却认为，这里的“日本” 必定不是国号。“日本” 与“风谷” 对仗， 用法上也应与“风谷” 相同， 只可作为文学性的指称， 无法视作国号。
由此，马云超断定，这里的日本应当指百济国。“日本”这个词的本意是指“极东”，本是中原对海东诸国的称谓。扶桑在唐朝，也不是对日本的特称，而是对海东诸国的称呼。因此从语境中看，“日本”应该是指百济国，而非倭国。
由此可见，最早的日本国并非现在的日本国，而是百济。根据考证，百济和日本皇室关系匪浅。已退位的平成天皇就曾亲口说，日本皇室可能来自百济。或许百济灭亡后，我国“继承”了这个国号，才成了今天的日本。
除了“日本余噍”这四个字以外，碑上还有四个字也非常引人注目：
“公询臣节而投命……千秋僭帝，一旦称臣。”
当时，日本派遣数万兵力，前往百济支援叛军攻打唐军。结果在白江口之战中，被唐朝水军以少胜多，杀得全军覆没。碑文显示， 祢军蹭于麟德二年（665）随刘德高出使倭国，警告他们不要再与唐朝为敌。
在倭国，祢军等人取得了重要成果，那就是“僭帝、称臣”。所谓“僭帝”，自然指日本天皇。当时倭国虽然小而穷，但非常自大，君主都以天子自居。因为日本天皇僭越皇权，因此成为“僭帝”。
自古以来，日本就经常标榜自己是“汉字文化圈”中，唯一没有向中国称臣和低头的国家，并一直以此为自豪（除了足利义满短暂向明朝称臣）。在许多日本人看来，唐朝不是上国，而应该是日本属国。其自大的模样，简直阿Q至极。
但从碑上“僭帝、称臣”四个字来看，倭国在祢军到来后，的确曾向唐朝称臣。白江口之战后，倭国举国震恐，生怕唐军渡海来报复，而这些许多日本史料中都有体现。因此，倭国天皇向唐朝称臣，是说的通的。
对于“僭帝、称臣”之事，中日韩三国史料均无记载。然而学者们却从考古实物种找到了证据，大阪野中寺的弥勒菩萨半跏趺像台座上刻有如下铭文：“丙寅年四月大旧八日癸卯开。”
木崎爱吉氏将丙寅年定为当时天智天皇五年（６６６） ， 其中的“ 旧八日” 是相对唐朝麟德历而言， 指旧历（ 元嘉历） 的四月八日。换言之，日本当时使用的是唐朝的历法。一般来说，属国在选择臣服时，一般会采用天朝的历法，这也被称为“改正朔”。很显然，日本将自己的元嘉历改成了麟德历，便是向唐朝称臣的实据。
根据《旧唐书》记载，唐朝在百济的守将刘仁轨在上任前， 曾向国家“请历日一卷”，为的是“削平辽海， 颁示国家正朔， 使夷俗遵奉焉”。很显然，祢军等人出使倭国，就是为了迫使他们“改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而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唐朝对倭国的掌控并不持久，由于吐蕃作乱，唐朝被迫将驻东北亚的军队调往西部，倭国趁此机会取消了对唐朝的称臣，并且抹除了相关记载。
如今，仍有许多日本网友在2ch上宣扬，不愿承认日本曾向唐朝称臣的事实。对于“日本余噍”他们尚可接受，但对于“僭帝、称臣”，就是实在无法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