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动荡不安，董卓之乱后，玉玺也在纷乱中丢失。一天，孙坚在行军途中发现一口枯井颇为诡异，散发着奇异光彩，遂命人打探究竟。
士兵在井底捞出来失踪多时的玉玺。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袁术得知玉玺的下落，以孙坚夫人性命为要挟夺走了玉玺。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孙坚就此错失玉玺，无形中也躲过命中一劫。
袁绍因为玉玺加身，更加坚信“天命”，迫不及待想要登基称帝。谁知他皇帝没做成，反被曹操派来的刘皇叔截杀，误了卿卿性命。
就此，玉玺归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并随着朝代的更迭，颠沛流离，沦落到不同的皇室贵族。
为何玉玺有着如此大的魅力，可以让普通人凭借它平步青云，一步登天？
江隐龙先生在《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这样写道：“从宏观角度来看，玉玺之所以被历代君主所吹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在‘家天下’之外成功开拓了一条通向法统之路，为各朝提供了‘天命’的逻辑起点。”
也就是说，玉玺在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之外，过渡到外姓家族的唯一合理凭证。
江隐龙先生指出：“玉玺是一项‘权利证书’，它意味着皇权可以突破血统与世系，在新的君主身上扎根，从而开创新的时代。”
不论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尚方宝剑；是免死金牌；还是玉玺；这些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法统权利证书，都承载着王朝的更迭和历史的发展，也寓意着“天命不可违”的权威与迷信。
江隐龙先生对中国历史及法律颇有研究，他在政府部门任职，也是权威法律文化专栏的特约记者。
他潜心编著《法律博物馆》，从帝王的权杖、庙堂的符号、律法的线条、狱谳的规矩四个方面，带我们全方位解读了中国历史文物中的法律故事。
在《法律博物馆》殿堂的符号一节中，江隐龙先生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女皇武则天的小发明。
这项小发明被称为“打给女皇的小报告”。它是一件影响了中国司法制度数百年的法律器物：铜匦。
为加强耳目，收集情报，武则天在朝堂东、西、南、北四面分别设置青、丹、白、黑色四个铜匭，以达到“申天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的目标。随后江先生讲述了匦函的前世今生，中国千年的直诉制度中的经验教训。
在第三章节，律法的线条中，江隐龙先生为我们讲述历史中的婚姻。它不是爱情的坟墓也不是两情相悦，而是纲常名教的宗法要求和门当户对的现实考量。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关系中，婚书不只是法律的约束和权利的保障，更是等级森严的阶级壁垒。
就像江隐龙先生所说：“婚书虽与婚姻相关联，却终究与感情无关。”
除此之外，他还讲述了古代身份证符牌、传信与户籍制度，汉朝王杖制度的兴衰，清朝尊老制度，夜半宵禁，乡饮酒礼，盛唐的春江宴，两宋的琼林宴等。
在《法律博物馆》的第四个章节狱谳的规矩中，江隐龙先生讲述了人类古老的法律“萌兽”，中国神仙体系中的异类，明镜高悬的多重解读，庙堂与江湖的两张面孔，法内法外的生死文书等。
江隐龙先生用详尽的故事案例，条理清晰、言简意赅地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知识与艺术经典向我们摊展开来。在他娓娓道来中，20多件中国法律文物生动活现地书写着中华法律文化的华章，在文字中焕发着历史的光辉和文化的璀璨。
历史是一种铭记，文化是一种传承。读完这本书，我们会对中国文物有了一层深刻的理解，对几千年的文明和法律，由衷地崇拜与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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