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一位著名的才子，二三十岁则名满天下，出来做知县之前，去向老师尹文端辞行请训。
老师问道：“此去赴任，你有何准备？”
“我准备了100顶高帽子。”才子答道。
老师听毕，颇不高兴：“为官须正直，亏你读了如此多书，怎么还来搞这一套？”
“世人都嗜好戴高帽，放眼天下，像老师您不爱戴的，能有几人呢？”才子徐徐地说。
老师听后，转怒为喜，认为才子的话很有道理。
才子辞别老师后，感慨地说：“我准备的100顶高帽子，还没到任，就已经送出去一顶了。”
这位才子就是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江右三大家”的袁枚，曾经的诗坛盟主。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是清代诗人、散文家，他老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他是乾隆四年进士，选庶善人；为官历任县长，政绩颇有名声。乾隆十四年（1749），四十岁即辞官归隐，在南京小仓山购地筑随园。
有人四十岁辞官，有人七十岁中状元，每个人的时间轴都不一样。
归隐后，袁枚于随园吟咏其中，广收子弟。
此外，袁枚还是一位美食家，他曾经各地为官，遇见美食，则学习其做法，记入笔记中，有《随园食单》传世。四十岁辞官归隐的美食家、才子，可以想见这是一位很有生活艺术，深懂生活的人。
今天来看袁枚的一首诗《马嵬》。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此七绝短短四句28个字，每一句都有一个典故，《长恨歌》是白居易的长诗，银河让人联想到牛郎织女，石壕村是杜甫的《石壕吏》，长生殿是唐皇宫中的一座宫阙。
其实标题的马嵬（wéi）也包含一个典故，马嵬即是马嵬坡，在陕西省兴平县西，此地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一则著名的历史事件。唐朝安禄山发起了安史之乱，叛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占长安，唐玄宗仓惶西逃，路经马嵬坡，禁军哗变，不愿前进，杀死宰相杨国忠，并迫使唐玄宗命杨贵妃投缳。
安史之乱对于社会所造成灾难，于上层则有唐玄宗和杨贵妃这对恩爱夫妻的永诀，帝王尚且如此，普通的平民百姓所遭受之灾难更是深重千倍万倍了。这普遍记载于杜甫以及其他唐人的诗篇中。
白居易为他们写了长篇诗篇《长恨歌》，揭露李隆基宠幸杨玉环而造成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二人恋情悲剧的同情。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悲剧，虽说首恶是安禄山，而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自己所造成的。李在早年不愧为圣明天子，有开元中兴之治，晚年则昏聩，迷恋杨玉环，任用奸相杨国忠。
身为国君，当一时一刻的明君容易，难的是一辈子都坚持当明君。盛唐之成也李隆基，败也李隆基。既然如此，他们还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呢？“莫唱当年长恨歌”。
每逢战事，“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兄弟遭杀戮，不得收骨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相比于帝王的苦难，老百姓的苦难更是深重千万倍、广大千万倍，也更值得同情和怜悯，因而“人间亦自有银河”。“银河”就是传说中西皇母所划下的一条河,让牛郎与织女分离,不得相聚。
杜甫所写的《石壕吏》，讲述安史之乱时期，诗人夜宿石壕村的农家，该农家三位儿子从军，两位已经战死。当时又值官吏捉人应军，不仅男丁强迫应军，此时连老翁也要强迫从军，农家老翁逾墙逃走，儿媳妇抱着襁褓之中的孩子，没有一件完整像样的衣服。结果老妇人也被抓去充当后勤。这是一个普通家庭所遭受的悲剧，这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而这样的家庭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
传说李隆基与杨玉环两人于七夕之夜在长生殿上立誓，永不分离，表面看起来很深情、很浪漫，此事也曾被谱入很多文学作品中。李隆基晚年昏庸、耽于声色，政治腐败，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致使唐王朝几乎覆灭。他们之间的爱情建立在“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背景与代价之下，可怜之下更是可恨。相比于石壕村中男丁夫妻的离泪、老翁老妇的离泪、亲人间的生离死别，长生殿上的事情压根不值一提。
《马嵬》是乾隆十七年(1752)袁枚赴陕西任官，路过马嵬驿时所作。此时的袁枚与爱人分别，独自远赴陕西，有感而发。“借昔人往事，抒自己之胸宇”。（《随园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