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厂初年我们正上小学，在学校前的空场上大家踢球玩，球滚来滚去，一个路过的人身穿长棉猴，头戴火车头棉帽，冲着滚到跟前的球迎头一脚，居然给踢到学校的栅栏围墙外——这是哪来的野小子，我们想。
那人戴一副近视眼镜，看不出男女，居然直接进了学校边的女厕所，那人进去了，几个小女生提着裤子跑了出来：一个男的进了我们女厕所！她们喊。
女老师听声冲进了女厕所，立即出来了：不要怕，那人是新来的女大学生！
那时候工厂的职工宿舍和家属福利区都混在一起。我们不久就知道这位女大学生住那间宿舍。
怪不得别人当她是男的，同学说，高门楼、大颧骨，长得就像个男的，再戴副眼镜，谁能认得出来。
在女工宿舍里，新来的大学生和工人都住在一起，这位新来的女大学生姓黄，住在靠门边架子床的上铺，这是最差的位置，一开门冷风就直接袭来，而一般人都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每次都喊小黄关门。小黄懒得回回效劳，说：没关系、我不冷。扭头朝墙面壁，继续读书。
“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大家不说进门不关的人，一致归罪于黄技术员。工人之间比较抱团，知识分子孤芳自赏，独立性强。
每到礼拜六，小女工们梳妆打扮相邀去俱乐部跳舞，没人招呼黄技术员。“看那长相，去了也邀不到舞伴”有人刻薄的撇嘴。
“别小看人家，听说她是华侨，父亲是南洋的资本家，老有钱。”总是有人消息灵通
“哦吆，看不出来，原来是资本家出身的大小姐”，有人又找到贬低的理由。
南洋风光
南洋
黄小姐的父亲是南洋某国的大商人，作为华侨界领袖人物，他组织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抗战和新中国建设积极援助，
南洋机工在滇缅公路运输帮助祖国抗战
。五十年代初，他力主让中学毕业的女儿回国上大学，报效祖国。大学毕业后，黄小姐被破格分配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大工厂，成为了黄技术员。
黄技术员在毕业时选择了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就是向父亲表明自己是一个有独立能力的劳动者，不畏艰难困苦。
鹅毛大雪纷飞，当她从半尺深的雪地上跋涉探路，甚至跌倒在积雪掩盖的深坑中，她会开心地大笑，因为这远不是她心目中的艰苦。而其他冻得发抖、皱着眉头、缩手缩脚的女工心想，这大小姐敢情没心没肺、还傻乐呵。
建厂初年，一切都没走上正轨，所有人员不分工人干部，都在建厂工地第一线搬钢筋、水泥和其他建材。在开挖的深沟上，搭着竹片捆扎的板条，踩上去晃晃悠悠，那黄技术员肩扛水泥包，三脚两步就走过去了。
“像个男人一样”，这可不是夸奖。
“这可不说人家是资本家的大小姐了”，总有人认直理儿。
开饭了，在大食堂，工人们面对各式各样的菜肴，依据自己的消费能力做出精密的选择。小香肠，一角钱，白菜豆腐2分钱，红白萝卜丁1分钱，凉拌粉皮4分钱，回锅肉、过油肉都是一角钱，红烧肉一角五分钱……
每个人的饭都会被别人溜两眼，黄技术员只吃素。
“那么有钱，还真抠”，大家不解。
当年有一件事儿如今的人们不太理解，无论是住家户还是单身宿舍，都不锁门，也有就是挂一把小锁装样子。结果有一天，保卫科抓住了一个在宿舍行窃的小偷。
保卫科找到了黄技术员对证，结果怎么也对不上。
“你丢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
“你有多少钱自己都不知道?”
原来那小偷并没打算偷钱，只是想顺手牵羊个毛巾、手绢、牙膏什么的，看见了黄技术员床头的饼干桶，想着摸几块饼干，不成想里面是花花绿绿的钞票……
“是的，我没有数，我只是把每月剩下的钱扔进去。”
小偷说所有的钱都是从这个饼干桶里偷的。清点结果二百多元，当年属于巨额款项，要判重罪的。
保卫科的人说，黄技术员不承认丢了二百多元，所以无法给那个失足少年定罪。所有钱款最后上缴。
后来的人们都知道黄技术员原来是有钱不抠。黄技术员的饼干桶放钞票曝光天下，以后只好到人民银行储蓄所公干。
当年的大学生每月工资70多元，跟他同宿舍的小徒工们每月十几、二十元、三年满师才36元。
建厂时期每年报到的大中专学生不多，随着生产规划完毕，工厂的运行走上正轨，技术人手明显紧缺。工厂开办的技术夜校原本是培养技术工人，提高工人文化修养的，现在又开设了专门的技术专业班，教授制图和描图有关知识。一些女工学习后可以胜任描图员工作。
黄技术员成了黄老师。这时的黄老师已经搬到技术员宿舍，配置是两人一间，原来的小女工室友去看她不是叙旧、为的是补习文化。
不久后细心的女工们发现，她们的频繁造访妨碍了别人——
“那人是谁？”
“不认识，工艺科的方块呗”。
方块是北京人，喜好多，五花八门都来一手，一个典型的北方人不知怎么和南方人黄技术员搞到一起了。
“他们俩在一起挺般配”不知说话的内涵是什么。
有人不这么看，“不好”工艺科的头儿私下里跟方块说。
方块是工艺科的主力，领导看好的好苗子。
结果由于和资本家的女儿谈对象，方块的政治上进要求被推后了。
方块喜欢的是黄技术员的开朗，他觉得黄技术员看待事物的着眼点开阔，性格好，没有世俗的约束。
结婚对于两个年轻人是简单又快乐的，分到了一间16平方米的小单间。大家抢喜糖闹新郎也都是走过场。一幢楼基本是空的，没有几户人家，那时候带家属的各地援助大西北的技术工人还没来到呢。
在大洋彼岸的南洋某国，报纸上头条是黄家女公子与某某缔结良缘的消息。随后接受的贺礼据说装满了两间房屋。当然这些事儿厂里的职工们一无所知。
婚后不几年，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突然紧缺，许多商品都要凭票供应。黄女士如今已经是黄工（工程师）了。她的小姑娘刚出生不久，由于营养欠缺，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身体症状。她在给孩子外公的信中提到了国内食糖紧缺，孩子吃奶不够用。
不久，市铁路东站（货运站）给厂里发来了提货通知，让工厂取货，可是厂里并没有这批货的提货单和相应手续，于是派人到车站去了解情况，原来货主是本厂的一个黄姓职工。货物是整整一车皮整整几十吨的白砂糖。
事情反馈到厂里，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可是困难时期的稀缺物资啊。于是将情况上报市里，市领导立即前来会同厂领导、货主黄工一起协商。
没有协商，黄工表了个态：我只要三斤白糖，其余的全部上交，听凭领导们处置。
七十年代初，南洋某国换了新的领导人，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黄工的父亲即将随团来访，有可能到本市看望女儿以及未曾谋面的女婿和外孙女。虽然只是一句话，厂里的领导立即忙乱起来，选择了一套铺有木地板的公寓房，配齐了全套的家具直至落地窗帘，还有当时少见的电视机。黄工一家从原来居住的小公寓房搬进来，等待着与相隔十多年的老父亲见面。
黄老爷子公务繁忙，在本市和女儿一家的会面只有两个小时，但对女儿的生活很满意。老爷子离开后，黄工二话不说，立即回到自己原来住惯了的小屋，让一切恢复正常。
厂里的工作繁忙，黄工每次从厂里到婴儿室给小女儿喂奶，靠两条腿跑不过来，想买一辆自行车要备有“自行车票”，工厂里每年只有很少指标，排队要等到猴年马月。黄工只好请黄老爷子帮她买一辆车。黄老爷子觉得日本离中国近，托运车辆方便，就委托在日本的分公司给黄女士买车。
车很快就到了，上海的海关通知黄女士取车，这是一辆高档的国外豪车，如果黄女士取了车，这大约是中国第一部私家车，估计牌照都不好办。当时所有小轿车都是公车，由国家按照各单位的行政级别配给。
当时不知有多少双眼睛都盯着这辆高级轿车，通过几个单位协商，该车当仁不让留在海关，海关调配一部《上海》轿车给本市有关部门，对黄女士的补偿是一辆国内少见的进口变速自行车。黄女士知道该车太招摇，到手后不敢骑，锁在家里，等于还是没解决问题。据说后来有人用《凤凰18型》小坤车前来交换，这是后话。
又过了几年，黄工的丈夫终于获得了自己追求的政治目标，光荣入党并被提拔为工厂的中层领导。黄女士的小家庭生活日益美满。但是不幸也随之降临——黄女士的父亲去世了。
还没等黄女士着手办理回南洋吊唁，北京外事有关部门已经派人前来本市帮助打理行程，并有专人代表国家陪同前往吊唁这位功勋卓著的老侨界领袖。
在宣读的遗嘱里 黄老爷子给了女儿七家工厂和商行。黄女士跟随行人员说自己不打算接受，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技术人员，不会经商打理公司，更主要的是不想当资本家。结果随行的有关方面人员立即打消了她的顾虑，告诉她如果接受就是给国家日后进入东南亚商界打开了局面，并说，不必要你亲自打理，只要出具委托书，国家有关部门会帮你打理这些企业，于是黄女士签了字。
回国后，黄工依旧辛勤工作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