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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家长这样做，孩子会加快康复
02、父母和孩子的三观要积极、一致
03、为什么很多医院没有心理治疗？
04、我们机构的收治年龄范围
最近，我们分享了大学生抑郁症/双相障碍患者刘可的心理干预过程，以及其病情的分析、带来的启发。
这一篇文章我们想谈谈刘可的爸爸，他对女儿顺利康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位父亲的一些优点和做法，值得其他患者家长学习，也帮助自己的孩子加快康复。
下文还会解答一些读者的疑问。我们总说我们主要针对青少年抑郁症、双相障碍、强迫症进行诊疗，那成年人就不收治了吗？
其实也不完全这是这样。
下面我们会解释我们收治患者的范围，以及具体的原因，解答一些患者家庭的疑问。
刘可爸爸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尤其是他的性格和处事方式。
我们接触过很多患者的父母。孩子患病后，大部分都是母亲更懂得理解孩子，更理性和更有智慧。在孩子康复的过程中，她们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大部分患者的父亲在孩子康复过程中参与较少，又或者有点固执、自以为是，不能很好地与孩子共情，理解孩子患病的根源。
当然，这也与一些客观因素有关。很多父亲忙于工作，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他们也为家庭付出了很多；而整体上男性的情感没有女性那么细腻，综合这些原因，很多父亲对孩子的关注和体贴相对少一些。
所以，很多患者接受心理干预时，是由母亲陪护的。我们做家庭治疗时，也经常只能对母亲进行，引导她们先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再告诉她们如何去带动丈夫积极改变。
说实话，这些妈妈真的很不容易！
而在刘可家庭里，很多情况却恰好相反。
刘可的妈妈性格比较急躁、严厉，虽然从不打孩子，但生气起来就容易对孩子摆黑脸、训斥，这些无意中的“冷暴力”对刘可造成了叠加性心理创伤，是后来她患病的心理根源之一。
而刘可的爸爸性格温和、耐心，遇事沉着、理性，不容易灾难化思维，也很少跟妻子和女儿急，懂得包容家人。
催眠治疗师Lucy寻找刘可病症背后的心理创伤时，从没有发现她爸妈争吵的事件。可见她爸妈日常相处是比较融洽的，面对妻子急脾气，她的爸爸能够很好地应对、接受，起码没有给孩子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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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她爸爸在自述文章里提到，刘可上小学时成绩很好，经常考年级第一，但考试前总想请假，不想参加。
很多家长会接受不了，一下子灾难化思维，“孩子不去上学，成何体统？”“区区一个考试就想逃避，以后长大遇到困难怎么办？”
这些家长很可能会焦虑，揪着孩子问个究竟，软硬兼施地强迫孩子去考试，甚至批评、指责。这很容易对孩子造成叠加性心理创伤，久而久之，孩子对考试更加抗拒，会形成严重的学习障碍。
但刘可的爸爸对此很淡定，他说，“我觉得这也没啥，不去就不去呗”，就给老师打电话请假。
其实刘可当时不想考试，背后很可能是有一些心理隐患的。她的爸爸可能没有去主动去深究、解决，但至少他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把问题扩大化，还懂得包容、尊重孩子，刘可的这个问题也不严重，后来慢慢就缓解了。
总的来说，刘可的爸爸是其家庭得以维持、家庭气氛大体上也不错的重要原因。
如果他的孩子没得病，那听起来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没啥特别的。但孩子得病了，这样良好的家庭氛围，会对孩子的康复有很大帮助。
刘可一家找到我们后，她的爸爸从头到尾一直对我们非常信任、配合，在那么多患者的父亲中，这也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刘可开始接受心理干预后，她妈妈很快就有事回家了，后续主要由她爸爸陪护。
她爸爸把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他不但谨遵我们所说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没有跟女儿发生任何矛盾，而且一听到女儿想做饭，立马就去租了个公寓。
我觉得刘可有这样的父亲真的非常幸运，他是很多父亲的学习榜样。
在对刘可爸爸进行家庭治疗时，我说，他在家庭中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还可以继续提升。
比如，他要从妻子原生家庭的角度去理解妻子的性格，她肯定是从小也遭受过一些叠加性心理创伤的，所以遇事容易急躁、灾难化思维。
那他要给予妻子更多的包容，有智慧地化解妻子的一些情绪波动，以及妻子和女儿有时发生的矛盾。这不但可以让刘可康复得更好，甚至可以部分修复她妈妈遭受过的创伤，她妈妈的性格也会变得更理性、温和。
还有，我希望他要对女儿过去的性格有更深入的认识。
刘可从小性格内向，这有没有先天的因素？这个我们无法完全排除。但这背后明显还有很多叠加性心理创伤，我们予以修复、再进行积极引导后，她现在跟人交流很主动、很顺畅，性格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性格有可能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有限，而且可以逆转。就算有一定的先天因素，但如果个体成长环境良好，没有遭受明显叠加性心理创伤的话，这个人的性格也可以很积极、乐观。
所以，一个人后天的经历，对性格的养成才是最关键的。
而我们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也能够寻找到性格弱点背后的叠加性心理创伤，予以高效化修复、并再进行积引导后，个体的性格会快速发生明显变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江山易改，但本性也可“移”。
所以，刘可的父母经历过女儿患病有幸康复后，以后照顾孙辈的话一定要注意，别再重蹈覆辙。他们应尽量避免对孙辈造成叠加性心理创伤，甚至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孙辈形成阳光、积极、外向的良好性格，将女儿患病经历转化为家族的财富。
此外，我还引导刘可的父母要主动地理解孩子的一些想法，一家人的三观要一致。
刘可父母成长于60、70年代，那时国内的发展仍比较落后，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他们对西方发达国家有崇拜，这很正常。
再加上，可能刘可父母的人生际遇中，遇到过一些不公平事件，他们认为这与国内相关制度、文化的弊端有关。
所以总的来说，刘可父母对西方发达国家有点崇洋媚外，有时会抱怨国内社会的一些不足。刘可说，“我爸像个愤青！”
在其父母的影响下，刘可也一度对西方发达国家很憧憬。她中考考得不理想，就决定不参加国内高考，要出国留学，可能也是受到了这方面因素的影响。
但刘可真正出国后，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甚至也有不堪的、不公平的一面。
当然，这也与她当时频频与国外同学、老师发生冲突，遭受了叠加性心理创伤有关。但我们也不能排除，那几个老师可能真的有歧视华人的倾向。
总之，刘可出国后可能经历了“巴黎综合症”，后续她的表现属于典型的“一出国就爱国”。她现在出国留学，是为了完成未竟的学业和继续深造；但在内心深处，她对祖国有了更多的认可，也不盲目崇拜西方国家了，涉及到一些方面时，她对国外甚至是不屑的。
所以在接受我们的心理干预前，她爸妈一说国外好，她就生气，指责爸妈不爱国。这是她在国外遭受的心理创伤被激活了，但也反映出她的三观已经改变了，可她的父母还没觉察。
所以，在做家庭治疗时，我特意向她爸爸指出了这一点，一家人的三观要保持一致。
从目前的社会形势来看，刘可的三观是更加理性、积极的。我们要从多个角度理性看待国内社会和西方社会的优劣。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国家取得非常大的抗疫成就，展现出强大优势和国力。而西方国家近年来的一些做法，跟他们标榜的所谓平等、自由、正义根本就不一致。
刘可父亲对此很认可，他也意识到自己盲目崇拜国外及背后的原因了，承认自己还停留在过去的观念，没有与时俱进。现在他的改变很大，主动去靠近女儿的三观，一家人的三观冲突减少了，家庭氛围自然更融洽了。
总的来说，刘可康复得那么好，除了因为我们的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以及她自己的努力之外，她的父母功不可没，尤其是她的父亲。
我们一直强调，孩子患病了，父母中至少有一人要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要学习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并具备智慧，这会明显加快孩子的康复，整个家庭都会有所提升。
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家长，要及时意识到这一点，并尽快行动起来。
文章的最后两部分，想解答一些读者的疑问。
刘可爸爸在自述文章里提到，为什么国内精神科里鼎鼎大名的北大六院，居然没有心理辅导科？
他们去北大六院求医是2018到2019年间，那时候该院有没有心理辅导科、没有的话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就算当时真的没有设立，应该还是有很多客观因素的，不只是心理治疗效果的问题。
现在的北大六院设有心理治疗服务，去年还发布过相关新闻，有需要的读者可以自行去了解。
不过，刘可爸爸的疑问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
北大六院已经是国内最顶尖的精神科专科医院了，为什么在这里看了那么多专家，还是治不好孩子的病？
孩子服药的效果不好，想找靠谱的、适合孩子的心理治疗资源，怎么就那么难？
这涉及到精神科药物治疗和一般心理治疗的局限性。
精神科药物治疗对于抑郁症的局限性，我们以前详细谈过，临床规范的抗抑郁药治疗至少对50%的抑郁症患者是效果不佳的，即使是用药经验丰富的大专家都难以完全逆转这种情况。
那一般的、或者说主流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方法呢？有可能局限性比药物还要大一些。
目前主流的心理治疗流派有认知行为疗法（CBT），精神分析疗法，人本主义疗法。其中，精神分析疗法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逐渐被摒弃了，但在大陆，仍占有很大的比例。
国内很多精神科大夫一开始接触心理治疗时，往往学的就是精神分析疗法。以前的中德精神分析培训班，是国内精神科资深的大夫才有资格参加的。
可这些精神科大夫利用精神分析疗法去治疗患者时，很快就发现这很低效。对很多患者而言，治疗效果还不如精神科药物。
现在精神分析疗法有所发展，形成了新精神分析流派，但整体来说还是低效的。而目前更能得到循证医学认可的认知行为疗法（CBT）、正念疗法也在国内开展得越来越多，可还不算绝对的主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医院的精神科还是以药物治疗、物理治疗为主的。绝大部分精神科大夫还是倾向于从生物学层面去看待抑郁症、双相障碍等常见的精神疾病。
相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诊疗模式在国内外仍会持续，药物治疗仍是主流。
当然，随着我们国家心理服务领域的不断完善和进步，长远来看，这种情况肯定会慢慢得到改善。
刘可在预约我们的面诊前一度有过担心。她发现我们的文章、视频里经常强调青少年患者，可她那时都20来岁了，我们会不会收治她？
这其实也是很多患者、家属对我们的疑问。
其实，我们所说的“青少年”是一个泛指的概念。
12岁到18岁的孩子确实是我们的主要收治范围。可如果患者、家庭对我们非常信任、配合的话，收治的年龄范围可扩宽到28岁左右，但主要仍是学生群体，比如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等。
至于28岁以上的群体，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也收治过。
以前我们收治的一名学生患者，他被其他精神科大夫诊断为双相障碍和强迫症。我们利用深度催眠寻找其症状背后的心理创伤时，发现有很多是他妈妈带来的。
因为他的爸爸很早就出轨了，对他妈妈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从患者3、4岁开始，他妈妈像祥林嫂一样，经常在他面前说起这件事，抱怨、指责、贬低他的爸爸。
患者当了这么多年的“情绪垃圾桶”，形成叠加性心理创伤。他很痛苦，也对妈妈感到愤怒，“我妈妈把我当成了情人，而不是儿子。这些事情不适合跟儿子说！”
直到该患者接受我们的心理干预时，他的妈妈有时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抱怨。患者实在忍受不了了，他请求我们给他妈妈做心理干预，修复妈妈的心理创伤，那样他才有可能康复。
我们考虑后同意了。催眠治疗师Lucy对患者妈妈做了两次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主要针对其丈夫出轨的心理创伤进行修复；效果也很明显，该患者的妈妈真正从心里放下了这件事，再也不对儿子絮絮叨叨了。
当时，该患者和患者的妈妈都对我们非常感谢，但客观上，这耗费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我们的心理干预技术能不能用于28岁以上的患者？理论上也是可以的。
但因为这个群体的三观都相对比较固定了，有的还有人格改变、甚至是人格障碍。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让他们理解并认可我们的心理干预理论和技术，这样才可能会有明显的效果。
可我们现在精力、时间都非常有限，我们选择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12到28岁的群体身上，主要以学生群体为主。
这部分群体的三观、人格可塑性都相对较强，心理干预的起效会更明显。而且他们是家庭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当他们康复后，不仅可以很好地实现自我价值，还能给国家带来贡献，社会意义是很大的。
因此，希望未能接受我们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的患者、家属予以谅解。
我们也会争取在心理干预技术的复制上取得突破，造福更多患者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