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红伟：《语文报》，一张影响我一生的报纸

摄影：李雷

姜红伟，1966年出生，黑龙江海伦县人。中国诗歌学会理事，诗人、诗歌史学家、文学史研究者，中国第一家民营诗歌纪念馆——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馆长。现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委组织部工作。曾在《收获》《花城》《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有关八十年代小说、诗歌史学研究文章两百余篇，结集出版图书三部。

《语文报》，一张影响我一生的报纸

姜红伟

在我个人创办的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里，专门设立了一个专柜，展览着一系列与语文报社有关的珍贵资料：有《语文报》创刊号；有《语文报》1981年至1990年合订本20余册；有1987年出版的《中学生文学》诗歌特大号；有原《语文报》副总编辑张春林和主编王宇鸿以及一位未署名的编辑1986年写给我的信件；有铅印的《中学生文学》征订宣传单、征稿启事；有铅印和油印的退稿信；有1985年语文报社编选的中学生诗选《我们这个年龄》和1986年《中学生文学》参与编选的《中学生诗歌选评》等。

我为什么如此宝贝这些资料呢？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它们和一张报纸有关，和我的青春期有关，和我的理想有关，和我的命运有关。

这张和我生命有关的报纸，就是影响了我一生的山西《语文报》。

《语文报》领我迈入诗歌的大门

最初接触《语文报》是在1981年，那年我15岁，正在上初中二年级。有一天课间操到学校收发室喝水，在邮递员送来的一堆报纸中，我发现了一张十六开，折叠式，名叫《语文报》的报纸。怀着好奇的心理，我就在收发室里读起这张报纸。结果，我被这张报纸上发表的诗歌、散文等内容迷住了，结果差点忘记回班级上课。于是，我认识了《语文报》，并开始到图书馆阅读它。由于是周报，加之我居住的大兴安岭呼中区地处偏远，报纸来的特别慢，等待报纸的心情也很焦急。但是，当我每次在图书馆里看见这张报纸的时候，那种心情简直开心极了。就在阅读报纸的过程中，我被报纸上发表的各种风格、体裁的诗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就像电脑中了病毒一样，因为阅读《语文报》，我的很多门类功课全部死机了，我所有的兴趣都被诗歌吸引了。从此，无论在课堂上，还是放学后，我的作业本上写满的不再是作业，而是一首首校园诗歌。

就这样，《语文报》成为一张影响我一生的报纸。在《语文报》的影响下，15岁的我过早地开始了自己在诗歌上的“革命”生涯，先后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诗歌报》《诗神》《春笋报》等全国4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作品70多首。同时，因为1983年在学校组织中学生校园诗社——春芽诗社和1986年高中毕业后自费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我因此成为一名在中学生诗坛颇有影响的“职业革命家”。

《中学生文学》给我巨大的鼓励

也许是因为我在中学生校园诗坛的影响，1985年高中毕业前夕，在语文报社筹备创办《中学生文学》的日子里，我就接到编辑部给我寄来的征订宣传单。于是，一边给刊物投稿，一边向诗社同学宣传，我忙得不亦乐乎。可惜投稿几次均被退回，20多年过去了，那封铅印和油印的退稿信我至今还珍藏着，估计，这两封退稿信在全国恐怕已经成为“孤品”了吧？尽管，没有在《中学生文学》上发表诗歌作品是我中学时代最大的遗憾。但是，在20多年后搜集到的1986年《中学生文学》编辑部和作家出版社、《中学生》杂志社联合出版的《中学生诗歌选评》一书中，我惊喜地发现书中竟然选了我三首诗歌！尤其让我高兴的是，在当年《中学生文学》诗歌编辑、现任语文报社总编辑的任彦钧大哥给我寄来的全套《中学生文学》刊物上，我意外地发现了当年的主编赵建功老师在1988年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对我中学时代的诗歌生涯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众所周知，最早引起成人们刮目相看并在新时期文学长廊贴上自己独特标志的，便是中学生校园诗。自1985年中学生姜红伟率先打出‘中学生校园诗’的创作大旗，紧接着1986年全国第一份《中学生校园诗报》在黑龙江诞生。同年岁末，在全国范围内评选了‘十大中学生校园诗人’。于是，中学生校园诗派便波澜壮阔地形成了。”

写作《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各地数以千万计的中学生诗歌爱好者因为深受被誉为“中华语文第一报”的《语文报》和被誉为“中学生文学第一刊”的《中学生文学》的影响，揭竿而起，遥相呼应，在校园内外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这些中国当代诗坛的少年先锋队员们高举着一面鲜红的中学生校园诗大旗，创作诗歌、组织社团、创办报刊、印发诗集，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写下了灿烂、辉煌的篇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现象。

这场罕见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强大的话语权，没有得到理论权威们的认可，没有引起诗歌界足够的重视，在有意无意之间，那场曾经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被诗歌史遗忘，那批曾经在校园内外影响很大的中学生校园诗坛风云人物成为了诗歌史上的失踪者。

也许是因为20多年前倡导了中学生校园诗歌的缘故，我对当年的那场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始终怀有一份深深的感情。因此，为了还原这段真实历史，公开这段秘密档案，恢复这段历史真相，缅怀这段光辉岁月，2006年，借纪念我创办的《中学生校园诗报》20周年以及其他机缘，我承担起这项十分艰巨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历史资料挖掘、整理、研究任务。这是一项巨大的抢救诗歌历史的工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巨大的工作量，超负荷的劳动，我克服了外人无法想象的各种困难，得到了很多诗歌兄弟姐妹的帮助。2006年6月12日，为了写作这部书稿，我领着九岁女儿姜雨晴（乐乐），身上带着一千元钱，从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出发，开始了为期40天，到访哈尔滨、北京、黄山、杭州、上海、苏州、广州、深圳8个城市的重出江湖万里行——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活动，共计寻找到我20年多前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时的作者和读者葛红兵、邱华栋、洪烛、马萧萧、周瑟瑟、张华夏等100余位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人兄弟姐妹。由于该事件极具传奇色彩和新闻价值，曾在文坛和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国内影响力极大的《新周刊》《南方都市报》和深圳《晶报》均曾发表记者专访文章。

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2006年夏天，经过山西诗友王世勋的牵线搭桥，我和神交多年的任彦钧大哥通了电话。当我把自己想编著中学生校园诗歌史的想法和他详谈后，他很高兴，表示全力以赴支持我，并给我寄来了十分珍贵的全套《中学生文学》合订本，为我写作诗歌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同时，他还在百忙的工作中，专门挤出时间为我的书稿写了长篇序言。

经过一年多紧张的编写，2008年4月，中国首部校园诗歌史专著《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终于出版了！该书出版后，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引起了文坛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华社北京4月16日专电向全国各大媒体发了题为《首部中国校园诗歌史专著出版》的通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南方都市报》《黑龙江日报》《深圳特区报》等几十家报刊发表了书讯和书评文章，在文坛引起较大反响。

2008年夏天，借《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出版发行的“东风”，同时，正逢语文报社社庆三十周年，通过我提供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人联系方式，时任报社副总编辑的任彦钧大哥策划和组织了一场以“青春万岁”为主题的聚会在山西太原举行。记得那是10月末，我和江小鱼、叶宁、北极、吉春、伊沙、吴茂盛、他他、陆俏梅、左春和、赵立群、赵希臣、黑骏马、王世勋、李作明、老君、张露群、段华、安武林、孙卫卫、韦敏、荷洁、王垄等二十多位兄弟姐妹从天南地北赶到太原聚会，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美好的日子。从此之后，这些诗歌兄弟姐妹又先后在北京、江苏如皋等地聚会，共度美好诗歌时光，共话美好诗友情意。而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语文报》。

这次太原聚会，对我来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激励我从此之后在八十年代诗歌史学研究和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写作上“齐头并进”，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先后出版了《大学生诗歌家谱》《诗歌年代》（上下卷），填补了中国当代诗歌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在《收获》《花城》《北京文学》等近百家文学报刊发表有关八十年代小说、诗歌史学研究文章两百余篇，撰写了《昌耀的佚信佚文佚诗》《骆一禾独家史料》《细说路遥》等有关八十年代文学诗歌史料书稿8部300万字，完成了《海子年谱》《贾大山文学年谱》《铁凝文学年谱》《路遥文学年谱》《周克芹年谱》《张贤亮年谱》《张洁文学年谱》《陈忠实文学年谱》《迟子建文学年谱》《李存葆文学年谱》。

当很多朋友向我的成功表示祝贺的时候，我在心里无数次地反问自己：如果四十年前没有看到那张影响了一生的《语文报》，我会有今天的成就吗？

2020年10月8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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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语文报社 20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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