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德皇威廉二世在制订未来的军事计划时成功地把陆军部（War Ministry）和国会排挤在外，最终军事计划的制订由总参谋部单独负责；由于事权高度集中，保密程度极高，以至于对这份战争计划，海军高层军官们只有零星的了解，甚至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也直到1912年才得知核心的战争的计划，尽管这份计划在1905年就已开始准备。
德皇威廉二世
这个因设计者而得名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是20世纪前十年里所有国家撰写的政府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它在战场所带来的东西，它所激起和打碎的希望，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影响。也许会有人论证说它已经被证明是最近一百年来最重要的官方文件，但纸面计划对于事件发展的影响不应该被夸大。计划并不决定结果。特定行动计划引发的事件经常扩展到计划之外，从本质上说不可预测，并远远超出发动者的预期。“施丽芬计划”也是如此。绝不是它促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时1914年6月和7月许多人执行和未执行决定的结果，而不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一群或某个军官事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它的失败——因为它失败了——决定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它是一项在短期战争中赢得胜利的计划。如果交战各方在最初失败的军事冲突后做出停止的决定，后续的长期战争可能会避免。无论如何，“施丽芬计划”选择了开战地点，并设计了德国军队在那座舞台上的行动，一旦这一计划在危机的压力下被采纳，战争的焦点所在便取决于它，而计划内在的缺陷就已经决定了战争扩大的可能性，以及因此而来的战争延长的可能性。该计划天生具有危险的不确定性：它计划夺取快速胜利的不确定性，以及如果未能取得预期目标而导致的更大的不确定性。
德国总参谋长施里芬
“施里芬计划”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备用计划，施里芬在1891年被任命为德军总参谋长，并立即开始在理论上考虑如何在普遍的政治氛围中最好地保护自己国家。从他的前任，伟大的老毛奇和瓦德西（Waldersee）那里继承的计划的起点是应对德国被法俄夹在中间的险境。法国因1870年战败和丧失阿尔萨斯-洛林而导致难以缓解的敌意，而俄国则是法国的长期盟友。在最坏的情况下，这预示了一系列昂贵现代化的堡垒保护之下，他们因此断言德国军队在西线将处于守势，利用莱茵河作为障碍抵挡法军的进攻，而把主要力量部署在东线；然而，即使在东线，它的目标也仅限于在俄国前线领土建立一条防线；为争取在（俄属）波兰的胜利“追求进入俄国内部”，毛奇在1879年写道：“对我们是毫无益处的。”毛奇牢记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的巨大灾难。
普鲁士元帅老毛奇
不得不说，施里芬也是如此；但他作为毛奇参谋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解了它的纪律，却并未理解其灵感。毛奇坚持军事分析的精确，但也总是不辞辛劳地调整其战略思想以适应国家的外交精神。他和俾斯麦不管在政策上有何不同，都彼此开诚布公。施里芬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他相信力量是第一。由于年轻的德国皇帝缺乏判断力，抛弃了俾斯麦1890年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treaty），施里芬接任总参谋长后，得以充分发挥他的成见。“再保险”条约规定，除非德国进攻法国，俄国将对德国保持中立；除非俄国进攻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德国将对俄国保持中立。施里芬开始沉迷于棋盘推演。他能确认的东西不多：比德国弱小但被堡垒保护的法国，比德国弱小但被广阔的空间保护的俄国；一个弱小的奥地利盟友，对俄国持有敌意，因此可以用于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甚至作为平衡的砝码；非常弱小的意大利，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盟友，可以不必考虑；可以被忽视的英国，因为施里芬对海上力量漠不关心，他甚至轻视德国海军，尽管它是德国皇帝的心头爱，并在其统治期间日甚一日。
一战前协约国集团与同盟国集团
考虑到力量的相对性，而且只考虑它们的影响，施里芬主簿制订了一个计划，使用八分之七的德国军事力量，在战争的偶然性中，以压倒性的力量进攻法国，达成全胜或一无所得的结果。如果失败，将把他的皇帝置于险境。然而，施里芬从未考虑过失败。1892年8月，他已经决定在西线竭尽全力，而不是毛奇和瓦德西构想的东线。1894年，他提出摧毁法德边境的法国要塞的计划。1897年，他接受了德国重炮无法摧毁边境要塞的事实，开始说服自己“进攻不能因破坏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而退缩”，换句话说，他想通过侧翼包抄使法国要塞丧失作用。他撰写于1899年和1904年之间的计划在兵棋推演和参谋旅行考察中接受了检验，该计划设想三分之二的陆军通过卢森堡和比利时南端推进。最后，在完成于1905年12月——他从服役了十四年的最高军事岗位退休前夕——的所谓“大备忘录”（Great Memorandum）中，他把稳健置之度外。比利时的中立由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共同担保，不受任何侵犯，但却将遭到大规模破坏。几乎全部的德国军队停驻在起于瑞士边境的战线，几乎延伸到北海，他们将在大规模行军中首先穿越比利时，外翼经过布鲁塞尔北部，然后穿过弗兰德斯平原，在动员后的第二十二天抵达法国边境。在第三十一天，德国军队将沿索姆河和默兹河前进，在那里，右翼转而向南，从西面包围巴黎，并开始把法国军队赶往从阿尔萨斯-洛林来的左翼部队。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半圆状钳形攻势，周长达400英里，两翼距离200英里，对法国军队进攻夹击。在不可阻挡的压力面前，法军将被钉在决战的战场，在静态中作战并被歼灭。到第四十二天，西线的战争将会胜利，胜利的德国军队通过铁路返回德国，到达东线，并在那里对俄国军队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施里芬计划
施里芬不断对他的计划修修补补，甚至在退休后也是如此，直到他1912年去世。他没有其他的消遣，也没有什么嗜好。担任总参谋长时，他往往工作到午夜，然后通过为自己的女儿诵读军事史来放松。军事史是他仅次于撰写军事计划的爱好。在担任总参谋长之前，他是总参谋部的军事史专家，但却是完全从技术的角度研究历史。是地图上军队部署而不是士兵的心灵，也不是把他们投入战争的政府理性激发了他的兴趣。他沉迷于坎尼会战，汉尼拔在公元前216年的这场战役中包围了罗马军团。汉尼拔压倒性的胜利是他1905年“大备忘录”的重要灵感。他在坎尼会战中认识到将才的精髓：不受政治、后勤、技术或战斗心理的玷污。在枪骑兵近卫队（Lancers of Guard）中作为年轻军官的实践似乎并未留下印迹；在1866年和1870年战争中担任参谋的职务。1884年，他成为专业的军事史家；1891年以后，他完全沉迷于地图作业中。他冷淡、尖刻，对自己的智力感到自负，当任职期限达到前所未有的长度时他更加超然物外，到职业生涯的末期，至少他自己已经把战争简化为一种纯粹抽象的东西，这里部署这么多兵力，那里部署那么多。“大备忘录”的一个选段读起来颇有风味：
如果可能，德国陆军将通过右翼的包抄赢得战斗。因此，这一翼被构建得越强大越好。为此，陆军的八个军和五个骑兵师将分为五路从列日以南越过默兹河，并向布鲁塞尔-那幕尔（Brussels-Namur）方向前进；第九个军将在列日以北越过默兹河后与他们会合。后者将不得不在于伊（Huy）要塞的控制范围内渡过默兹河，必须使这一要塞丧失作用。
坎尼会战
令人奇怪的是，施里芬沉迷于部队的运动，但对扩大其规模，以便保证其压倒敌人的能力丝毫不感兴趣。正如霍尔格·赫维希（Holger Herwig）论证的那样，在德国将领中弥漫着一种恐惧，害怕扩大规模将导致军队被来自大城市的社会主义者腐化，德军由远离政治的农村小伙子构成。尽管在1905年，他要求组建33个新的步兵营，那是因为根据他的计算，这个数字可以使他的计划避免因兵力不足而失败的危险。在那个阶段，他不需要更多了，尽管德国巨大而且仍在扩张的人口规模可以很容易地满足需求。他为自己设计并相信能够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利用可得资源赢得一场短期战争。他的野心是复制伟大的冯·毛奇1866年和1870年对法国那样的胜利，那两场战争分别用了六个星期和七个星期。总而言之，他希望避免“精疲力竭”的战争。“消耗的战略”他写道，“如果花费数以亿计的财富维持数以百万的军队，不会起到作用。”
一战中的德军士兵
他活得不够长久，没能像希特勒那样发现，精彩的侵略计划如果有瑕疵，就好像一种不可抗拒的反应法则一样必然引起消耗战。然而，施里芬在他那个时代所限定的环境中，正确地从数字上限制了他所设计的进攻范围。希特勒的计划失败则是因为，在西线旋风般的胜利后，他说服自己在东线广阔的空间可以重复这样的胜利。施里芬在这样的空间面前退缩了。他认识到，一支依靠双脚和马匹行军的军队将在西伯利亚草原无边无际的广阔空间中耗尽所有动力。因此他在弗兰德斯和巴黎大区的地图旁度过不眠之夜，这里有一个军，那里从侧翼进军，一条架有桥梁的河流，一座隐蔽的堡垒。他在午夜吹毛求疵地进行调整校正，目标不是应对法国军队数量的德国兵力，而是比利时和法国的道路网络能够承担的数量。这样的计算是参谋学院训练的基础：学员被发给从准备好的表格到地图的一些东西，表格中给出行军队列的长度，例如，一个军是29英里——就能够求出多少部队能够以何种速度挤过给定区域。因为一天内急行军的极限是32英里，这也就是在单行道路上行军一天的距离；但是29英里长的行军队列的尾部在当天结束时仍将靠近或停留在行军的出发点处。如果有两条平行的道路，尾部就能走完一半的距离，如果有四套道路，则可以走完四分之三，诸如此类。理想情况下，一个军中的单位不是排成纵队行军，而是齐头并进，使所有人在当天结束时都能行进32英里；在实践中，正如施里芬在他的一项修正中承认的，平行的道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分开一两英里。然而，因为他的大迂回（wheeling movement）要求大约30个军在300英里的锋面上扫荡前进，每个军只有10英里的锋面行军，也就是说最多只有7条平行的道路可以使用。这样不足以使纵队的尾部在当天末赶上线头部队。这个缺陷本身就很严重；更加严重的是，它绝对不允许在迂回的半径内增加任何部队。它们无法配合行动，仅仅是因为没有空间了。
行军中的德国军队
因此，施里芬只计算现有兵力的决定是正确的；计划来自于数学上的现实。如他在最后的修正中认识到的，任何在道路上增加兵力的尝试，甚至只使用现有数量，都将造成毫无益处的交通堵塞：“毫无必要的大量部队将在后方组建。”对德国而言不幸的是，“施里芬计划”并非仅来源于数学上的现实。它最终的源泉是一种愿望思维。施里芬梦想着重复1870年的伟大胜利，不是像那时一样发生在法德边境，而是发生在法国内部，因为他认识到，法国人不太可能第二次“送大礼”般鲁莽地一头扎进德国的领土。然而法国是一座“大堡垒”，像他一次又一次强调的那样，无论在边疆还是内部都堡垒林立，尤其是巴黎，它是一座被现代化的堡垒所围绕的城市。尽管比利时也堡垒化了，但它提供了一条绕开法国边境堡垒的道路，因为它的军队过于弱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抵挡德国的力量；但经过比利时到达巴黎不仅延长了行军路线，也使前进的锋面变窄。对于道路网络，以及右翼的军队寻找能够从弗兰德斯快速集结到巴黎大区和巴黎，到达决定性战场的走廊的痴迷就根源于此，右翼的行动自动员之日不能超过六个星期；超过这个期限，俄国人将会从其广阔的空间出现，淹没留在东线保卫通往柏林道路的少量部队。
比利时列日要塞遗址
梦想是旋风般的快速行动；数学上的计算则警示了一场即将消亡的雷雨。甚至在1905年的“大备忘录”中，施里芬也考虑到了他的恐惧。“因此”，他写道，“尽可能地加快德国右翼的前进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部队指挥官必须始终保持警惕，并正确地分配行军路线”；此时他承认，训练有素的军队适中的行军速度是每天20英里。加速或者改变道路的命令很少能改变这一点。然后他提到众所周知的“进攻力量的削弱”。“现役军（在和平时期就已存在的部队）必须保持完整，并且不能被用于承担保卫交通区、攻击要塞或保卫堡垒等职责”，尽管同时“运输军队必需的铁路必须得到保卫”，而且必须占领比利时和法国西北的大城市和人口众多的省份。这些任务是消耗战斗部队力量的海绵。然后他列出了预防的方面：“如果英国人登陆并向前推进，德国军队将会停下来……击败英国人，然后继续针对法国人的行动。”计划并未为这样的耽搁留出时间上的余地。然后，在稍晚一些的修正中，他提到存在1870年战败后备受轻视的法国人找到了新的战斗意志的危险：“由于他们被灌输了进攻精神，我们必须假定（他们军队中）未遭到攻击的一部分会发动进攻。”这带来了消耗战的凶兆，预示着以铁与血展开长期战争。下述任何一种情况都将带来危险：“面对大迂回，敌人坚守阵地，就像在攻城战斗中一样，前线的每个军咬住敌人，一块又一块阵地，夜以继日，前进，攻坚、前进。”如果德国军队能够避免“远东的战争（即日俄战争）中出现的停顿”，实现了这样的前进，法国人也可能后撤回“大堡垒”——“法国必然被认为是一座大堡垒”；“如果法国放弃瓦兹河（Oise）和埃纳河（Aisne），退到马恩河、塞纳河等之后……这将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
战壕中的法军士兵
这不是“大备忘录”中唯一表现出绝望的评价。还有其他。施里芬在决定性的一点上渴望更多的军队，通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大迂回的右翼：“必须征集更多的军队……必须建立八个军的陆军……我们一直夸耀我们的人口密度，夸耀我们可以使用的巨大人力；……但这些民众现在被训练、武装，已经提供了他们所能供应的最大数量的人力……最需要这八个军的是右翼，或者把它们置于其后。”施里芬强烈要求从预备役，即后备军和本土防卫队（超龄的预备役军人）中组建这八个军，这将相当于德国陆军兵力整整四分之一的补充。尽管如此，他明显与其同袍有同感，害怕通过征召不可靠分子扩大军队的规模。评语的绝望情绪越来越强烈：“（八个军中的）多少部队能够被运送（到达右翼）依赖于铁路的能力……需要（它们）来完成对巴黎的包围……它们进军以及攻击的方式标示在地图三上。”心细的读者可以在这一点上发现“大备忘录”崩溃了：地图三上并未显示新加入的军如何向巴黎前进或包围巴黎——施里芬所谓法国“大堡垒”的战略要点。这些军凭空出现，没有任何指示表明它们如何达到巴黎及其外围。“铁路的能力”与此无关；“施里芬计划”中的铁路只能把攻击部队运送到德国与比利时、法国边境。之后就是沿着公路网前进，以及依靠步兵沉重的步伐衡量前进的速度。施里芬估计每天只能前进12英里。在1914年8月和9月的危机中，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部队都超过了这一速度有时是连续多天如此——格罗斯特团（Gloucestershire Regiment）第一营在从蒙斯（Mons）到马恩（Marne）的大撤退中，从8月24日到9月5日间平均每天前进16.5英里，在8月27、28日两天分别进行23英里和21英里——但施里芬的平均值离合格标准并不太大。在1914年8月18日和9月5日之间，冯·克卢克（von Kluck）的部队在大迂回的外翼每天行军13英里多一点儿，共前进了260英里。对施里芬解决其计划中的问题所需要的“八个新的军”而言，要到达决定性的战场，他们事实上不仅需要行进的更快、更远（这已经不太可能），而且要在已经存在的那些军占据的道路上做到这一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施里芬计划示意图
因此，不必惊讶于在“大备忘录”的字里行间发现作者承认“我们太弱小”，以致无法把计划执行到底，而且，在稍晚写的修正中，“在如此广阔的战线上，我们还是需要比到目前为止所估算的更强大的军队”。施里芬走进了逻辑的死胡同。铁路将使大迂回的军队就位；比利时和法国的道路使它们得以在动员后的第六个星期到达巴黎外围。但是除非得到八个军——20万人——的协助，它们无法达到足够强大，赢得决定性战役的胜利，但却又没有空间容纳这20万人。他赢得闪电般胜利的计划在本质上存在缺陷。尽管如此，这个计划被存档备用。1866年和1870年胜利者的侄子小毛奇在1906年继任总参谋长后，开始对这个计划修修补补。施里芬自己已经在这么做了，准确地说直到1913年1月4日去世前夕，他始终在这样做。二者都没能解决计划内的困难。许多人指责小毛奇把计划弄得更复杂，他通过相应削减“施里芬计划”中庞大的右翼，加强了德国计划部署的左翼；这并非关键所在。毛奇的参谋人员毫无疑问缩减了部队在前线部署地点上下火车所需要的时间，在一些区域缩短了至少两天，在其他区域则是四天。这同样也非关键；铁路可以依靠计划加快运行速度，但在铁路无法到达的地方要依靠公路，后者则无法依靠计划加速。最精细的计算也会被这里毫无弹性的、每天前进12英里的平均数束手束脚。毛奇和总参谋部的应对方法是对它置之不理。“施里芬计划”被闲置在文件柜中，直到1914年被抽出来并付诸实践，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小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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