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北平和谈，是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次谈判。因为战争形势完全站在解放军一侧，也因为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这次谈判最终以失败落幕。
身为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身为蒋介石的心腹，身为“黄埔嫡系”八大金刚之一，曾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官的张治中，每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让蒋介石没料到的是，和谈失败后，原本打定主意要回南京复命的张治中，在重要关头突然改变主意留了下来，并在不久后宣布与蒋介石“决裂”。
消息传到溪口，蒋介石勃然大怒，拍桌子大骂张治中：“别人背叛了我犹可说，文白竟然如此！”（张治中，字文白）透露出对张治中的强烈的失望与意外之情。
这篇文章要聚焦的问题是，原本都打定主意要回去跟蒋介石复命的张治中，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留在北平后的张治中，后来又做了什么？下面先从张治中与蒋介石的交往开始说起。
张治中与蒋介石
张治中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特殊、良好。一方面，蒋介石对张治中非常欣赏，在从1924年开始的长达25年时间里，两人关系几乎超越领导与下属，形成了非常默契的“朋友”关系。
比如蒋介石喜欢兼职，抗战中期一度兼了行政院长、四川省主席等多项职务，后来就更“过分”。滇缅路通车后，因为缺少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有人就建议在军委会下设置一个交通运输统制局，本是一个十分小的部门，但主管人事的部门在请示谁来当领导的时候，蒋介石还是在签呈上写下了两个字：“自兼。”
对于蒋介石的这个“毛病”，包括秘书陈布雷等人都感到不妥，但迫于蒋介石威严，没有人敢多说什么，唯独张治中毫不客气地在签呈上写了一条：“这个运输统制局，以最高统帅兼任，实在不成体制，可由何总长兼之。”
蒋介石看到意见后，无言反驳，也没有什么生气，只是在上面又批了一个大大的“可”字，体现出对张治中的信任和包容。
另一方面，张治中对蒋介石非常感激和衷心。早在1926年11月的武汉和南昌的斗争事件中，张治中就宁愿辞去黄埔军校学兵团团长和军分校教育长的职务，也要回到南昌，支持蒋介石，这不仅对早期蒋介石的政权建立起到了帮助，也体现了他对蒋介石的无条件追随。
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与蒋介石的信任，张治中被一路提拔和重用，成长为国民党内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炙手可热的高层人物。因为具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道德观念，张治中对蒋介石一直非常忠心耿耿，知恩图报。
张治中（左）与蒋介石
1949年4月出发北平和谈前，张治中亲赴溪口当“说客”，与蒋介石“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也谈，逛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还陪蒋介石去扫墓。虽然明知和谈成功希望甚微，张治中还是希望成功，而蒋介石似乎也有所动摇，扫完墓后在沿着墓庐的山路边走边谈的时候，对张治中说：“文白，我是愿意和平，终老还乡。”
对于蒋介石的这句话，张治中自然信以为真，当即十分高兴地表示希望将其在报纸上发表，而事实也许并非如此，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在送张治中离开溪口的时候，对屈武说：“文白先生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蒋经国和张治中究竟谁更了解蒋介石，也许没有准确答案，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前者的可能性似乎还是更大一些。张治中对蒋介石更多的是出于“不忘知遇之恩”的忠心，而对蒋介石宁要内战不要和平的政治图谋，也许并不是完全理解。
艰难的谈判
1949年北平和谈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谈判。
先是从1948年秋天以来，解放军成破竹之势，排山倒海地推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尤其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相继被歼灭。再加上经济上，蒋介石推行钱币制度改革失败，造成金圆券风潮，导致物价上涨，通货恶劣，经济上几乎崩溃，如此国民党政局风雨飘摇。
就在蒋介石忙于应对国民党内部将领的发难的时候，毛主席又在1949年元旦以及日后的多篇公开文章中，明确表达了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许半途而废”，“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
所以，在当时国民党内看来，和谈几乎不可能成功，但即便如此张治中还是“顶风冒雪”，出任国民党首席代表，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谈：“此时和的可能性虽然小，但如果置身事外，也对不起人民，对国家应有的态度；同时由于自己二十多年来对和平的痴心梦想，使我对当前和谈仍然有着万一的希望。”
所以，在抵达北平后，他多次与毛主席周恩来密谈，一方面尽可能维护蒋介石的“声誉”，另一方面希望促成和谈结果。但现实不会如他所奢望的那样，毛主席早已看透蒋介石“所谓的和平”，张治中身处其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4月12日，周恩来亲自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提交给南京代表团，当卢郁文宣读《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时，代表们情绪极其低落，“据说张治中一下子老了许多”。
这个草案，首先历数了国民党自1946年在美国帮助下发动内战的罪行，然后依据毛主席提供的具体办法来实现八条的二十四款，明确规定人民军事委员会有权命令过渡期内的南京政府....
张治中深知按照国民党的习性，不可能接受这份草案，于是他又与周恩来等三番五次会谈，说服并最终去除了一些比如“惩罚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反动”、“出卖”、“叛乱”等刺激性词语，以及其他少量内容。
张治中深知，解放军渡江已是定局，只是强制与和平的方式不同而已，《国内和平协定》定稿后，他派黄绍竑把《国内和平协定》带回南京，没想到这份协定一到南京，立刻在南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蒋介石在溪口看到《国内和平协定》后，大骂张治中：“文白无能，丧权国辱。”4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拒绝签字，这意味着北平和谈彻底失败。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二十日子夜起，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
走还是留？
和谈破裂后，张治中一开始是要走的，他命令秘书给南京发电报：“请于23日派机来平，预定24日返京。”
在等待飞机的两天时间里，究竟是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成了代表团和工作人员议论的话题。代表团成员都愿意投向人民的怀抱，留在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邵力子的夫人付学文前两天搭国民党的飞机已来到北平，邵力子是决心不走了。
只有张治中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去留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张治中始终过不了自己心底的那道关，虽然明知和谈失败回南京，必然没有好下场，但还是坚持回去复命。
对此，张治中几十年的好朋友——周恩来，非常担心和忧虑。他们早在黄埔军校就建立了很厚友谊，惺惺相惜，虽然身处不同政党，但共同致力于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也正是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张治中成了唯一一个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所以在张治中一抵达北平后，周恩来就不遗余力地，带着故友、知己、战友等多重身份，对张治中进行恳切地劝导。
他说：“你无论回到南京，上海还是广州，到哪里去国民党反派也不会饶了你。国民党的特务也可能对你们下毒手。‘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指张学良。当时周恩来劝张学良不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处于义气不听）。今天我们也不能放你回去。不能再出现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的事了。”
除了从行动结果上分析，周恩来还针对张治中的思想，坦诚地说：“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到今天你还是讲义气，讲忠诚。为什么你不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负责呢？蒋介石这个人值得你对他这么忠诚吗？”
周恩来的话既亲切，又在责备中透露出真情，张治中听了怎能不动心，很显然他动摇了。
据资料记载，张治中当时陷于极度的苦恼与矛盾中：“不回去吧，自己是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和平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回去吧，中共的挽留是诚意的和善意的，而且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
就在张治中痛苦抉择的时候，周恩来又做出了一个关键举动，他以超强的智慧和能力，在4月24日，命令上海的地下党同志把张治中的家人秘密接到了北平。据张治中儿子张一纯后来回忆：“我们全家这次安全转移，是在周伯伯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
和平的渴望、家人的陪伴、挚友的信任、共产党人的极力挽留、回南京的危险处境，让张治中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决心留在北平，并既感动又幽默地对好友周恩来说：“你真会留客啊！”
从走到留，张治中的这一转变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张治中（左一）与周恩来（右一）
决心与蒋介石“决裂”
一开始，张治中留在北平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承受着沉重的思想负担，他的一个思想症结在于：“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但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
张治中在留在北平后的长达两个月时间里，一直十分苦闷，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虽然周恩来多次与他谈心，但终究没有彻底放下，直到发生了一件事。
1949年6月15日，国民党方面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北平被共产党扣留详情》等，对张治中进行大肆攻击，说张治中是受了唆使在北平策动和平，说张治中人已经离开北平但行踪不明，等等，都是不实的信息。
对于这些谎言和攻击，张治中非常失望和难过，由此，他彻底想通了，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就是：“把理论上的国民党——国民党的主义和它的应有的本质——与被反动派长期窃据的国民党的现实区别开来一想，就想通了。”
于是，张治中写了一份《对时局的声明》，彻底地、毫无保留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复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怜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的听其错过。”
这一声明可以视作是张治中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的公开表态，据悉蒋介石一看到这个声明，就狠狠地骂道“别人背叛了我犹可说，文白竟然如此！”也因为张治中的这份声明，许多国民党将领曾纷纷效仿，举行起义。
张治中在北平和谈后选择留下，不仅是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巨大的、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改变了张治中一生的关键十字路口。
1960年，周总理在颐和园会见黄埔军校校友，前排左五为张治中
致力于祖国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等人的推荐和支持下，张治中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与此同时，还在两岸统一的问题上奔波劳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
因为曾经的特殊的身份，张治中晚年在大陆的将近20年时间里，一直扮演着国共密派特使的角色。
1950年，他受周总理委托，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信，力劝其放弃反共立场，直到朝鲜战争爆发。
1954年，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亲自播报了一则题为《告逃在台湾的人们》，劝说曾经的战友、下属、学生和其他人员，“主动地尽自己一切可能靠拢祖国和祖国人民。”
1958年，他又在短文《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中，殷切地说：“鸟倦且知还，人情谁不思乡？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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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认为，自己只有这样，才算是“尽到作为一个故旧在道义上的责任。”
张治中雕像
从“三到延安”到北平和谈再到致力两岸统一，张治中将军始终坚持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对此，1983年3月，邓颖超曾高度评价张治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1985年，在张治中将军95岁诞辰纪念大会上，党领导也对张治中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白先生是杰出的爱国将领，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是同我们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