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出生率跌破警戒线的背景下，鼓励生育、提倡“二孩三孩”的时代来临。但是，“无人带娃”是横亘在生育面前的一道门槛。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低龄婴幼儿的照顾服务，家庭养育成本减负成为备受关注的民生热点，重新发展低龄托育已是大势所趋。
文 | 多多
编 | 天悦
01
带娃困境磨砺下的90后小家庭
北京地铁5号线早高峰人潮汹涌堪比传说中的东京地铁。从“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到国贸写字楼，刘云揣着饭盒被人潮卷入车厢，无人留意她是七个月的孕妇。
春节过后，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的刘云找遍天通苑几乎所有托育机构，没有一家接收0-2岁的孩子。这些机构受疫情重创，动荡、艰难，甚至濒临倒闭。
刘云和老公一口气咨询了40多所幼儿园。无一例外，只收3岁以上孩子。几所高端国际化幼儿园少量接收2岁孩子，托费少则每月八九千，多则一年20多万。同时，月嫂、保姆起薪7000+，要求住独立房间。这对白领夫妻感叹：保姆月嫂是隐形富豪，而我们是隐形贫困人口。
休完产假孩子谁带？如果当全职妈妈两三年，35岁还有资格重返职场吗？找保姆还是把孩子送回老家？“想到这些，我脑袋快爆炸了！”如今31岁的刘云焦虑重重。
刘云怀孕后，婆婆坐高铁从山东泰山脚下的村子来过北京两次，总背来一大筐散养土鸡蛋和现宰的几只鸡鸭。婆婆用刘云几乎听不懂的方言安慰他俩，趁年轻以工作为重，孩子出生送回老家，他们老两口带。
刘云眼前浮现出两个扎心的画面：自己的孩子皮肤黝黑脸蛋通红，花棉袄开裆裤、满嘴方言，咬一口山东煎饼卷大葱，吧嗒小嘴；而自己的童年，父母南下打工，她跟外婆留守在西北荒凉的小镇。缺钱又缺爱，与父母不熟，是她童年最苦涩的记忆。
因此，她还是咬咬牙，做了选择：宁可辞去工作也不愿孩子重蹈覆辙，成为新一代“留守儿童”。刘云老公引用热播剧《人世间》里的一句话：“往后再苦，也只能自己嚼嚼咽了”。
和刘云相比，孩子刚满1岁的90后妈妈王倩慢慢习惯了平和地面对内心的挣扎。她从深圳互联网大厂辞职北上，把孩子放在老家十八线小城，孩子沦为留守儿童.........
翻看手机里朋友一段段忠告：“小孩3岁前需要父母陪伴”，王倩无奈苦笑：如果有办法，谁愿意骨肉分离？生活事业两难全！家庭面临“房贷、车贷、吞金兽”三座大山，她没有勇气失去工作。
产假结束，为了方便哺乳，王倩拿出每月全部收入在“鹅厂”附近租房。在公婆资助下还请了保姆，小心翼翼地保住工作。
老公被派往北京时，她为了日后有精力陪伴孩子，从腾讯总部辞职，加入北京一个创业团队。然而，帝都的房价、生活成本、工作节奏，更不可能兼顾养娃和事业。
王倩发现，北京完全找不到正规托育。假设公司附近有小型“托育中心”，她也不敢送孩子去。“红黄蓝”等机构虐童阴影犹在，还有很多倒闭、跑路，频繁“暴雷”……在王倩看来，“低龄托育”口碑崩塌，毫无安全感可言。
无奈，父母把孩子接回了老家。
王倩深知，孩子在父母身边至少安全。哪怕几日不见，孩子对她疏远；哪怕母女刚分别，孩子就发烧不止；哪怕孩子习惯了冲着视频摄像头喊“妈妈”。
北漂的日子，王倩努力安抚自己，接受孩子沦为留守儿童的事实。她每天上班带饭，攒钱攒假期，只为多回去看孩子一眼。
王倩说，她最幸运的是有公婆的理解，并在精神、经济方面得到支持。即便远隔万里，公婆也尊重她的育儿理念。然而孩子第一次开口说话，第一次学会走路，各种调皮可爱的瞬间……她终究还是错过了。
▲老人带娃
02
豪宅“黑托育”珍藏邻里患难深情
“电视剧《三十而已》把高档社区的妈妈们歪曲丑化得纸醉金迷，这不真实！”台湾妈妈卓妍说。她结束北漂陪三个孩子赴美读书多年，位于北京二环高端社区的家，给这位70后妈妈留下太多无法割舍的回忆。在“家庭托育”上的失败创业经历，却让她赢得珍藏一生的邻里情义。
“我曾经以为自己有能力帮职场妈妈摆平后顾之忧！”当年，卓妍与来内地经商的先生带着三个孩子从台湾定居北京，在二环内高档社区买房安家。新家毗邻金融街、新华社、三甲医院等大型机构。大批金融、媒体、医疗领域优秀人才也在此生活。
卓妍一家很快融入北京的生活。她家成了社区妈妈们交流育儿经验、周转母婴用品的“根据地”。随着和妈妈们互动加深，她目睹了这些富裕家庭养娃的彷徨与挣扎——频繁换保姆、老人北漂带娃，虽然暂时缓解这些职场夫妻的压力，同时又在伤害、撕裂他们的小家庭。
一位妈妈向卓妍吐槽，孩子出生仅一年，家里先后换了不下15个保姆，中间发生的事情则彻底颠覆她的人生阅历——保姆脏话吼孩子、训斥婆婆，把脏衣服藏到犄角旮旯不给洗，用猪油炒菜拌饭喂孩子，情绪失控自言自语大哭，干活时突然晕倒送120急救，自己的项链、手表不翼而飞……
一天，卓妍去她家看孩子，1岁小男孩独坐客厅地上哇哇哭。满地玩具、食物残渣、衣物、垃圾，硕大的豪华客厅竟无处下脚。一个保姆在厨房做着饭，另一个保姆在刷洗厕所，奶奶在厨房厕所之间风风火火来回跑着“监工”。小夫妻连家都不愿意回，靠加班来逃避鸡飞狗跳的日子。
令卓妍最揪心的是在主流新闻媒体工作的妈妈小佳。小佳多次深夜一边向卓妍倾述遭遇，一边痛哭。小佳的孩子出生不到半年，老公频繁出差，她结束产假上班恰逢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地球不爆炸，新闻不放假”形容那时媒体工作的状态恰如其分。
小佳的婆婆来京帮忙，却把再婚不久的新老公带到她家。小佳深夜下班，陌生男人光着膀子喝着啤酒和婆婆看电视剧《乡村爱情》并高唱着：“谁是你的新娘，谁是你的新郎”。而孩子独自躺在沙发的角落里……
小佳提醒婆婆，不方便留陌生男人在家，尤其夏天穿得少，何况孩子爸爸这段时间不在家。然而，婆婆一句反问彻底激怒小佳：怎么？怕他会对你动手动脚，非礼你吗？
小佳费尽周折找到一位口碑不错的保姆，以此让婆婆和她的新婚老公回老家去。保姆到岗第二天，小佳接到紧急出差任务。等她回家时，只剩一脸憔悴的保姆哄着孩子。
保姆告诉她，婆婆在她到岗后便带着老头去外地旅游，没有交接带娃和家务的注意事项，甚至忘了把门钥匙留下，临走却把门给反锁了。保姆无法外出，困在家里，只能守着冰箱吃仅剩的几根黄瓜和“老干妈”拌米饭，给孩子熬点白粥，勉强扛过一周。
“我看孩子小没人带可伶，也没敢打电话打扰你们两口子出差，只能等你回来再辞职。我一个星期没菜吃可以对付一口，如果孩子奶粉喝光了，怎么办？”保姆满腹委屈地说。
卓妍目睹了几位邻居的不幸遭遇：一位从郊区来帮女儿带孩子的热心北京大妈，突发心脏病，在女儿家里过世；一位辞职带娃的妈妈查出癌症；带娃引发娘家婆家大战，一对北京本地小夫妻，孩子不到两岁，就离婚了……
每次听到这些，卓妍都在想，如果社区有一家信得过的托育中心，或许带娃引发的夫妻压力、家庭矛盾，都可以避免很多。几经思考，卓妍大胆提议：与其花重金请不到靠谱保姆，找不到正规托育，老人也指望不上，不如把孩子放我家24小时托管！
在大家眼里，卓妍家拥有办“家庭托儿所”的全部条件：台湾妈妈育儿理念新颖，自己养育三个孩子，一层带小花园的大房，玩具、图书、钢琴一应俱全。同住的外婆是退休医生，家里保姆、钟点工也都经过精挑细选，十分可靠。
小佳的孩子首先成为卓妍家的“新成员”，开启了一段“远亲不如近邻”的佳话。卓妍隔壁的女医生也得到了她的帮助。女医生每次接到紧急手术任务，都把孩子临时送到卓妍家暂住。
卓妍逐渐成了社区职场妈妈们坚实的后盾。姐妹们无论加班、出差、保姆断档、孩子放学没人做饭，都可以把孩子送她家托管。一群孩子吃住玩在一起，大孩子帮小宝宝喂奶瓶，姐姐教弟弟唱歌，如同从前多子女的大家庭，这样的画面在大都市北京稀缺而温暖。就此，卓妍萌生了创办家庭托育的想法，“这是全职妈妈创业的好机会！”
不料，筹建过程中，一个个“世纪难题”随之而来。注册资金、办公场地、从业人员，每一项都无法达标。民宅不允许办托育，法人代表必须北京户口……
她上网求助却发现，几位使馆区的外国妈妈、望京地区的韩国妈妈同样也有创办社区托育的情怀和能力，但均遭遇了相同的难题，最终放弃。
卓妍甚至想出钱加盟商场里那种连锁早教机构，打“擦边球”经营。然而加盟项目无法在社区办园。创业梦破灭后，她带着三个孩子赴美读书，最终抱撼收场。
03
社区11年“网红”托育中心的不归路
“小宝贝，我用彩虹和你约定，风雨过后阳光会微笑……”80后教育创业者、资深幼教导师Lady每次路过北京崇文门附近的“幸福家园”社区时，这首《彩虹的约定》总会穿越时空，萦绕耳畔。眼前浮现出自己十多年前的模样——她唱着这首歌，带着一群蹒跚学步的孩子，翩翩起舞。
2006年，Lady和她所在的“YMCA国际青年会”创办了幸福家园“美瑞士”托育中心，扎根社区会所，一干就是11年。
YMCA在全球拥有近百年的社区办园历史，托育中心遍布中国香港及世界各地。这个“小型外企”空降社区，吸引了多位美术、音乐、英语、幼儿保健专业的优秀青年幼师加盟。
“我们精准切中了当地家庭的痛点！”Lady回忆，托育中心创办伊始，正值“金猪宝宝” “奥运宝宝”生育高峰。3岁以下孩子的托育需求极为紧迫。虽然周边遍布多所大型公立、民办幼儿园，但根据当时的政策，入园年龄均严格限制在3岁以上。
一两岁的孩子同样需要早教和照护，二到三岁的孩子也需要进入幼儿园之前的过度、适应。“我们把招生年龄放宽到一岁半！”Lady激动地说。
3岁小女孩讲着绘本哄一岁半小弟弟睡觉；4岁“大哥哥”抱着两岁小妹妹合影。大孩子围在老师的钢琴旁唱“虫儿飞”。歌声传到角落的“娃娃家”，小朋友上演与布娃娃的“下午茶”。每年，孩子们都会迎来世界各国YMCA的小朋友、家长志愿者和外教。国际化幼儿园的理念、环境、师资，普通民办幼儿园的价格，孩子们“混龄”玩耍，温情、欢乐。这大概是“美瑞士”托育中心至今占据当地70后、80后妈妈们回忆的重要原因。
▲Lady园长带着YMCA“美瑞士”
托育中心的孩子演节目
▲海外YMCA的外教志愿者到“美瑞士”
托育中心服务
结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女职工只有56天产假。然而，那时却是“全民办托育”“托育无死角”的时代。无论工厂、学校、医院，还是局委办，基本都开办有职工托儿所、幼儿园。此外，街道、社区也有托儿所。同时，没工作的奶奶、姥姥、邻家老太太，都十分热衷全职或兼职帮人带孩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托儿所
女职工度过56天产假，即可把孩自送到单位托儿所。托儿所接收56天到3岁的孩子，3岁到7岁的孩子进幼儿园、学前班。
托儿所的开支由单位支出，保育员也是该企业职工。一个月只有几块钱的托费，人人上得起。一些单位的职工实行24小时三班倒。托儿所、幼儿园也配合职工的工作节奏，提供夜托、长托住宿，确保职工家庭没有后顾之忧。
1980年，据22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城乡婴幼儿入托人数为3400多万人，入托率达28.2%。1988年，城市儿童入托率上升至38.9%。这种增长趋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高峰，1995年全国各级各类托儿所已接近27万所。
但1995年以后，大量托儿所、幼儿园从企业剥离，逐渐市场化、产业化，私立幼儿园数量猛增。低龄托育却受政策与利润的影响，逐渐边缘化，处于断崖期。催生出多种社会现象：大批老人成为“奔小族”涌入大城市带娃；大批职业女性辞职当起全职妈妈；年轻夫妻生育意愿下降……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低龄婴幼儿的照顾服务，家庭养育成本减负成为备受关注的民生热点，重新发展低龄托育已是大势所趋。
*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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