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名春丨荀子非子思孟轲案再鞫

荀子非子思孟轲案再鞫

作者简介丨廖名春，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载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摘要：由《荀子》书“案(安、按)”的虚词用法看，《非十二子》篇论子思、孟轲一段为先秦文法无疑，属于荀子特有的语言风格；从《荀子·非十二子》篇与《韩诗外传》相应段落文义内容的比较来看，《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原创，而《韩诗外传》则是杂凑抄录。将《荀子·非十二子》篇对子思、孟轲的批评说成是荀子后学所为，否定其为荀子之作，经不起先秦秦汉文献的检验，只能说是无稽之谈。

关键词：荀子；非十二子；韩诗外传；案

《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先秦学术史的名篇。该篇在分别批判了它嚣、魏牟、陈仲、史 、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十子后，锋芒又直指子思、孟轲二子，说他们：“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1]267它嚣、魏牟、陈仲、史 、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十子属于道家、名家、法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荀子作为战国中晚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批评他们，自在情理之中。但子思、孟轲为儒门名宿，荀子却如此尖锐地批评他们，同室操戈，人多不解。

比如，扬雄(前53-18)《法言·君子》就说：“孙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2]499他认为荀子“非”它嚣、魏牟、陈仲、史 、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十子“侻也”，符合于道。但“非”到儒家嫡系的子思、孟轲身上，就特别诡异，不好理解。

《韩诗外传》卷四的记载较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则有了改变：“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雎、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钘、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3]402-403不但将批评的对象它嚣、陈仲、史 改作了范雎、田文、庄周，而且“十二子”也变成了“十子”，没有了儒家的子思与孟轲。

南宋王应麟(1223-1296)因此说：“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4]221他认为《荀子·非十二子》篇“当以《韩诗》为正”，是非十子而非“非十二子”，其“非子思、孟子”部分，本非荀子之作，而是“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的伪托。

王应麟之说，过去响应者寥寥，到了现代，却颇有市场。疑古大师顾颉刚(1893-1980)即云：“《非十二子》中所骂的子思、孟轲即是邹衍的传误，五行说当即邹衍所造。”[5]254林尹(1910-1983)也说：“荀卿《非十二子》一篇，据《韩诗外传》所引，并无子思、孟子，则为后人所增，已无可疑。”[6]

近来，这种意见甚嚣尘上。如颜世安就说：“王应麟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虽然非思、孟者未必是韩非、李斯之徒，但不是荀子本人，是其后学的可能甚大。”[7]周炽成(1961-2017)更进一步说：“《非十二子》中之非子思、孟轲部分，不出自荀子本人之手，而是其后学之所属。文字结构、字数、所示意义、后世的引用等，都可证明这一判断。荀子本人并不反对孟子，而对孟子思想多有肯定和吸收。”[8]这些翻案意见，在时下的学术界兴起了波澜1。

不过，事实上这些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清人梁玉绳(1744-1819)早就指出：“厚斋此言似误……《法言·君子》篇：‘荀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是扬雄所见《荀》书有思、孟，与今本仝。”[9]4梁氏引扬雄《法言》说驳王应麟，应该说非常有说服力。所谓“侻”，符合。指荀子《非十二子》篇对它嚣(范雎)、魏牟、陈仲、史 、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的批评符合于道，符合于教。故李轨注：“弹驳数家，侻合于道。”[2]499所谓“诡”，诡异也。荀子与子思、孟轲同属儒门，却操戈相向，扬雄感到不好理解，所以称“诡异”。从扬雄的这一评论看，其所见之《非十二子》篇，分明是有“非子思、孟轲部分”的，故梁玉绳说“与今本仝(同)”。

但《韩诗外传》成书要早于扬雄《法言》。《汉书·儒林传》：“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10]3613可见韩婴为西汉早期人，较西汉晚期人扬雄要早出一段时间。因此，扬雄见到的《非十二子》篇“与今本仝”，并不能证明韩婴所见到的《荀子》该篇就一定“与今本仝”，就一定有“非子思、孟轲部分”。今本的《荀子·非十二子》篇与《韩诗外传》卷四“非十子”段的关系还有待辩证。

从语言分析入手来看两者的先后，应是一种客观可信的方法。

唐人杨倞在《荀子·劝学》篇“安特将学杂志顺《诗》《书》而已耳”《注》中提出：“安，语助，犹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多用此字。《礼记·三年问》作‘焉’。《战国策》谓赵王曰：‘秦与韩为上交，秦祸案移于梁矣。秦与梁为上交，秦祸案攘于赵矣。’《吕氏春秋》吴起谓商文曰：‘今置质为臣，其主安重；释玺辞官，其主安轻。’盖当时人通以‘安’为语助，或方言耳。”[1]53这是说《荀子》书中“安”或“按”多用为语助词，犹如“抑”，这是当时人的习惯，也许是方言。《战国策》《吕氏春秋》也有这种现象。杨倞首次注意到了《荀子》书“安”“按”字的特殊用法。

接着杨倞注就此进行系统讨论的当数清人王引之(1766-1834)。其名著《经传释词》卷二“安案”条称：“安，犹‘于是’也，乃也，则也。字或作‘案’，或作‘焉’，其义一也。其作‘安’者……《荀子·劝学》篇曰：‘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安，犹‘则’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礼，则但学杂识、顺《诗》《书》而已也。《仲尼》篇曰：‘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言暴国于是自化也。又曰：‘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无诛矣。’言至于成王，则于是无诛也。(今本‘安’下有‘以’字，乃后人不晓文义而妄加之。《大略》篇曰：‘至成、康则案无诛已。’是其证。)《王霸》篇曰：‘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言于是唯便僻、左右是用也。又曰：‘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言于是不恤亲疏贵贱，而但求能者也。《正论》篇曰：‘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能诛之。’……言海内莫不服从，而暴国独侈然自大，于是乃诛之也。又曰：‘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安禽兽行，虎狼贪，故脯巨人而炙婴儿矣。’安，亦‘于是’也，互文耳。……《荀子·荣辱》篇曰：‘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言于是制礼义也。《王制》篇曰：‘权谋倾覆之人退，则贤良知圣之士案自进矣。’言于是自进也。《臣道》篇曰：‘是案曰是，非案曰非。’言是则曰是，非则曰非也。《正论》篇曰：‘今子宋子案不然。’言今子宋子则不然也。”并说：“《荀子》中用‘案’字者甚多，今不具载。”[11]33-35他不但将《荀子》书这种特殊用法的“安”“按”扩展到“案”，而且补充了十二例。特别是指出其义“犹‘于是’也，乃也，则也”，而非“抑”，非常正确。

清末学者王先谦(1842-1917)继承了王引之说，谓：“安犹案也……安、案并犹则也。荀书用安、案字，或为语词，或作‘则’字用。……《强国》篇云‘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使楚也)谓使左则左，使右则右也。《臣道》篇云‘是案曰是，非案曰非’，谓是则曰是，非则曰非也。《正论》篇云‘暴国独侈，安能诛之’，(能字衍)谓暴国独侈则诛之也。又云‘今子宋子案不然’，谓子宋子则不然也。《解蔽》篇云‘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谓以圣王为师，则以圣制为法也。此并以安、案代‘则’字。余皆语词。《富国》篇‘则案以为利也’，《仲尼》篇云‘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已’，《大略》篇云‘至成康则案无诛已’，《臣道》篇云‘凡人非贤则案不肖也’，以‘则案’‘则安’连用，安、案亦语词。”[1]53-54在王引之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荀书“安”“案”作“则”字用的五例，使《荀子》书“安”“案”“按”的这种特殊用法更加突出。

近人张亨也指出：“在《三年问》与《礼论》篇的异文中最可注意的是《礼论》篇‘安为之立中制节’‘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案使倍之’‘案使不及也’数句中的‘安’或‘案’字都作‘焉’。以安或案作为语助词或承接连词是荀书中的习惯用法。……安或案作语词用虽然也曾见于其他先秦古籍，而荀书使用的次数特多，其为荀书中一类习惯的用语无疑。《礼论》篇这里用安和案为语词与荀书他篇的用例一致，所以这既不可能是编定荀书者有意的窜改，《礼论》篇这一段也就不可能是从《三年问》篇‘混入’的。倒是抄入《礼记》的人不习惯于安、案这种比较特殊的用法，才将它们都改为‘焉’字。”[12]他不仅从《荀子·礼论》篇增补了四个“安”或“案”作语助词或承接连词的用例，还利用其为荀书习惯用语的特点，推定《礼记·三年问》篇的异文“焉”后出，很有道理。

随后，郑良树《〈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轲”条非附益说》[13]228-238一文利用荀书“安”“案”的这种特殊用法来证明《非十二子》篇“非子思孟轲”段为荀书所原有，可以视为张亨工作的推进。

“安”字作承接连词的例子，郑氏举出六例，其中《王霸》篇的“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安不恤是非……”二例是他的新补充。

“案”字作承接连词的例子，郑氏举出二十七例，其中《非十二子》篇的“案饰其辞而祗敬之”，《王制》篇的“案谨募选阅材技之士”“案以中立无有所偏而为纵横之事，偃然案兵无动，以观夫暴国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审节奏”“案修仁义，伉隆高”“兵劲城固，敌国案自诎矣”，《王霸》篇的“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富国》篇的“凡攻人者，非以为名，则案以为利也，不然则忿之也”“人皆失丧之，我案起而制之”，《议兵》篇的“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强国》篇的“案独以为私廉”“案直为是世俗之所以为”“案欲剡其胫而以蹈秦之腹”“案用夫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礼论》篇的“案屈然已”“故先王案为之立文”，《解蔽》篇的“案直将治怪说”，这十六例，皆为郑氏新补。

郑氏认为，先秦古籍“案”字作“乃”“于是”“就”者，为数至少，应该是《荀子》书的特殊用法。检遍《韩诗外传》，除“案往旧造说”外，全书从来不曾将“案”字作句首、置句中而有此义者，可见《韩诗》不但无此特殊用法，更可以证明《韩诗外传》此句乃抄录自《荀子》。不然，如何会写出如此具有《荀子》特色的句子来?这一论证，很有说服力，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郑氏谓《韩诗外传》卷四的“按往旧造说”本于《荀子·非十二子》篇的“案往旧造说”完全可以成立，但他将“案往旧造说”之“案”训为虚词，释为“乃”，却不可尽信。杨倞注：“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说，谓之五行。”[1]279不释“案”字，实质是不以“案”为“乃”。日本学者物双松(1645-1911)《读荀子》卷一：“‘案往旧造说’，言案据往世旧家之言，创造其说。”[14]209桃井白鹿《荀子遗秉》也说：“案，据也。”[1]279都是释“案”为“据”。今人的《荀子》注本，多数都沿袭了这一意见。至郝懿行(1755-1823)，始以此“案”字为虚词。其《荀子补注》说：“荀书多以‘案’为语辞。‘案’，犹‘焉’也。下‘案饰其辞’，义亦同。杨注非是。”[1]279他认为“案往旧造说”之“案”与“案饰其辞”之“案”义同，都是虚词，都应该训为“焉”。郑氏据郝懿行的这一意见为说，应该是有瑕疵的。

“案往旧造说”之“案”训为“据”，是为动词。“案往旧”与“造说”都是动宾结构。“往旧”复词同义，为“案”的宾语。“说”为“造”的宾语。如果“案”为虚词“焉”或“乃”的话，“往旧”与“造说”的结构就不同了。魏代富看到了这一问题，他说：“《荀子》一书，‘案’多为语辞，郝懿行云此处‘案’与下‘案饰其辞’之‘案’同，是也。然‘往旧造说’义亦不伦，‘往旧’前缺一动词。”因此，他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往’乃‘任’之形讹，任读作仍，仍者，因也，循也。……任旧造说，依据旧说更造新说，即下‘五行’也。”[1]281这样，“案往旧造说”就变成了“案任旧造说”。这种改法虽然保住了“案”的语辞义，维持了郝说，但改字为训，将“往”改做了“任”，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荀子》书本来就有“案”训为“据”的例证。如《不苟》篇云：“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杨倞注：“案，据也，据旧乱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为语助，与此不同也。”梁启雄《简释》：“案借为按。《汉书·扬雄传》注：‘按，依也。’《广雅·释诂》：‘被，加也。’”魏代富也说：“‘案’是因循的意思。非案乱而治之，谓不行礼义于乱世；云乱而被之以治，谓先云除混乱(如用武力手段等)而后推行礼义。”[1]141-142既然《荀子·不苟》篇有“案”义为“据”的成例，“案往旧造说”完全可以释为“据往旧造说”，又何必迁就郝懿行说，将“案往旧造说”改为“案任旧造说”呢?由此可见，郑氏之说，犹有值得改进之处。

近年来，研究《荀子》语言问题的论作不少，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要数黄珊的专书《荀子虚词研究》[15]。该书“对《荀子》各类虚词作了穷尽性的分析研究，力求全面揭示《荀子》各类虚词的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其《荀子》虚词“安”“案”“按”研究部分，对我们启发颇大。

黄氏统计，《荀子》全书“安”字共出现188次，“案”字出现38次，“按”字1次，总计227次。其中，实词159例，包括形容词98例，动词61例；虚词68例，包括疑问语气词16例，连词45例，副词7例2。

黄氏指出：作为虚词而言，《荀子》书“安”“案”的词义是完全相同的。《荀子》中“按”只出现一例：“人皆失丧之，我按起而治之。”(《富国》)这一例可能是“桉”字之误。“桉”是“案”的或体。《战国策》中就有“桉”“按”混用的用例。因此，《荀子》书中虚词“安”“案”“桉”“按”实为一词，只是字形不同罢了，可称之为“异形同义词”[15]174-175。

《荀子》书“安”“案”用作连词，表顺接，如：

1．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王霸》）

2．殷之日，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王制》）

3．孰能有与是斗者与？安以其国为是者王。（《王制》）

4．敌国案自诎矣。（《王制》）

5．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王制》）

6．故先王圣人安为之立中制节。（《礼论》）

7．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荣辱》）

8．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伤害无罪之民。（《正论》）

9．暴国安自化矣。（《仲尼》）

用作连词，也有表示转接关系的，如：

10．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王霸》）

11．不知道此道，安值将卑执出劳，并耳目之乐。（《君道》）

12．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非十二子》）

13．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于人，案直将治怪说，玩奇辞，以相挠滑也。（《解蔽》）

用作连词，还有表示并列关系的，如：

14．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荣辱》）

15．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解蔽》）

作为表示顺承关系、转折关系、并列关系的连词“安”“案”，一共是45例。

作为语气副词的“安”“案”，《荀子》书一共是7例。如：

16．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义也。（《臣道》）

17．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强国》）

这四个作为副词的“案”，表示语气的加重和对事实的确认。

18．人皆失丧之，我案起而制之。（《富国》）

19．今子宋子案不然，独诎容为己，虑一朝而改之，说必不行矣。（《正论》）

20．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劝学》）

这里的“按”“案”“安”，作为副词，表示的是语气的转折。

黄氏认为，“安、案、按”作连词或副词，较早的用例是在《国语》中。《逸周书》《管子》《老子》《墨子》《大戴礼记》《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吕氏春秋》等先秦古籍中时有所见。汉代以后就没有发现“安、案、按”的类似用法。因此，她断定，“安、案、按”用作连词、副词，仅仅是先秦汉语的虚词用法，时间大约在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209年之间。汉代以后，这种用法就已经消失了[15]。这是基于先秦秦汉现有全部语料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而在《荀子·非十二子》篇的“非子思孟轲”段里，尽管“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句的“案”是动词，但下面的“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句的“案”字则是表转折语气的副词。这应该是先秦文献独具的现象，也是《荀子》书特有的语言特色，汉代以后就没有再发现“案”的这种用法了。因此，说《荀子·非十二子》篇的“非子思孟轲”段非荀子所作，其为汉人所掺入，是没有道理的，得不到汉语史研究的支持。

《韩诗外传》此段话袭自《荀子·非十二子》篇，从文义的比较上也能看出。比如《荀子·非十二子》篇说子思、孟轲“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逻辑非常清楚。所谓“造说”，即“造”“五行”之说。所谓“案往旧”，即承“略法先王”“闻见杂博”而来。而《韩诗外传》说“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则前后矛盾，名实不副。既然说“不师上古，不法先王”，就不好说“按往旧造说”。而且“不师上古，不法先王”这样的批评，用来说“庄周”尚可，用来说“墨翟”，就非常荒谬了。“范雎、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钘、邓析、惠施之徒”，政治主张各异，思想学说许多都是针锋相对的，怎么能套用同样的评价呢？所以，《荀子·非十二子》篇显然是荀子的原创，而《韩诗外传》此段只能说是杂凑抄袭。

《荀子·非十二子》篇对思孟的批评，人们感到奇怪，是不熟悉《荀子》书所致。《性恶》篇批评性善说，点了四次孟子名。《解蔽》篇的“空石之中”章云：“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饶彬指出：“觙，与‘伋’同。其人实指孔伋。伋，字子思，故下文云：‘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16]166此说可信。可见，不唯《非十二子》篇批评了子思、孟轲，《解蔽》篇也同样有批评，更不要说《性恶》篇是专门针对孟轲了。即使据《韩诗外传》此段话抹掉《荀子·非十二子》篇对子思、孟轲的批评，但《解蔽》篇的“空石之中”章对子思、孟轲的批评，《性恶》篇对孟轲的批评又如何解释？可见据《韩诗外传》否定《荀子·非十二子》篇对子思、孟轲的批评完全是徒劳的。

总之，由《荀子》书“案（安、按）”的虚词用法看，《非十二子》篇论子思、孟轲一段为先秦文法无疑，属于荀子特有的语言风格；从《荀子·非十二子》篇与《韩诗外传》相应段落文义内容的比较来看，《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原创，而《韩诗外传》则是杂凑抄录。将《荀子·非十二子》篇对子思、孟轲的批评说成是荀子后学所为，否定其为荀子之作，经不起先秦秦汉文献的检验，只能说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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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廖名春.由《荀子》“伪”字义论其有关篇章的作者与时代[J].临沂大学学报，2015(6)：18-23

注释：

1如代秋彬就作《荀子未作〈非十二子〉篇贬抑思孟段新证》之文响应，见《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61-66页。

2黄氏原作“连词四六例，副词六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