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来了就有病
2012年春节期间，一份深圳版的“欢迎体”海报在网络上热传，画报中的slogan精准地阐述了这座“移民城市”的魅力：
来了，就是深圳人。
创造这一“金句”的吴啸对媒体解释道，深圳是一个有1500万人口的城市，其中深圳户籍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春节返乡后，深圳就成为了一座空城。为了增强“留守”的外地人对深圳的归属感，吴啸为当地一项联立活动确立了“今年过年不回家，来了就是深圳人”的主题。
很显然，这句多元、包容且信心十足的口号成为了深圳市最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也成为各级政府、各大组织“二创”、“三创”的竞品。
例如2023年6月底，有媒体报道“夫妻先后把对方送入精神病院”。
牛B的是，收容的两家精神病专科医院来者不拒，充分展示了其“兼容并包”的医院文化：
来了，就是精神病人。
更牛B的是，西安卫健委在第二天回应此事时表态：
医院两次收治均没问题。
如果说，争相下黑手的夫妻给这起婚内冲突抹上了一丝喜剧色彩，那么无下限收人的精神病院则让众人感受到了惊悚的悲剧内核。
米兰·昆德拉说：
悲剧在向我们展示美妙幻境的时候，多少为我们带来了某种安慰；而喜剧则粗暴地向我们揭示一切的无意义。
❷ 失陷疯人院
6月27日，经过记者多次实地采访，西安《华商报》对“夫妻轮流扭送精神病院”进行了详细报道，事件的脉络与动机都是清晰的。
事情的背景是，当事人渊强（化名）和妻子屈艳（化名）开了一家公司，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但入院记录显示，2021年3月起，渊强情绪开始不太稳定，脾气相对暴躁，主要体现在：
怀疑妻子有外遇，私下收集妻子外遇证据，情绪低落（提示，这tm是重点，后面要考的）。
此时，家庭主妇屈艳表现得贤惠、坚强而专业。
渊先生说，屈艳没有激动地与丈夫就“外遇”问题发生激烈冲突，而是第一时间怀疑丈夫患有精神疾病：
她说我情绪不稳，是不是工作压力大等，建议我去医院看看。
家人说得多了，渊强也就重视了：
他先后去过多家医院，有时是自己去的，有时是家人陪着去的。他在2021年12月被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在2022年9月30日被诊断与“双相情感障碍”，为此还吃过一些药。
当时，他觉得这是家人对他的关心。
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类疾病的诊断缺乏定量指标，通常是根据描述性的结果做出的综合判断。例如初次诊断医生往往给出“抑郁症状”的初步判断，但如果你在家属陪同下反复去看病，医生可不得认为情况严重，给出“抑郁症”的进一步判断嘛。
戏肉来了：2022年以来多次留下“家暴”报警记录的曲女士，此前一直接受调解，但在拿到“抑郁症”的诊断结果之后，却直接联系医院强制收容：
2022年10月10日，渊强称他遭遇了人生的黑暗时刻：我下班刚走出公司楼门口，突然冲上来5名陌生壮汉，把我架到一辆越野车上，用我的帽子堵住我的嘴，击打我的头部、胸部，并用膝盖压在我胸口上使我不能动弹。同时还抢走了我的手机、车钥匙、银行卡、电脑等。
在被绑到医院的担架上、推进有三道铁门的病房后，渊先生在病房里见到妻子，他才意识到：
这一切是她早有预谋的。
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该医院强调，收治流程是符合收治条件的。渊强的妻子提供了他打伤人的照片和就诊记录，以及他本人曾经在其他医院关于精神疾病的就诊证明。
依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渊强既往于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考虑存在精神疾病，已存在危害他人安全行为，符合「非自愿」住院标准。
好家伙，在医院仅出具“焦虑状态”的很长时间里，屈女士忍辱负重；在拿到“抑郁症”结论后仅仅10天，屈女士重拳出击，直接K.O对手——您这家庭主妇不简单啊，这么熟悉精神病院收治流程？
而渊强入院后，事情变得更加离奇：
我从被强行送进的第一时间，就提出要见母亲和儿子，医院让我给母亲和儿子打了电话，但始终未让见面，理由是因为疫情管控。可我妻子带来的朋友，却能见我，并劝我，让我承认自己有病，安心治疗。
而渊强21岁的儿子告诉记者：
后来，医院给父亲做出的诊断是焦虑抑郁状态和偏执状态，2022年10月27日，我去接父亲出院时，又被医生以“谁送进来谁接走”为由而拒绝。直到80天之后。医生说我爸能不能出院，得我妈签字，说我妈是我爸的监护人。
可见，屈女士带着朋友一心劝告渊先生住院，在明知丈夫可以出院时不去办理出院手续，任由儿子四处碰壁（渊先生的儿子甚至拨打市长热线，也没有把父亲接出来），导致渊先生在医院多住了80天。试问，在入院前“贤惠”的妻子为何性情大变，恨不得丈夫永远被关着呢？
到这时候，哪怕是正常人，也得怀疑屈女士是不是设局了吧。
于是渊先生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北京安定医院做精神专项检查。检查结果说他没有精神问题。
安定医院7项检查结果分析报告单显示：
33项轻躁狂症状清单（HCL-33）结果为“正常”；
心境障碍问卷（MDQ）结果为“报告未见异常”；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检查（PSQI）结果分析为“睡眠质量很好”；
艾森克个性测验-成人版（EPQ）结果分析为“无精神质倾向”；
抑郁自评量表测评（SDS）结果为“无明显抑郁症状”；
症状自评表测评（SCL-90）结果分析为“无明显心理问题”；
焦虑自评量表测评（SAS）结果分析为“无明显焦虑症状。
但经过一番解释之后，渊先生失落地得知：
这些报告又不能说明啥，只会让他们认为，之前在西安给我把病看好了。
总之，在第一回合的交锋中，渊先生完败。
❸ 大家都有病
事实证明，被激怒了的渊先生同样不是善茬，他深深地体会到：
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下面，我们临时切换到妻子屈女士的叙事角度。
屈女士告诉记者，“丈夫出精神病院后没几天便离家出走”（对应着渊先生去北京做精神鉴定的时间。有意思的是，渊先生是在儿子、表哥的陪同下去北京的，但屈女士却认为是“离家出走”，你品，你细品）。
直到今年2月5日，（丈夫）给她打电话说要回家。然后就是：
我见到了丈夫和儿子，但没说几句话儿子就出了门。约过了五六分钟，进来5名自称是精神病院的陌生男子，上来就给我胳膊打了一针，很快，我全身没劲儿。我是被他们架着出门的。
憋屈不已的屈女士被带到另一家精神病院，在“换病号服——强制灌药——束缚病床——电击治疗”的一套丝滑流程之后，求生欲极强的屈女士说：
她跟医生明确表示，送她来的丈夫曾在此看过精神疾病，医生不予理睬。屈艳要求与家人联系，被拒绝。
事后该医院解释道：
人是她丈夫要求、医院派人上门带来的，虽然没有其他医院的就诊病例，但医院也收初次就诊者，家人也提供了相关的伤人毁物视频，符合非自愿患者住院条件。
从上帝视角看，这事情就相当离谱。
首先，屈女士把丈夫送进精神病院，诊断书、物证一应俱全，那是专业级别的玩法；而渊先生仅提供了伤人毁物的证明，怎么能由此判断女方是“初次犯病”？这“湿活”做得简单粗暴，不够漂亮。
更何况，屈女士“机智”地提出，她的丈夫在该医院看过病，暗示着医院应当核实丈夫的行为是否正常。你个精神病院起码得有个犹豫吧，抽空核实渊先生的入院记录不难做到吧？为什么不闻不问就急着收治新患者？
最后，屈女士在出院后披露了一个细节：
她的病历里，门诊诊断一栏中写着“精神分裂症”，出院情况标注“未愈”，但出院记录一栏里写着“精神分裂症？”
屈女士说，刚入院既然确诊了精神分裂症，怎么治疗了两天后又怀疑不是精神分裂症？通常的情况是入院时候怀疑有病，出院时应该确诊，怎么反着来？
所以，我们就更加不理解，西安卫健委事后申明“经调查两家医院收治流程规范”，这“规范的流程”简直让人“大无语”。
而从当事人渊先生的角度看，这事儿虽然不地道，但却有“今日大仇得报”的既视感。
然鹅，渊先生忽视了妻子的专业性，也低估了妻子“朋友圈”的力量。
屈艳的朋友赫先生向记者说：
那两天里，他们查找了西安的多个医院，都没找到屈艳的住院记录。
大医院没查到，就找小医院，想到渊强曾在西安脑康医院看过病，便前往打听，也没问出信息。
2月7日，他们一行人向主管部门求助，才问出屈艳的确入住该院。当晚8时，家人前往医院将屈艳接了出来。
初看起来，这位赫先生上演了一场“不抛弃、不放弃”的年度大戏，值得点赞？
但这一幕细思恐极。
首先，赫先生神通广大。屈女士“失踪”后，热心的赫先生迅速查遍了西安市所有的精神病院，当发现患者里没有屈女士之后，直接向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求助，才问到具体信息并接出医院。
这一套流程下来，赫先生总共用了：
2天。
相比之下，为了渊先生出院，他的儿子向市长热线及纪委举报后，花了80天才把父亲接出去。
从“拯救被精神病人”这个事实看，渊先生与屈女士的段位差距太大，连朋友圈都不是一个档次，感情破裂是迟早的事吧。
其次，赫先生身份尴尬。我们要相信一点，记者在调查时是不会放过每个细节的，人物的身份尽量精准。例如《华商报》说到两人先后入院，为渊先生奔走的是“母亲、儿子、表哥”，为屈女士打call的是“妹妹、赫先生”。
很显然，这位赫先生并不是屈女士的亲戚（否则不会与“妹妹”分开叙述）。那就是传说中的：
朋友？
问题来了，这位赫先生为何成为屈女士的紧急联系人，甚至充当了“第一监护人”的角色？联系到上文特意标准的“重要考点”：
（渊先生）怀疑妻子有外遇，私下收集妻子外遇证据。
你是不是感到一种“无中生友”的巧合？
再联系到屈女士在送丈夫进精神病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冷静与专业，以及赫先生在医务系统内的游刃有余，还有渊先生入院后做限制行为能力人鉴定时“恰巧”抽中收治医院，甚至在渊先生入院后赫先生陪同屈女士探望…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有没有一种可能，医疗系统的赫先生与家庭主妇屈女士建立了超友谊关系，先把渊先生送进精神病院，再鉴证出“无行为能力”，就可以把屈女士的丈夫关上一辈子，并顺利取得渊先生的家产以及公司？
广大淫民群众对这套路很熟啊。600多年前，在清河县开着包子铺的某位小业主有很多话要说…
大郎，该吃药啦
而要打消大众的疑问，其实也很简单：
请有关部门本着“红红脸、出出汗”的原则，把赫先生在哪里工作、担任什么职务…等信息公布出来，让强大的司法机构介入调查，还当事人一个清白。
嗯，如果问心无愧的话，这对赫先生也是一种保护。毕竟我们这个社会啊，不能让“为好友两肋插刀”的热心人：
流汗又流泪。
❹ 神奇的精神病院
2004年上演的大片《史密斯夫妇》中，布拉德·皮特与安吉丽娜·朱莉这对特工夫妻表面说着甜言蜜语，暗地里却痛下杀手，急不可耐地“物理净化”对方，让观众大呼过瘾。
但其实，我觉得它的港译版片名更贴切：
《史密夫大战史密妻》
如果仅从“冤屈二人组”（渊先生+屈女士）的角度看问题，广大吃瓜群众颇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想法。
但如果琢磨一下此案中精神病院的角色，没有哪个吃瓜群众可以笑出声来。
2018年6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后的《精神卫生法》，它剥夺了医疗机构强制收治的权利，规定患者住院实行自愿原则。
第三十条 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
（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理论上，违背这一原则的精神病院去抓人后，都应当负刑事责任：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也就是说，两家提供“强制治疗、强迫束缚、强行电疗”的医院领导，看起来就：
很有判头。
为什么事情被报道后，当地卫健委的介入与申明看起来分外可笑？因为这不是一则简单的医疗纠纷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司法问题。应当第一时间介入的，首先是当地公检法系统（尤其是GA机关）。
先要弄明白，这是民事问题还是刑事问题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精神病院不顾流程的严肃性，“来了就是精神病”？
这是因为，与公立医院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性质不同，大陆的精神病院是营利性机构。在利益驱使下，精神病院有动机放松收治的标准，从更多病人身上赚取更高利润。
而精神病院既当裁判员（鉴定收治标准），又当运动员（收治病人）的超然地位，又为潜在动机提供了方便。例如，只要家属拿出“诊断报告”，甚至只要简单地描述一些“症状”并愿意付钱，医院就敢把人关起来“观察治疗”。所谓的职业伦理，在盈利的驱使下什么都不是！
也许在他们看来：
钱没了，可以再赚；可良心没了…赚的更多？
老实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千头万绪，在短期内最有效的方法是：
优先避免第二类错误（typeⅡerror）。
所谓第一类错误，是拒绝正确假设而导致的错误，例如精神病院让真正的病患蒙混过关，不收治入院；所谓第二类错误，是原假设错误却被接受的错误，例如明明没有患病，却被当作精神病人而强制入院。
统计学上，在观测手段与样本容量未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是不能同时减少两类错误的。
但现实中，两类错误导致的后果存在差异，甚至给当事人与社会带来迥异的观感。
打个比方，你觉得“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第一类错误）与“宁缺毋滥”（第二类错误）哪个更恐怖？
我想，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希望是后者吧？为此需要放大精神病院“误收人”的后果：
例如查实一起类似案件，就以非法拘禁罪处理、处罚精神病院（接收方），以故意伤害罪对病人家属（送入方）入刑，从而避免“没病找病”的强制收治悲剧。
这个思路的目的是增大犯罪成本。起码，如此判决几次后，蓄意扭送他人入院的人，以及随意接收他人入院的人，在起歹意前都得心里打个哆嗦。
当然，现实中夫妻竞相送配偶入院，这是个别现象。最常见的，反而是利用公权力把“刺头”扭送入院。
早年间“被精神病”的重点观测人群就不提了，2023年1月，南昌就发生了“被送精神病院”的事件。
（以下省略305字）。
所以我建议：
对公职人员乱送人，以《公务员法》中“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以及“对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论处。
不知道你们资瓷不资瓷啊？
1961年，约瑟夫·海勒等人开创了“荒谬的事实并列、残忍与柔情共存”的黑色幽默文学流派。他在其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平静地叙述：
Catch-22规定，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可问题是，你一旦提出申请，恰好证明你是一个正常人，还是在劫难逃。
我希望，那不是我们一眼所望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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