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许多学者对《诗经》中的具体篇目进行细致地研讨，或集中在《诗经》类目下的专题研究，或着眼于某一首诗的内容深入挖掘。
部分学者对《诗经》中的一些篇目进行划分，综合考释诗篇。有些学人按照风、雅、颂的分类对诗篇详加阐述。
专著如张启成《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对十五国风、雅诗、颂诗的作者、题旨、思想观念等内容细致评述，多有新见。
陈冬梅有意选取同为周王室的“二南”《王风》《豳风》等诗篇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地理环境、诗旨、题材、风格等特征。
杨洁从地域文化视角切入，集中对《邶风》《鄘风》《卫风》《齐风》《秦风》《齐风》《豳风》的诗篇进行考证。
围绕周代自然地理气候、地理位置、地貌特征、风俗文化、艺术风貌等方面，分层次、有主题地讨论诗篇，思路新颖。
章原结合晋地文化，对《唐风》《魏风》的文本内容进行阐释。黄松毅从仪式乐歌的角度对《大雅》中的诗作进行系统划分，以颂祖德歌诗、颂时王歌诗、美刺时政歌诗三个专题展开研论。
何新将雅与颂按照史颂、先袓颂、宗庙颂、农社颂的归类，逐一解题与注解。姚小鸥以三《颂》为研究对象，结合诗礼间关联，探论颂诗的文本生成、阐释与周代礼乐文化的演变。
论文如刘娟《＜诗＞二南再考论》对《周南》《召南》的涵义、性质、地域等相关问题及争论逐步厘清，明确“南”之涵义，推断二南的地域与创作时间等，结论中肯。
徐正英结合出土文献，发现“二南”为周初周公制礼作乐时，在东西两都的京畿之地采集整理后入乐的城乡诗乐，并细致考证了《关雎》《汉广》《野有死麕》等诗篇内容。
李方元、韩朝重点考察了《诗经》“二南”乐歌的编撰过程，从民俗学角度讨论了“二南”的地域性、民俗性、社会性、政教性等问题。
柯小刚对《召南》前三首诗仔细分析，认为《鹊巢》《采蘩》《草虫》蕴含着人类对生活的原初思考。他在阐释诗篇时，不局限于汉、宋争论，能够摒除经学、理学成见，重新对诗做出解读。
邵炳军根据《唐风》的《蟋蟀》《山有枢》《椒聊》等内容，研讨在春秋前期晋国风土下的礼仪制度规范。
马志林综合研究《小雅》《大雅》的基本问题，重点讨论了二雅的创作、编次、内容、征引情况、对当时及后世文学的影响等方面，内容扎实。
祝秀权综合研究《诗经》“三《颂》”的主旨，言明其意非颂神，实质是为颂美时王之盛德、成功并告之于神。
郑志强对《诗经》中的颂体诗进行考察，将其分为天子郊祭、四时祭祀、巡守告成之祀、农事祭祀等乐歌题材。
他还总结了这些颂体诗的艺术特征，认为除“四言单章”的主流结构外，运用“形容”修辞格、“报告与祈祷”的修辞方式、“叠字”“镶嵌”修辞手法，独具特色。
还有一些学人从制度、历史、思想、文化、音乐等层面综合梳理并归纳诗篇。专著类如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祌》将《诗》按照农事、燕饮诗、战争、婚恋等方面统合，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
张建军《诗经与周文化考论》、马银琴《两周诗史》采用诗史互证的方式，考论《诗经》中的史诗，见解精深。
刘玉峨在《〈诗经〉与周代社会》重点讨论了《诗经》与周代农业生产生活、周人生命意识与周代哲学思想、婚姻、德教、军制、服饰、天文等问题，内容宏阔。
江林《〈诗经〉与宗周礼乐文明》，从祭礼、婚礼、雉燕礼、射礼、宾礼、军礼、凶礼等多方面，考察《诗经》中的礼制内容。韩高年把握《诗经》的思想内容，分为农事诗、史诗、燕饮诗、战争诗、哲理伦常诗、风俗诗等题材，探论诗体源流、演变与诗学意义。
论文类如李贵生、李天保结合《周南桃夭》《鄘风柏舟》《唐风绸缪》《齐风南山》等篇目内容，考察其中所体现的婚俗文化。
李婷婷从诗乐属性立论，探究周代五礼中的《诗经》乐章。她认为诗篇是西周历代乐官和贵族士大夫之作的乐章，担负起政治化、伦理化的功用。
王政基于军旅祭俗的现象，肯定《大雅皇矣》和《鲁颂泮水》的描述为战捷后献俘馘的祭典仪式。
边思羽主要梳理了《诗经》中的宗庙祭祀诗、农业祭祀诗，讨论诗篇中蕴含的宗教观，具体分为至上神崇拜、祖先崇拜、以德配天等观念，一一进行论述。
王莹整理《诗经》篇目中存在的“尸”之主题，分析这类祭祀诗歌的程式化叙述与诗体变迁。吕树明通过观察《豳风七月》《小雅楚茨》《信南山》《大雅云汉》等十三篇农祭乐歌，探究其叙事结构的形态特征与变动轨迹，并指出此类农祭诗的叙述形态与祭祀仪式关系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曹胜高师撰写的《歌哭之辞的形成语境及其理论阐释》《军社之祀与〈诗经〉军征之诗的生成语境》《阴讼于社与〈诗经〉婚怨之歌的生成机制》《山川之祀与〈诗经〉相动乐歌的作成》等文章。
从丧葬歌哭、军社祭祀、婚姻之礼、山川祭祀、等多方面对诗篇分类考证，综合传世与出土文献，从礼仪、乐制、历史、文化等多维度综合阐释。文章论证详实严密，结论中肯，亦为本论题提供思路。
部分学者关注于具体诗篇或诗中详细内容的分析与解读。一些学人对《诗》中某一首诗做出考论。
专著如陈子展《诗三百解题》，具体到每一首诗题旨的深入阐发。书中详细辩论了诸家对诗旨的论说，并做出判别，逻辑清晰。
刘毓庆《〈诗经〉百家别解考（国风）》系统地梳理了历代对诗旨、诗中章句的重要解说，并于其后提出己见。这些注解有别于传统的阐释，故称“别解”，作者对诸说的评述精彩深刻。
杨树郁、许宏伟所著《国风诗旨辨略》，亦对《诗经》中一百六十首风诗逐一探求主旨，征引他说以辨明之，评析细致。
论文类如邵杰《〈诗经关雎〉“刺诗说”商兑》，将传统以《关雎》为刺诗的说法概述为刺商纣之政说与刺康王晚朝说，并分类整理研究，探究《关雎》“刺诗说”的涵义与本质。
崔治在《〈诗经国风穋木〉篇考释及主旨辨析》中，对该诗诗旨的主流解说逐条辨析，通过训解了诗中的关键字词，找寻诗旨线索。
他还根据诗篇产生的时代、地域等信息分析论证，指出《穋木》本为颂美君子品德之诗。孔德凌在《〈诗经鲁颂泮水〉本义考论》一文中，纠合诗文描述、用语及相关史料，阐明《泮水》之题旨、章句、叙述方式等内容。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细致精审地对诗篇中的名物意象、字词章句等内容进行考察。专著类如王其全致力于《诗经》工艺文化的诠释。
整理诗中建筑、器物、乐器、车舆、兵器、服饰、植物、鸟兽虫鱼、天地人等描写内容，阐释其内在的工艺文化与成就，论说详尽。
吴华亮《〈诗经〉名物的文学价值》，汇集《诗经》中名物的描写，分析其叙述的特点、反映的时代背景、体现的时代精神、折射的审美特征，以及达到的艺术成就。
李婷婷《〈诗经〉之器乐研究》融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从诗篇中的器乐演奏、诗之器乐应用、诗乐题材性质、诗乐理论等方面展开论述，视角独特。
朱广祁主要整合《诗经》中的双音词，分析双音词的内容分类、词性搭配、结构方式等情况。王金芳、杨合鸣所著《〈诗经〉虚词研究》，统计归纳诗篇中的虚词，开设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等章，每章又进行细分，考析其意义与用法。
论文类如江林昌着重探究了《诗经》中的“桑林”意象，分析其来源，内涵，礼制、文化背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论证严密。孙旭辉深入论及《诗经》中的山水形象，讨论山水内涵及其背后体现的审美意识。
陈明珠、黄新光分别对《关雎》、《七月》的名物进行训释与考定，见解精深。对诗中字词章句进行探研的如马银琴针对《周南葛覃》“归宁父母”，考察“归宁”的涵义及其礼制背景，同时论述了“归宁”在后世嬗变的情况。
李炳海以《大雅文王》“无念尔袓”为考察对象，详细分析“无”的字形、字义、组合词组词性，结合《左传》《国语》等文献表述，探寻诗句的解读。
尹海江具体考察《鲁颂閟宫》“三寿作朋”中“三寿”的释义。他在文中辨别旧解、整合文献，指出诗中三寿应为三老之义。
赵敏俐综合诗乐、文本、音韵等要素，对诗中的嗟叹词和语助词详加梳理，论述它们承担着重要的音乐与诗体功能。
曹翠云发现《诗经》中“明星煌煌”“明星栖栖”等语句与黔东苗语语法的相似规律，并对这些诗句重新阐释，发人深思。这些对诗篇内容的细致分析为本论题的解诗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学界对《诗经》使用与阐释的研究成果是相当可观的。学者对汉代引《诗》的细密梳理，为本论题研讨汉代解《诗》累积素材。
尤其是他们对于汉儒及论著中征引《诗经》的内容、方式、特征的深刻分析，为论题的展开提供借鉴。
不少学者致力于四家诗的考察，对四家诗说、著述、源流、演变等情况全面论析。这些丰厚的研究理论为本论题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学术思路。
还有很多学者集中对诗篇内容进行考释，他们多角度、有层次的阐释与论证，有助于本论题写作视阈的拓宽与研讨的深入。
尾声
总之，前辈学者们的学术功绩与价值值得肯定与尊重。然从目前的学术成果来看，对《诗经》阐释的讨论过于宏泛或局限，对“汉代解《诗》”的情况未能充分重视。
正基于此，本文将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代解《诗》进行系统深入地考察，通过对解《诗》内容的分类及释《诗》之例的具体分析。
明晰汉代诗解的诠释路径、方式、形态与演变过程，进而观察汉人的《诗》学认知，以期对《诗经》研究贡献绵薄之力。